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傾城之戀》：動盪的歷史中，世俗與情感如何安放？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張愛玲的名字異常顯赫,迷戀她小說的讀者衆多,研究她的著作也汗流衝動,甚至出現了張愛玲學。 但其實張愛玲被當代大衆所熟悉,也不過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事情。 華裔美國學者夏志清有本英文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其漢譯本於1979年在香港出版。 此時的中國內地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文化上掀起了思想解放運動。 港澳臺的一些文化商品通過各種渠道流傳到大陸,鄧麗君的詞帶,金庸的小說,TVB的電視劇,一些此前被視爲違禁物的書籍等等。 其中夏志清的這本著作也逐漸在高校少數學者中流傳。 夏先生在書中重新評價了中國現代作家的成就,挑戰了一直以來魯、郭、毛、巴、老、曹的經典排序,重點介紹了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作家。 其中,他對張愛玲的評價頗高。 這引起大陸年輕學者的關注,開始到各大圖書館的地下書庫尋找塵封已久的張愛玲著作。 這是八十年代以來張愛玲最初的閱讀接受史。 之後,1992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文集》,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散文全編》,1993年,南京大學于斌教授的《張愛玲撰文史》。 研究張愛玲的著作和論文紛紛湧現,逐漸地張愛玲開始走紅大路,變成九十年代以來最令人矚目的文學時尚之一。 張愛玲的文集和撰記在大學生中擁有最高節約率,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生更是幾乎人手一策。 她的相關作品一出版就成爲暢銷書,需要一再重印。 在大學之外,都市白靈也熱衷於閱讀談論張愛玲,她在上海的舊記很快被挖掘出來,成爲文藝青年的朝聖之地。 張愛玲的身世具有某種傳奇色彩,這無疑吸引着文學青年。 張愛玲1920年生於上海,祖母是李鴻章的女兒,這爲她的生平增添了一份沒落貴族的氣息。 她的祖父有大量作品存世,她的父親雖是紈絝子弟,但也有很好的文學修養。 家庭的薰陶使張愛玲很早浸淫於古典文學世界,她的母親是新派人物,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國外。 母親身上新潮的現代的氣質構成了張愛玲精神的另一面。 也正是因此,張愛玲小說承接了中國古典小說中世情小說的路子,同時又融會了現代的意識和技法。 1939年,張愛玲從教會中學畢業後考入香港大學,中途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返回上海。 1943年,張愛玲開始在上海發表小說,並迅速成名。 那時的上海正值日寇佔領的孤島時期,整座城市氣氛森嚴,市民精神壓抑。 張愛玲的小說關注上海市井而女情長的家庭故事,滿足了民衆消閒解壓的欲求。 但那時她的作品的傳播範圍基本上還侷限在上海本地。 進入50年代,張愛玲的作品已不見容於主流文壇,她離開上海移居香港,三年後又移民美國。 在大陸,她的作品慢慢被人遺忘。 當80年代學者們重新發現她時,她因作品的陌生性和紳士的傳奇性而變得神祕,引人關注。 而此時,遠在大洋彼岸的張愛玲依然低調平靜,直到1995年9月,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女作家病逝於洛杉磯。 本期我們講述的就是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名作《傾城之戀》,這是她接受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小說發表於1943年,第二年張愛玲親自將其改編成舞臺劇。 1983年,徐安華導演了同名電影。 2006年,《傾城之戀》的新話劇版公演。 2009年,電視劇《傾城之戀》製作完成。 簡單來說,《傾城之戀》主要講述了白劉蘇和範柳元的愛情故事。 白劉蘇已離婚多年,一直住在孃家。 前夫死後,哥嫂們便不想他住在這裏,一直逼他回到婆家去守寡。 一個遠房親戚徐太太想爲白劉蘇的妹妹七小姐做媒,相親對象是範柳元。 在白家人與範柳元見面那天,範柳元看中的不是白家七小姐,卻看上了白劉蘇。 之後經徐太太的攢奪,白劉蘇去香港和範柳元相會。 幾經周折,相互試探,相互誤解,相互暗暗較勁,最終兩人變成情人,並在戰爭的炮火中結成夫妻。 看起來,《傾城之戀》的故事很像一部言情劇,但是這部小說的魅力主要不在於情節,而在於作家所塑造的人物。 我們來看看小說主人公白劉蘇和範柳元。 白劉蘇出生於富裕的封建大家庭,他周圍的環境極其守舊沉浮,這一環境對他的身心造成持續的傷害。 他離婚後回到孃家,哥嫂們投資股票敗光了他全部的財產。 前夫死後,他們又極力驅趕他離開。 在白家人眼裏,女兒是沒有地位的,嫁人的女兒更是如此。 他哥哥勸他,三綱五常不能廢,你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 白劉蘇尋求母親的幫助,但母親也建議他回去。 理由是,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 傳統大家庭對年輕一代的精神戕害,是現代中國文學作品最常見的主題之一。 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年輕人,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走出封閉的家族。 