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二十一集 原著：鄭念 有聲書 大陸下架 #文革 #十年浩劫 #紀實文學

第二十一集 三天後 我又被提去審問 又強迫要做交代 我還是像上次那樣 如此這般地做了回答 後來 我又被帶回囚室 要我再反復就這件事考慮回憶 此後每隔兩三天 我總要被帶往審問室 這樣繼續了三個星期 審問室的空氣也很是緊張 但我無法猜到他們葫蘆裡究竟賣些什麼藥 在這個階段 為了對我施加壓力 那些看守拒絕供給我迫切需要治療牙齦炎的消炎片 因此我的炎症很快就更嚴重了 不僅是牙齦 甚至連口腔兩側的凹陷處都發炎了 我無法進食了 我請求看守給我喫稀飯 這樣就可以不必經過咀嚼 而仍能使身體得到一些維持生機的營養 我的牙齦的劇烈疼痛 令我無暇他顧 即使身子坐在審問室裡 也令我無法集中思想以應付審訊 我切身體會到 為何有些犯人到了這種地步 就會屈服投降 那只是因為肉體的疼痛動搖了他們的意志 我時時告誡自己 不管經受怎樣的痛苦 也要保持意識的清醒 我要求喫稀飯 這倒給他們機會以減少我的伙食定量 喫飯的時候 他們只給我半碗灰乎乎的水 裡面漂浮著幾顆米粒 這樣的伙食喫了幾天 我就昏厥了 那個比較好的看守叫來了醫生 他給我注射了一劑葡萄糖靜脈針劑 又和那個看守一起把我送去監獄醫院就診 不知那位看守私下對醫生說了些什麼 那個醫生給了他一張書面證明 當我被帶回看守所時 他們恢復供給我定量的消炎片 喫飯的時候 也給我一碗稠稀飯 外加一個饅頭 待我又一次被帶去審問室時 那個審問員要我讀三遍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待我念讀完畢坐下 他就問我 你完全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所說的嗎 我想是的 解釋一下 我想毛主席要大家都知道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 不僅僅只侷限於文化領域 對了 那兩個繼續又是什麼 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繼續 這不僅是個新的鬥爭 而且還是正在進行著的鬥爭的繼續 我解釋著 有關國民黨那段 又是怎麼說的 文化大革命也是1927年以來 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階級鬥爭的繼續 對了 既然你對此很瞭解 那你就得認清你自身問題的嚴重性了 國民黨是我們的敵人 被我們的軍隊打敗後 他們在美國的庇護下逃亡至臺灣 在我們解放臺灣 把偉大領袖的紅旗插到臺灣之前 我們對國民黨的鬥爭還要繼續 要完成這一項革命 必須先徹底搗毀國民黨 偉大領袖決心要解放臺灣 我們的林副主席有信心奪取最後勝利 但以劉少奇為首的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他們 他們說臺灣的問題要等下一代來解決 那是投降派的態度 我們偉大領袖認為 有關臺灣的去從是我們當代的職責 我們有決心在現階段解決 因為我們打敗過國民黨的軍隊 我們有林副主席那樣富有經驗的軍事家領導我們 我們必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與劉少奇這夥走資派的階級鬥爭 與對國民黨的階級鬥爭有著密切的關係 現在我們已經徹底打倒了劉少奇一夥 已經再次把領導權奪回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手裡 我們還要與國民黨鬥到底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對我們的隊伍加以清理 以防止他們為敵人組織第五縱隊 國民黨的殘渣必須集中隔離 嚴加看守 不讓他們危害人民 你丈夫是國民黨高級官員 那位年齡大一點的北京人緊接著說 不屬高級 只是中級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 在國民黨撤到臺灣時 他就選擇留在這裡 我提示他們 就是許多國民黨官員都這麼做 有許多是國民黨有意安排他們潛伏下來 進行破壞搗亂的 他們個個都要經過詳細的審查的 我丈夫就任上海亞細亞的總經理 是經過上海市政府批准的 那個時候 我想共產黨已經對他的政治經歷 做過全面審查了 那並不能說明什麼 那個審批者 可能就是個走資派 我們造反派出於今天的需要 有今天的要求 早在長徵前 還在中國紅軍建立蘇維埃初期 我們的軍隊尚未向國民黨交戰之前 