蘇軾傳【第十集】: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為何更具遠見?

文學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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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界命名過一個黃宗期定律
這項定律的大意是
封建朝廷總有加稅的傾向
在常規稅收之外
不斷巧立名目
徵收各種稅賦
當名目越來越多
越來越亂
就會開始並稅改革
把所有稅費和攤牌打包成一個項目
並且承諾該收的全都在這裏了
不會再額外徵收了
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又把這個打包的項目當成常規稅收
凡有額外需要的話
還會再立新的名目
然後稅費名目越來越多
越來越亂
朝廷又開始並稅改革
長此以往
就形成了一種週期性的規律
拿來命名這個定律的黃宗熙
是明清交際時期的思想家
其實蘇氏比黃宗熙
更早的發現了這個定律
在經濟和商業問題上
蘇氏比他同時代的王安石
目光更長遠更透徹
上一講
我們說到蘇氏攻擊變法的萬言書
那麼他的對頭王安石怎麼說呢
王安石認爲政府應該與奸民爭利
從而富國強兵
這種思想下
他反對奸兵
提到奸兵
我們通常的理解是土地奸兵
大地主吞併小地主的土地
久而久之
但這是農耕社會里的問題
北宋已經從傳統的農耕社會
變成半農耕半商品經濟的社會了
王安石很可能是第一個
超越了小農意識的人
所以在他那裏
奸兵的含義要寬泛很多
王安石有一首五言詩
題目就叫《奸兵》
批頭就講
意思是在從前良好的政治環境裏
一切財富全由統治者安排
私自據點財富就叫奸兵
依法擋住
但到了後來
統治者失去了支配天下財富的權利
比如秦始皇
雖然統一天下
卻不懂經濟學
竟然高調錶彰民營企業家
世道就這麼壞了
最後導致
天下由立出一孔
淪爲了立出百孔
統治者支配不了多少財富
民間卻各有各的生財之道
這怎麼行呢
要想復國強兵
必須立出一孔
怎樣做才能立出一孔呢
只有兩種途徑
要麼擴大稅收範圍
加強稅收力度
要麼
變私營爲官營
我們用現代觀點來看
馬鞍石的想法
幾乎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
重點抨擊的重商主義
所謂重商主義
並不是重視市場經濟
恰恰相反
他要扼殺市場經濟
強化政府對經濟的支配能力
在馬鞍石變法想要改變的事情裏
扼殺市場經濟
就是很重要的一項
要搞這麼大規模的變法
必須先把兩個先決條件論證清楚
一是正當性
二是可行性
所謂正當性必須證明
變法既合乎聖賢教導
也合乎傳統倫理
所謂可行性
最好拿出成功的先例
所以王鞍石的論證和蘇氏的反駁
火力
正當性的問題
不容易辯論清楚
因爲儒家經典內容太豐富
一個人只要頭腦活絡
讀書用心
那麼他對正反雙方的觀點
都不難組織論據
可行性的問題相對來說容易判斷
因爲成功的先例確實存在
那就是漢武帝時代的桑弘揚變法
漢武帝也像北宋政府一樣
遇到過嚴重的財政困難
漢武帝啓用了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揚
搞了一系列的改革
完全消除了財政赤字
在桑弘揚的新政理
最著名的就是銀鐵專賣
我們知道
石銀和鐵器都屬於生活必需品
幾乎沒有需求彈性
無論價格高低
需求量都是基本固定的
誰也不會因爲石銀降價了
每天就多喫兩勺
也不會因爲漲價就不喫
鐵器對於農民也是一樣的
所以誰要能壟斷銀鐵經營的話
不但能賺大錢
還很容易調控產量和庫存
桑弘揚所做的就是政府壟斷
而且是從生產到銷售
一條龍式的壟斷
只有在偏遠鄉鎮
政府懶得設置銷售點的地方
纔會發給小商人特許經營權
當然小商人爲了得到這項特許經營權
必須繳納重稅
對商人徵收的重稅
既能夠增加政府收入
又能夠讓政府得到重農易商
縮小貧富差距的好名聲
壟斷性的官銀會造成哪些後果
我們都不難想見
諸如價格高品質差
強買強賣
對消費者的需求漠不關心
但這一切的不便
都是由千千萬萬名消費者承受的
國庫無論如何都風營起來了
在王安石看來
如果任由商人囤積居奇的話
千千萬萬名消費者所承受的這些不便
難道就會憑空消失了不成
商人才是最奸的
永遠都在追求利潤最大化