那麼,到了白劉蘇出場的四十年代,反抗舊家族非人性的環境,已經成爲青年一代,尤其是都市中青年一代的共識。 白劉蘇身上的反叛性和現代性,正是這一大背景下的產物。 所以,當家人逼他回前夫家守寡時,他提出的反對理由是現代社會的法律條文。 在他看來,離婚的法律手續是比傳統倫理更具權威性的制度。 當然,最能體現白劉蘇身上現代精神的,是他試圖掌控個人命運的那種主體意識。 儘管這種堅持極其艱難。 當他發現範柳原喜歡的是自己之後,家裏人指桑罵槐,指責他不守婦道,他反倒變得鎮靜了。 小說描繪他的內心時說,他覺得自己是個六親無靠的人,他只有他自己了。 他的眼睛裏,眼淚閃着光,眼淚蘊藏着悲傷和希望。 白劉蘇知道,自己離婚之後,命運還沒有徹底輸掉。 在與範柳原戀愛的過程中,白劉蘇的思考明顯具有功利主義特點。 一方面,他根本不信任範柳原,所以戀愛中處處小心,熟慮包兵。 徐太太將白劉蘇帶到香港淺水灣飯店,見到了早就等在那裏的範柳原。 範柳原本是花花公子,語言也浮躁傾跳。 白劉蘇知道,範柳原的最高理想只是想找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而這與白劉蘇的戀愛目的大相徑庭。 某次兩人鬧彆扭後又和解,白劉蘇覺得自己這樣輕易原諒他,純屬自投羅網。 這無異於表明他放任範柳原的不負責任。 以後兩人再出現矛盾,也不能怪範柳原。 但另一方面,範柳原又是白劉蘇想要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他又努力探尋範柳原的內心,尋找哪怕只是一點點的真實情感,然後緊緊抓住。 小說寫道,白劉蘇認爲範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對於精神戀愛,白劉蘇倒也贊成,因爲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很少有結婚的希望。 而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 一想到結婚,白劉蘇就想到後面要找房子,置傢俱僱傭人。 在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他這麼一想,對於與範柳原之間發生的小誤會,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如此工於心計的白劉蘇,我們不能只從女性心理的角度去理解。 針對五四一帶對舊家族的反抗,魯迅先生曾有過一個著名的提問,那拉走後怎樣? 那拉是對五四以來新女性的代稱,那拉衝破家庭禁錮走向社會,但結局呢? 魯迅先生的回答是,如果沒有社會的整體變革,那拉只能有兩種結局,墮落或者回來。 白劉蘇同樣面對這個問題,他當然不肯回到白公館,他寧願孤獨地留在香港,即使和範柳原只是匆匆聚散一場,他也不在乎。 他覺得,跟隨範柳原,至少可以保證經濟上的安全,這一點他很放心。 表面看他仍然依附在範柳原身上,但那畢竟是兩個獨立個體之間的關係,哪怕是彼此利用。 相較於白公館的氣氛,在範柳原這裏,白劉蘇的主體意識依然能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其次,他也不會放縱自己選擇墮落。 小說中另有一位女性,印度王宮的女兒,薩黑依尼公主,因爲種種原因流落在香港,被富人豢養過日子。 白劉蘇看到了薩黑依尼在一衆男人中隨波逐流的下場,他知道這種活法只會讓自己更深地沉淪下去。 那麼憑藉個人主義,白劉蘇真的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嗎?如果不是戰爭突然來臨,答案恐怕很難料定。 白劉蘇中途回上海幾個月,白公館對待他的態度更加殘酷。 這時,範柳元再次邀請他去香港。此次相見,兩人的關係有了實質性進展。範柳元租下一棟房子,將白劉蘇安頓下來,自己準備回英國處理事務。 範柳元離開的第二天,日軍開始轟炸香港。炸彈落在白劉蘇公寓的附近,有人敲門,居然是上了船,但沒能走成的範柳元。 他來接白劉蘇,轉往淺水灣飯店。飯店也不安全,白劉蘇越來越擔心範柳元的安全了,怕拖累他。在生死攸關的瞬間,兩人都沒有什麼保障,白劉蘇只有範柳元,範柳元也只有白劉蘇。 不管白劉蘇是個多麼功利的人,在戰爭中,靠得住的只有他本能的生命力,還有睡在他身邊的範柳元。此時,他突然爬到柳元身邊,隔着他的棉被擁抱着他,範柳元也從被子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小說寫道:"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地徹底地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過十年八年。個人主義的算計往往不堪一擊,反倒是殘酷的戰爭讓他們學會了接納對方。 兩隻手握在一起是兩人靈魂交融的標誌。此時,他們眼中的對方不再是需要時刻提防的、互不信任的對象,而是一對真正相依爲命的愛人。 魯迅先生提出的納拉走後怎樣的問題,白劉蘇其實並沒有給出最終答案,外界的大歷史強行介入,使他暫且迴避了這一問題。 如果說白劉蘇是一個恪守個人主義理想的半心不救的人物,那麼範柳元則是一個滿腦子裝着中國幻象的僑民後代。範柳元的父親在英國做生意,與一個嬌妓花生下範柳元。範柳元在英國長到二十四歲後回國,關於中國,他有過很多美好幻象,但回國一接觸現實卻大失所望。 失望之後,他並不改變自己對中國的想象,而是更加努力地在人羣中尋找理想的中國人,尤其是女性。他之所以喜歡白劉蘇,因爲他覺得白劉蘇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而真正的中國女人永不過時,永遠美麗。 其實,他自己也說不清何爲真正的中國女人,我們只能從他的一些表述中窺探一二。