偉大領袖已經制定了一套 對付階級敵人的有效執法 那時就跟現在文化革命一樣 我們把主要敵人關在監獄裡 其他敵人則由革命羣眾來進行監督 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做了 那個北京青年顯然還是個學生 吉利想表現賣弄在毛選中學到的一些理論 他這裡引用的 是1936年毛澤東所論述的 有關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五次反圍剿之前 所採用的一些策略 你要清楚 自己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交鋒中的立場 由於你的家庭出身 及你丈夫和他們的關係 你永遠只可能站在國民黨這邊的 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北京人說 我想你完全錯了 我並沒有被嵌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爭鬥之中 我很遺憾 共產黨和國民黨要互相這樣爭鬥 在這個過程中 犧牲了許多無辜的中國人 令國家財富也遭到了損害 作為一個中國人 希望兩個政黨能和平統一 為國家美好的前途做出貢獻 只有在徹底摧毀國民黨勢力後 纔有團結的可能 那個學生說的 假如你不擁護國民黨 就像你說的 也沒有捲入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 那你為什麼要在國民黨黨旗前照相呢 那個審問員問我 我一點也不明白你們所說的 我竭力猜測兩位所指的究竟是什麼 但我實在想不出 你們為什麼不索性挑明瞭講呢 其中一定是有誤會的 那麼回憶一下1962年 1962年發生了什麼 我不知道1962年發生了什麼 只是我母親是在1962年去世的 那就對了 兩個北京人同時表態 你還是老實交代 把一切講講清楚 你們要了解我母親去世時的情況嗎 我疑惑地問 對 把全過程都講出來 包括每一個細節 那個審問員說道 我真被搞得暈頭轉向了 不明白他們究竟要逼我說什麼 既然他們想知道 我就向他們敘述了 母親去世時的情況 那是我母親的鄰居 打電話通知我去南京的 等到我抵達南京的時候 發現我母親已經中暑而昏迷了 那個時候正是7月份 氣溫持續在攝氏35度左右 我們叫了一輛救護車 將她送到醫院 一開始病情有所好轉 到後來卻轉成肺炎 結果因為心臟衰竭而去世了 你的弟弟們也去了南京嗎 是的 和他們的妻子一塊來的 你母親死後 你們又幹了些什麼 我是長女 我主持辦理她的喪事 你搞了一次迷信活動 這又一次證明 你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動派 那個青年說 有些共產黨幹部 慣於把任何宗教儀式 都說成是迷信 我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所以我用佛教儀式為她舉行葬禮 你還做了違法亂紀的事 自從大躍進後 佛教廟宇都取締了 和尚也都遣散了 你卻為著你母親的喪事 而特地招來了幾個和尚 那個審問員說 我是委託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負責人 替我請來了幾個和尚 他們只是準許 為來自東南亞各國外賓 舉行宗教儀式的 不包括本國人 但我見到的那位答應幫我忙 是經過我再三懇求 他才答應的 我說道 當時我記得很清楚 那位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負責人 是經過我反覆要求才應允的 我奉獻了一大筆香火錢 才請到了那幾位和尚 但我不知道 這是違反官方規定的 最後 他答應代我請六個和尚 為我母親的葬禮誦經 你在你母親的喪事裡搞封建迷信 是有罪的 你弟弟和弟媳同樣有罪 因為他們沒有阻止你 你還把你美國妹妹們的名字 都刻在墓碑上 說明你自己 和住在海外的叛國投敵分子 根本沒有劃清界限 這種種事實 毫無疑問地證實了 你是個反動派 那個青年說 我在美國的妹妹 也是我母親的女兒 按照中國習俗 子女的名字 都要刻在墓碑上 這些以後再說 現在你告訴我 在你母親喪事之後 你又幹了些什麼 離開墓地後 你又去了哪兒 那個審問員問我 現在他們三個人 都顯得很是緊張 那兩個北京人 幸災樂禍地盯著我 我們回到他的住房 整理遺物 你們回到他住房前 又去了哪裡 沒有去哪裡 我們就直接回我母親家裡 在你母親下葬後 你們有沒有去中山紀念堂 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北京人說 