不像政府爲了政治穩定的緣故
還會平抑物價
不會眼睜睜看着老百姓缺煙少鐵
以我們今天的知識
很容易看出王安石陷入了一個思維誤區
那就是給政府賦予了天然的道德感
蘇氏在這方面就務實很多
表現出了真正意義上的真摯着見
蘇氏說
桑紅陽的政策不但不是成功先例
反而是前車之鑑
因爲它的後果是私營經濟嚴重萎縮
盜賊橫行
天下幾乎打亂
所以到了漢武帝的接班人那裏
才順應民意
逐步廢除了桑紅陽的政策
這才天下歸心
社會穩定
更重要的是
蘇氏能夠以一名儒家知識分子的身份
看出來經商的不義和商業利潤的正當性
蘇氏在《萬言書》裏的原話有
商股之勢曲折難行
正因爲要賺點錢很曲折
很艱難
需要多方相繼
委曲相通
一旦改爲官營
首先需要設置龐大的官營機構
成本絕對高於私營
經辦的官員
又不可能像私營商股一樣用心
在各種環節裏也免不了銀絲舞弊
所以同一件商品
官營的售價註定比民營的貴
如果對於官營機構只看利潤
不看影性成本
那就好比
有一個爲主人家放牧牛羊的僕人
偷偷用一頭牛換來五隻羊
他不告訴主人
那頭牛去了哪
去拿那五隻羊找主人要工
王安石變法取得的那些成績
和這五隻羊如出一轍
我們必須想到
在古代重農輕商的傳統裏
王安石的看法更加符合直覺和常識
商人並不創造財富
沒道理
憑着囤積居奇和巧取豪奪
就比農民和手工業者賺到更多的錢
所以剝奪商人的利益
實在是合情合理的
蘇氏卻能夠正視商業利潤的正當性
理解商人賺錢的不義
這在當時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
蘇氏既不低估商人的道德感
也不高估政府的道德感
沿着蘇氏的邏輯
不難推導出來
如果壟斷經營是壞的
如果朝廷的道德感
並不是天然的高於私人的道德感
那麼憑什麼朝廷壟斷經營
就一定比私人壟斷經營來得更好
我覺得在正當性的問題上
蘇氏的觀點更加高明
我在前面講過
如果僅僅引經據典來論證正當性的話
那麼最有可能的結果是
王安石和蘇氏各有各的論據
旗鼓相當
但蘇氏另闢蹊徑
找到了一個讓王安石絕對無力反駁的論據
黃宗熙定律
蘇氏指出
王安石的變法內容完全符合黃宗熙定律
黃宗熙是明末清初的人
他的觀點被概括成定律
更是最近幾年的事兒
蘇氏當然不可能知道
但是蘇氏早在黃宗熙之前
就發現了黃宗熙定律
蘇氏認爲
一項制度的確立會產生長遠的影響
所以制度的設計者既不能短視
也不能一廂情願的把制度的執行人
都想象成既善良又能幹的人
這一點倒是可以呼應上
他在《思之論》裏面的命題
描繪社會藍圖的時候必須極盡周詳
只要夠周詳
就能夠準確預見到千百年之後的發展狀況
顯然
王安石的這些藍圖
在蘇氏看來太不周詳了
我們知道
性善論是儒家理論大廈的一塊基石
基於性善論構想出來的社會
是那種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
世界就會變成美麗的人間
蘇氏的哲學思想恰恰背離了性善論
所以才能形成這樣的見解
順着他的見解推演下來
好的制度設計
應該就像我們熟悉的分蛋糕的設計
切蛋糕的人拿所有人挑剩下的一份
這樣的話
就根本不必講什麼大公無私的精神
捨己爲人的奉獻
因爲無論執行者是好是壞
都不會影響最後的結果
對性善論的背離
就是蘇氏考慮問題的哲學高度
因爲它的哲學高度
比同時代的儒家知識分子更高
所以看問題才能更長遠
更透徹
今天雖然從學術角度講
哲學已經不再有什麼高度了
但具體到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和判斷力
哲學高度依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
決定人生高度
所謂無用知學
無論對於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
往往會在不被察覺的時候
在深層次裏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一個人的哲學高度
對於今天的工作和生活
有沒有什麼影響
歡迎結合自己的經驗
談談你的看法
在北宋新陵變法帶來的
曠日持久的黨派鬥爭中
蘇氏和王安石
這兩位才學 見識 智慧
同屬當時第一流的傑出人物
針鋒相對
他們倆到底有沒有中間對錯之分
下一講我們就來說說
接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