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沈玉成评述
在南朝宋时代，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爰及宋氏，颜谢腾声”(《宋书。谢灵运传》)，“颜谢重叶以文章”(《文心雕龙·时序》)，“爰及江左，称彼颜谢”(裴子野《雕虫论》)，从这些南朝人的评论都可以看出颜延之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事实上，颜与谢不能敌体，后来的评论家几乎没有异辞。不过，无论如何，颜延之总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本文试图探讨有关他生平和作品的几个问题。
生平
颜氏属于随晋室南渡的门阀之一，不过在高门大姓中地位较低，比不上王、谢、郗、庾这样的甲族。颜延之的曾祖颜含，是渡江颜氏的“始祖”，《晋书》有传。《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出自颜含这一支，晚于颜延之五世。颜之推《观我生赋》中提到，“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可见颜家一直住在建康。赋中又说侯景之乱以后，“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长干，旧颜家巷。靖侯(颜含谥曰靖)以下七世坟茔，皆在白下。”《宋书》及《南史》本传并记其“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长干邻近秦淮河，在今天南京市中华门外，正好是“负郭”的地段。颜延之的少年时代可能是在颜家巷的老宅中度过的，其时颜氏已无显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元嘉十年后罢官家居，据其《重释何衡阳达性论》“薄岁从事，躬敛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这些话来看，大约在做官以后在郊区钟山一带又有别业。《宋书》本传说是“屏居里巷”，当然不如颜延之自己的话可靠。关于颜延之的出仕，《宋书》本传这样记载：
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
《南史》所记大略相同，但略去为刘柳行参军、主薄一句。其实这一段记载是有问题的。刘柳在晋未曾为尚书仆射，《晋书》附其事迹于《刘乔传》，颇为简略，不过他做吴国内史的时间大体还是可以考定的。据《晋书。王凝之妻传》，那位著名的才女谢道韫，丈夫王凝之为孙恩所杀，寡居会稽，太守刘柳曾和她“谈议”。按，孙恩破会稽，王凝之被杀，事在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孙恩兵败被杀，事在安帝元兴元年(402)。所以刘柳在会稽任太守当在元兴年间。据《本书。谢瞻传》，谢瞻幼年父母双亡，为叔母刘氏所抚养。刘氏是刘柳的姐姐，“柳为吴郡，将姐俱行”。谢瞻跟随叔母到吴郡，为刘柳建威长史，不久转入刘裕幕中为镇军参军。刘裕为镇军参军的时间在元兴三年(404)至义熙二年(406)，所以刘柳为吴国内史而兼太守的时间应当在元兴、义熙之间，而不能晚于义熙三年，因为《宋书．沈演之传》说沈十一岁为“尚书仆射刘柳”所赏识，据沈演之的年岁推算，当时正是义熙三年。综合以上几条证据可以推定，颜延之入仕为刘柳的行参军时在义熙初，时年二十三岁左右。从《宋书》本传行文看，似乎颜延之三十以后才出仕，这和刘柳的仕历相矛盾。
与庐陵王刘义真的交往是颜延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串涉到谢灵运，其原委和经过我已在《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永初三年(422)，刘裕病故，少帝刘义符继位，谢灵运于此年外放永嘉太守，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颜延之当时被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但终于未能幸免。两年之后，即少帝景平二年(424)，徐、傅又把颜延之外放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缪钺先生《颜延之年谱》系此事于永初三年，他认为：
《文选》六十颜延年《祭屈原文》云：“维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屿旧楚。”据此，则延之《祭屈原文》乃有宋五年所作；有宋五年，应为少帝景平二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延之贬始安太守亦应在景平二年矣。但细按之，则“有宋五年”之“五”乃“三”字之误，延之贬始安太守，道经湘中，为张邵作《祭屈原文》，皆永初三年事。
其理由是：一、谢灵运被贬在永初三年，颜延之被贬，“似不应迟至两年之后”；二、“建屿旧楚”，应当是张邵刚抵湘州的口气，张邵任刺史在永初三年。按，缪先生的疑问是有理由的，但不能由此就成为结论。颜、谢被贬时间不同，是因为谢的门第、身世、名望皆过于颜，所以作为“主犯”，对颜延之则是“以观后效”；而“建屿”一词相当于出守，不一定非是标志莅任之初。而更有力的反证则是颜延之自己的文章。《文选》卷五七录颜延之《阳给事诔》，序云“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宋书。索虏传》载，阳瓒战死，少帝下诏追赠为给事中，“文士颜延之为诔焉”。从文气上看，颜延之看到了少帝的抚恤诏令，“侧闻”，当是在朝的口气，从道理上说，建康文士很多，这篇诔文并没有必要让远在两千多里之外的颜延之去撰写。所以，景平元年颜延之尚在建康，这样，“有宋五年”之“五”也就不必怀疑了。
同谢灵运一样，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颜延之门第较低，政治上并不热衷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在当权者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带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所以虽然屡经蹉跌，却仍然得保天年，富贵以终。
颜延之被贬始安，一则因为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波及，二则也因为恃才傲物，引起了傅亮的嫉忌。《宋书》本传载：“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傅亮，其为人也小有才，《诗品》列入下品，称其“平美”，而且还是由于沈约在选本中选了他的诗才引起钟嵘的注意。他的创作成绩不能和颜延之相比，但官高权重，他就有条件把颜延之挤走。颜延之本人则并未因之改容折节。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徐羡之、傅亮被杀，颜、谢先后回到建康，颜延之和谢灵运依然有来往，而且“好酒疎诞”，因而又不为新的当权派彭城王刘义康和刘湛、殷景仁所喜欢。元嘉十一年(434)罢官家居，他的生活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在《庭诰》里反映得比较清楚。其后复出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则显然是思想上的转变见之于行动。到他的晚年，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刘骏讨伐刘劭，檄文出自颜延之儿子颜竣的手笔。刘劭见到檄文，质问颜延之“言辞何至乃尔”，他回答“竣尚不顾老臣，何能为陛下”(《宋书》本传)，后来又看到颜竣居功骄盈而斥其“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南史》本传)，这已经是在人生道路上屡遭颠顿之后的“见道之言”了。不过即使如此，颜延之耿介不合流俗的一面始终没有泯灭，还是“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如果用前人作比，谢灵运的性格近于嵇康，而颜延之则近于阮籍。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的题辞中说：“颜延之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南史》本传记：“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跃得巨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这种生活态度确乎十分近似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籍饮酒佯狂。
颜延之主要接受的是儒家传统。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他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以为天地人“三才同体，相须而成”，“人”不能等同于“众生”，在形神生死的问题上，则“有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论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辩论。当时与颜延之结成同盟的有著名的艺术家宗炳。这件事曾惊动了宋文帝，曾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对佛经读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若使率土之滨，皆敦化此，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高僧传》卷七《慧严传》、《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这段话，足以说明当时君主和某些上层人士提倡宗教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使人意外的是，当年曾和谢灵运、颜延之一起出入于庐陵王门下的僧人慧琳，却反戈一击，成为佛门的异端。他的《均善论》(即《白黑论》，见《宋书。夷蛮。天竺迦毗利国传》)，指责佛教徒“大其言矣”，“所务之乖”，却同样得到宋文帝的信任。看来慧琳是一个“政治和尚”，宋文帝欣赏他的才学，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佛理上意见的分歧加上政治上的不满，颜延之与慧琳变友为敌，而且借酒批评了宋文帝，骂慧琳为“刑馀”之人，致使宋文帝为之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