沒有 我們大家都很悲傷 而且也很累了 交代 那青年突然敲著桌子 你們要我交代什麼 我母親的葬禮 不帶任何政治色彩 你母親的葬禮 是不帶任何政治色彩 但你和你弟弟 卻一起去了中山紀念堂 在國民黨政府的國旗前拍了照 這是個十分重要的政治問題 你這是誓死向國民黨表忠心 1962年 正是國民黨計劃反攻大陸之際 這種推理 其但荒唐 簡直令人發笑 但我也明白 情況確實很不利 與這些根本一無所知的愚昧人辯論 是需要大量精力的 我的健康狀態那樣惡劣 又缺乏營養 已經沒有與他們爭論的精力了 在整個受審過程中 我的口腔一直在劇烈作痛 我已經是身衰力竭 幾乎要昏厥過去了 但我還是掙扎著 試圖把問題講講清楚 雖然我一點都想不通 為什麼要對我產生 這般荒唐的懷疑 你們要講道理 首先 你們是否肯定 中山紀念堂前掛有國民黨的旗幟 假如國民黨離開南京後 那邊已經沒有國民黨旗了 那麼 我們怎麼還有可能在他面前拍照呢 其次 就是假定那邊確實有一面國民黨旗 也假定你們的說法 既我是為了在國民黨回來時 向他們表忠也成立的話 那麼 國民黨是不是僅僅就因為 我的這麼一張照片 就相信了我對他們的忠誠 國民黨軍官也不是蠢貨 他們難道不會懷疑我 因為他們知道 我和我丈夫在1949年 是選擇留下來 而不是跟他們去臺灣的 他們會信任你的 因為你是個國民黨特務 那個年輕人聲明 假如我真的是國民黨特務 就沒有必要向他們證實 我對他們的忠心了 你們自己都矛盾擺出了 那兩個北京人同聲大吼道 你必須老實交代 你和你弟弟 曾經在南京中山紀念堂 國民黨的旗子前 留過影 那請你們去問問 我弟弟們 還有弟媳婦們 他們會告訴你 有沒有這回事的 我們從來沒有去過 南京中山紀念堂 我們已經去問過 你那北京外貿學院的弟弟了 開始他也一口否認 但經過造反派幫助 他認清該走的路 現在他已經做了全面交代了 他說 是你發起去中山紀念堂的 他還說 用的還是你的相機 你在上海充印了照片 寄給他的 你還敢抵賴 那個青年人大聲叫囂著 我只覺得當頭一棒 當然 這一切都是胡編亂造 我不知道那些極左分子 到底如何折騰我那可憐的弟弟 而使他發出如此違心之言 不過 我想像得出 他已經受到非人的待遇 為了應付這一異常棘手之事 我只得求助於毛澤東語錄 我高高舉著他說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飯要一口一口地喫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希望你們按照他的指示辦事 請你們親自去南京中山紀念堂看看 中山紀念堂 是由南京市政府一個部門管理的 也有許多外賓到那裡參觀 國民黨離開南京已經這麼多年了 那裡絕對不可能會有國民黨的旗子 你們自己親眼去看看 假如你們看見他了 再回過來懲罰我也來得及 我又逃不了 那兩個北京人只是幹瞪著我 而那個審問員一挺身站起來說 你現在可以回囚室去 把你的問題再考慮一下 我想 可能最後他也承認 我所說的是合乎邏輯推理的 解決這個疑問的唯一辦法 就是叫那兩個人 親眼去中山紀念堂看看 我希望他們會這樣做 如果他們在中山紀念堂 沒有發現國民黨的旗子 他們會回北京去彙報的 可能事實確實是如此 因為一連好幾個星期 他們都沒有再回來找我 整個文化革命中 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錢 四處外出調查階級敵人的罪行 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 遊山玩水 尋親探友 不少人故意拖延著出差期限 以便遊遍各處的風景區 因為上海是中國人最嚮往的購物城市 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來轉轉 那兩個北京人來上海時 肯定路過南京的 我想他們是不會願意 先去南京核實一下 中山堂前究竟有沒有國民黨旗子 因為假如他們事先就發現 那邊根本就沒有那國民黨旗子 那便只能動身返回北京 而失去了來上海的機會了 因此每次他們最多對我審訊兩個小時 這樣的話 其餘的時間他們就可以自由活動了 因為他們的差旅費及住宿費 都由他們單位的革委會來支付 聽任他們可以在上海悠哉遊哉地享用 而這些外出旅遊的機會 往往分配給那些比較積極的造反派 以鼓勵他們對極左領導的忠心耿耿 我一個人待在牢房裡 反復地回憶著這個意外的小插曲 開始我是有點生氣的 怎麼我的親弟弟 也會屈從於他們的壓力之下 但我一想到 自從50年代初以來 他所遭到的種種厄運 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殘酷迫害 