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的由來和本質【史海鈎沉】【文化視野】

在中國,有兩個風橋特別有名。 第一個是姑蘇的風橋, 因爲唐朝詩人張記的一首《風橋夜泊》而名垂青史, 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標籤。 這個風橋代表了古代中國那種文化鼎盛的氣象。 另一個風橋是浙江朱記的風橋鎮,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以推行群衆暴政的風橋經驗而聞名全國。 風橋經驗是文革的前奏, 因此朱記的風橋就成爲文革的一個標籤, 代表着摧殘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靈魂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風橋經驗的由來和本質 風橋經驗是1963年在浙江寧波朱記縣風橋區 產生的一種具有文革特色的基層群衆暴政模式, 具體表現就是煽動群衆以大批判的方式來改造所謂階級敵人。 風橋經驗可以看作是文革的一塊試驗田。 文革中的各種大批判活動 其實就是風橋經驗在全國範圍內的展開。 風橋經驗的升級版本就是大批鬥,五斗施展暴力。 從大批判到大批鬥, 這就是文革中毛澤東煽動群衆打倒政敵的一貫手法。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中的政策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 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大饑荒的定性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並逐漸演化爲兩條路線鬥爭。 劉少奇認爲三年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工作中的錯誤和成績不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 而是三個手指頭和七個手指頭的關係,或者比例更加懸殊。 所謂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 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用過的一個比喻, 用來表示大躍進的主流是好的, 所以劉少奇的上述發言就等於和毛澤東常對臺戲。 這埋下了毛澤東後來發動文革, 打倒劉少奇的伏筆。 1963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 毛澤東正式宣佈啓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教運動在農村表現爲四清運動, 就是清理農村幹部中存在的四不清的現象, 包括賬目不清、倉庫不清、工分不清、財務不清, 在城市裏表現爲新五反運動, 反投機倒把、反貪污盜竊、反鋪張浪費、 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 不過四清五反都只是藉口, 真正的目的是通過這場新的政治運動, 重新樹立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權威, 建立毛澤東對基層群衆、幹部的思想的絕對控制。 196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被簡稱爲前十條的社教指導文件, 規定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 不是此次政治運動的鬥爭重點, 要將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 要對四類分子採取改造而非捕殺的政策。 風橋經驗就是在社教運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是在前十條文件的指導下形成的群衆暴政模式, 屬於醞釀文革的早期過程中的第一批試驗田。 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領導派入工作組 到朱濟縣風橋區開展了社教運動試點, 形成了所謂風橋經驗。具體做法就是煽動群衆、鬥群衆, 以十個群衆包夾一個四類分子, 以基層政權的暴政爲後盾, 以大批判的方式迫使受批評者改變思想。 根據浙江當局的報告,這種群起攻之的思想改造運動 在風橋當地大獲成功。 在試點中,七個公社共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爲重點對象。 在針對這些四類分子的鬥爭會上, 幹部及群衆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 且允許鬥爭對象申辯, 結果未捕一人便將全部四類分子說服。 當年10月,分公安部長謝富志在杭州向毛澤東彙報了風橋經驗, 並把風橋經驗的好處總結爲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 毛澤東批示要求各地效仿,這就是所謂風橋經驗的由來。 在風橋經驗向全國推廣的同時,社教運動繼續向文革演化。 1963年9月,中共根據社教運動的試點情況制定了後十條文件, 強調以階級鬥爭爲綱。 一年後的1964年9月,中共又發佈了後十條修正案, 提出由於所謂的敵人以拉攏腐蝕幹部作爲反對中共的主要形式, 因此需要改變原本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政策, 要先解決幹部中的問題,把放手發動群衆放在第一位。 這樣,社教運動的整肅方向就從四類分子轉向中共的幹部隊伍, 並從基層逐漸向高層發展。 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 毛澤東明白無誤地提出,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的風暴終於呼之慾來。 而中共的政治卻恰恰相反, 從專制這種本身就已經是很壞的政治體制出發, 通過風橋經驗和文革這種瘋狂的政治運動, 發展出更壞的政治體制——群衆暴政和個人獨裁。 將人類歷史上最壞的三種政治體制集中在同一個時期, 製造了中國五千年以來最深重的社會災難。 2000年以後,風橋經驗在中國媒體上被提到的次數增多, 尤其是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 2003年在風橋經驗40週年的紀念會上, 習近平要求不斷創新風橋經驗,維護社會穩定。 時任中共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幹則在大會上稱, 風橋經驗是就地解決社會矛盾, 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 2013年,在紀念風橋經驗50週年期間, 已成爲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批示要堅持和發展風橋經驗。 在中共寡頭政治時代, 中共政權從高層到基層再沒有出現像文革那樣的體制崩潰的局面。 在對人民的鎮壓方面, 主要是依靠中共各級政權本身的暴政工具,包括武警和公安。 而風橋經驗這種群衆暴政是被安放在基層政權之下, 作爲基層政權繞開法治實施暴政的一種輔助手段。 這實質上是中共基層政權黑社會化的一種體現。 風橋經驗的終結,習近平陌路狂奔。 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的中後期, 習近平走向個人獨裁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中共的寡頭政治和權貴資本主義體系開始崩潰。 習近平在政治上搞終身執政,實施特務治國, 在經濟上搞國進民退,打壓民營經濟,走向戰時體制。 文化上搞習思想不能忘一,要求定於一尊, 外交上搞輸出革命,構建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實就是紅旗插遍全球的換一種說法。 這一切跡象顯示,習近平正向文革的路線全面轉向。 在迴歸文革的路上,風橋經驗對習近平來說 就不再是一種寡頭政治下的維穩模式了, 而是重新具有了文革試驗田的原教旨意義。 也就是說,習近平希望通過推廣一種 可以被最高領袖一致操控的基層暴政模式, 而實現對全社會的嚴厲管制。 2023年臨近年末,風橋經驗在媒體上密集出現。 2023年11月6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會見了104個風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 勉勵他們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風橋經驗。 11月24日,陝西省舉行了風橋經驗 11月30日,中共湖北省委領導會見了全國、 全省風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 風橋經驗似乎已經成爲習近平 迴歸文革的一個信號燈和指向牌。 無論是文革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 風橋經驗都是一味禍國殃民的毒藥, 絕非治國安邦的良策。 中共的改革開放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已經名存實亡, 但是由於巨量外資不斷進入中國, 中共政權得以苟延殘喘又續了30年的壽命。 習近平的新時代實際上是改革開放正式宣告死亡的時代, 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 中共其實已經無路可走, 在不願進行真正政治體制改革、 開放黨禁、暴禁、實現民主化的前提下, 走回到文革時代, 對中國人重新加強共產意識形態的精神控制, 通過風橋經驗這樣的群衆暴政, 來維繫獨裁政權的江山永固, 正在成爲習近平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 這無疑是一條末路和絕路。 不過好消息是, 當習近平的這條文革路線被終結之日, 也就是共產政權徹底滅亡的時刻, 那也將是中國人可以真正實施改革開放的一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