我也就心平氣和了 代之而起的是對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憐憫 我只好想像 這是由於那些造反派頭腦發熱了 為了要深挖出大量國民黨的追隨者 而編造的這麼一段 並強迫我弟弟承認交代 他們在事先已經攪亂和摧殘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 因為一般地講 我弟弟為人既非愚笨 也不屬於奸詐之輩 我弟弟是在50年代初期 受共產黨邀請回國 參加祖國建設的留學英美的青年經濟學家之一 當時他們都在做研究工作 回來後 他以經濟學專家的身份在外貿部工作 他的工作是分析編寫世界各地的經濟概況 享有較高的地位和優厚的待遇 然而不久就發現 雖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貿部技術部門的專家 及他們在海外的分支機構的重視 但不能令當局滿意 所以他所在的單位的共產黨書記 開始對他從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 因為他所寫的報告 不能配合當時的宣傳路線 即預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來臨 這些年來的境遇 令我弟弟一直鬱鬱不歡 在學術上 他置身於他所瞭解的事實真相 和當局為了配合政策實施 要他講的唯心之言的夾縫之中 左右為難 他變得沉默寡言了 難得臉露笑容 看來他工作上再努力盡興也是突然 除非他與講大話之輩同流合污 他的黨委書記總是對他施加壓力 他們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 一次那個書記就當面訓斥他 我再不能允許這些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 大唱頌詞的報告 從我們這個機構發送出去 你如果再這樣寫 就是反共 1957年反右開始了 那個黨委書記認為 這是除去我那不聽話的弟弟的機會 他們收集了許多有關他曾在英國 做過研究工作時的材料 對他開了持續有幾個鐘頭的鬥爭會 將他關在辦公室裡 隔離了有好幾個月 不准他回家 並由一個積極分子組成的戰鬥隊 對他進行日夜盤問 不讓他睡覺 這就是所謂的疲勞轟炸 他們最後終究沒法把他打成右派 主要是因為 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提供 他曾經批評過共產黨 但這次陰森可步的經歷 令他患上了胃潰瘍 同時抹去了他臉上 僅存的那麼一絲難得的微笑 他的頭髮開始花白了 眼睛也老花了 其實那時他僅有37歲 他明白自己在本單位已經待不下去了 便要求調換工作 那個黨委書記 正在為沒能把他打成右派而惱火 他表示 因為我弟弟太傲慢了 因此需要和農民共同生活一個時期 來提高他的社會主義覺悟 於是 他被送往北京郊區一個農村去養雞 那裡生活很落後 他每月只准回家一次 但他也覺得不錯 因為這樣可以遠離那些官僚主義的領導了 他就很認真地養起雞來 而且做得很好 因此他的雞比人家的肥 而且蛋也下得特別多 而每次他休假回農村時 總帶回一大堆參考書 及幾箱進行實驗的設備 來改進他的飼養工作 許多農民都湧到他住所來取經 向他請教 這樣一來 農村的領導又生氣了 他們要求外貿部把我弟弟調走 正巧這時 中國經歷了大躍進失敗後的困難時期 一般地說 在困難時期 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是給予一些照顧的 外貿部問我弟弟 他希望做何種工作 我弟弟要求當個英語教師 後來 他就被分配到外貿學院英語系當教授 他在新的單位勤勤懇懇做得很好 文化革命開始時 他已經成了公認的英語教學的權威 並且負責青年教師的培訓 而且也著書立說 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後來我從監獄裡出來後 想與弟弟聯繫 他卻不願和我通信 他講 像我這樣一個 過去和西方世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 仍然是個危險人物 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 接著四人幫被捕 我弟弟才將我邀去北京 我發現他已經徹底衰老了 文化大革命中 他因為是一名教授 歷盡了殘酷的折磨 他和他妻子在武器幹校勞動了幾年 那裡的生活非常艱苦 我實在不忍心再提及 他為什麼要說 我們在南京中山紀念堂國民黨旗前留過營 我不忍心讓他覺察到 我在責怪他屈從了極左派份子 因為他所承受的痛苦已經太深了 受迫害的時間也太長了 北京外貿學院在文革期間被迫關閉幾年後 又重新恢復了 他和其他幾位教授 又忙忙碌碌地把外語系重新恢復組織起來 似乎在停止了多年工作之後 能再做些有意義的事 已經令他很滿意了 他那小小的一套公寓裡 總是賓客滿堂 大家一起商談工作 我不願令他再回憶起文革 然而就在我離開北京的前幾分鐘 他突然自己提起這件事 他說 1962年 你是寄過一張照片給我的嗎 我寄給你一張母親的放大照片 那是在上海萬象照相館充印的 1962年 我就只寄給你這麼一張照片 只有一張母親的照片 我記得還有一張了 那些造反派堅持說 是在中山紀念堂國民黨旗前照的 他們講得那麼肯定 煞有其事的 我對照片的事是一點印象都沒有 但他們反反復復地這麼說 我似乎也就稀里糊塗地印上了這麼個印象 最後就覺得 或許真有其事 沒有 我怒不可遏地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 我們根本沒有去過中山紀念堂 造反派都是騙子 他們存心要揪鬥我們 因此就拼命把我們打成效忠於國民黨的人 如果是的話 他就可以懲辦我們了 他將手搭著我的肩膀 顯出一派隨遇而安的神情 低頭對我說 哎呀別激動也別發火 對他們發火又有什麼用呢 橫豎是他們說了算了 如果他們說有這件事 就順著說算了 反抗頂什麼用 我從自身經驗中已經悟出了這條 我想你在監獄中也肯定已經學會了 我什麼也沒學會 我也不想學這一套 你慢慢會接受的 我們同樣也應該這樣處事 我見過許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 你慢慢也會這樣的 我不願我自己變成這樣 聽你這麼說 我感到很遺憾 十分遺憾 我怕你會再度遭受苦難 後來我弟媳婦進來了 告訴我去機場的出租車已經等在外面了 在和我弟弟道別時 我只感到全身顫抖不止 不知是因為 對我們置身的可怕環境感到憤怒 還是為了我們除名者保身 忍氣吞聲之外 再沒有其他路可走而傷心 我在車裡轉身向我弟弟揮手告別時 他已經進屋了 我想他對我也有些失望 因為我沒有像那些精明的中國人那般 學會了逆來順受這套本事 1984年3月 我到美國亞利桑那州去與我弟弟見面 他是以交換學者身份 由北京外貿學院 派遣到美國國際關係研究院講學的 這時 他已經是個患有肺氣腫病的老人了 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要大十歲 當他向我介紹著自己的近況時 雙眼閃過一絲幾層消失的詼諧和幽默 他說他總算恢復了經濟系教授的職稱 到美國來講授中國的新經濟政策 我問 要是共產黨的政策右向左拐 就像在過去三十年中 由左向右 又由右向左 如是左右替換 那該怎麼辦呢 他只是深深地嘆了口氣 過了一會兒 說 我身體有病 政策每變一次 得好幾年 我們都希望 再一次變更來臨時 我已經眼不見為淨了 有關我弟弟的那段小插曲之後 審問員繼續對我查詢了其他親戚友人的情況 這個過程大約花了七個多月 一直持續到1969年年底 以後 我不再被提審了 我等啊等的 一個月又一個月地等著 我對看守說 我要求見審問員 你要對他說些什麼呢 那看守問我 我要問 到底什麼時候才給我解決問題 他不可能為你解決問題 他只能審問你 收集你的材料 至於結論 政府會給你做的 那麼什麼時候政府可以做出結論呢 我來這裡已經待了好久了 身體又不好 我需要看病治療 你這樣已經挺不錯了 我們給你藥 還給你供應特殊伙食 我身體不好 我的健康狀況一天不如一天 最近又出了幾次血 牙齦做痛 而且黃胺硝鹽片喫多了 對腎臟有害 你知道 我現在只留一個腎臟 在我動切除手術時 醫生警告我 不要喫太多黃胺劑的 看守沉淫了一下說 這完全是你自身造成的 如果你拒不交代 就得待在這裡 我又沒做什麼錯事 要我交代什麼 審問員已經審查了 我全部的生活經歷 還有我和我親戚朋友的關係 現在政府應該對我 已經有了全面的瞭解 怎麼還會認為我是有罪呢 由於憤慨和無望 我的嗓音不覺高了起來 但那看守只是把小窗一關 轉身就走了 經過連續幾個月的審問 我曾以為 上面在對我的生活 及政治經歷全盤審查後 可能會將我釋放 現在看來 依舊是困難重重 那看守不是說了 問題要由政府來解決嗎 這提醒了我 因為這是有的政府幹部的 一貫工作方法 但我還是弄不明白 不知道我的問題 得由哪一級權力機關來解決 又為什麼 竟波踏了這麼長時間 如果我過去不是太樂觀的話 就不至於會像現在這般失望了 我的心緒 重新陷入低沉陰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