他先是誇讚白劉蘇低頭的姿態好看,其次,聊閒話中他又說,你看上去不像這世界上的人,你有許多小動作,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氣氛,很像場京劇。 可見,他眼中真正的中國女性僅僅是某種姿態性的存在,或者說是某種符號化的肖像。這種符號化的中國女性是不能生存於齷齪現實的,所以他覺得白公館扭曲了白劉蘇,如果他能將白劉蘇帶出來,他就會恢復那種純正而美好的中國特性。 範柳元的想法很幼稚,當然,這與他出生國外有關。他對中國既感到陌生又嚮往不已,這成了他的一種心結,他將理想投射到白劉蘇身上。與其說他愛的是白劉蘇這個人,不如說他更愛白劉蘇姿態中那種隱約的中國性,這也導致他對愛情的期待充滿了文學性。 某夜,範柳元給白劉蘇打電話,發嗲似的責怪白劉蘇不愛他。白劉蘇反問他,何以見得?他拿出詩經中的一句詩回答:「死生棄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他進一步解釋說:「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 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事的。 在範柳元心中,理想的愛情是中國古老詩歌中的那種生死約定。但弔詭的是,也許是中文水平有限,他將原詩中的與子成悅念成了與子相悅。與子相悅,聽起來更多強調愛情過程中的歡樂,而原詩句更多強調相互立下誓言的誠意。 這一改變,無意中泄露了範柳元對愛情的虛無想象。所以白留蘇很憤怒地回答他:「你乾脆說不結婚,不就完了?還得繞着大彎子,什麼做不了主?連我這樣守舊的人家,也還說出嫁從親,再嫁從生呢?你這樣無拘無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誰替你做主啊?」 這一段話非常精妙地展現出來兩人之間的根本矛盾。白留蘇要現實安穩,範柳元卻對愛情寄託了太多文學化的願望。這使他們的情感表達總有一種錯位感,並由此造成相互的不信任。 結尾時,範柳元茫然地望着遠處,感到在戰火停息的平靜中蘊藏着恐怖,於是又提起了死生棄闊的詩句,說道:「鬼使神差的,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我們那時候太忙着談戀愛了,哪裏還有工夫戀愛啊?」 言下之意,現實確實給他提供了一個死生棄闊的機會,但他所期待的詩經裏的浪漫、中國情調卻一點都沒了。反過來說,如果不是現實阻止了他的幻想,此時的恩愛哪能實現呢? 白流蘇和範柳元,用今天的話說,是兩個人精,但他們都可愛。最後,他們的情感也都在戰火中獲得了片刻的容身之所。他們在戀愛中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活法,但也都不甘心。這種懸而未決的力量帶來的想象空間,也是《傾城之戀》的魅力之一。 《傾城之戀》發表之初,傅雷先生曾評價道,幾乎佔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調情,盡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的精神遊戲。儘管那麼機巧、文藝、風趣,終究是精煉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總之,在傅雷先生看來,《傾城之戀》是華彩勝過了骨幹。兩個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傅雷先生的評價未免過於苛刻了。《傾城之戀》塑造了兩個豐滿的人物形象。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調情中,依然折射出豐富的時代信息,也包含了許多嚴肅的思考。至於說它華彩勝過了骨幹,如果說骨幹是指作品內在的精神支撐的話,這一批評也值得商榷。 《傾城之戀》中從頭到尾貫穿着對於時間主題和戲劇情景的書寫。這兩條線索相互交織着向前發展,構成了整部小說真正的骨幹。開頭時,小說寫上海人爲了節省時間,將時鐘撥快一小時。但是白宮管用的是老鍾,他們的十點鐘,是別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狐慶。 狐慶,咿咿呀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狐慶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豔的靈人來扮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筆,唱,笑了,袖子擋住了嘴。然而這裏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陽臺上,拉着狐慶。 這一場景中,既描述了時間的無情流逝,又用靈人象徵人在時間流逝中的失真、被動性的處境。時間和戲劇情景,兩個重要主題在此都被點了出來,爲整部小說確立了基調。隨着情節的發展,兩個主題都獲得了進一步的變化和延續。 我們先看時間主題的展開。徐太太來家,白流蘇送走她,站在樓底看堂屋。小說寫道:"法蘭字名中,七闊棗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着珠紅對聯,閃着金色壽字團花。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 白公館有那麼一點像神仙的洞縛。這裏悠悠呼呼過了一天,事實上已經過了一千年。可是這裏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爲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損壞了的字名中,以及日子的單調與無聊,進一步強化了時間停滯的主題。 更具體地講,這裏的時間停滯,針對的是白公館裏頑固不化的道德觀。它令人窒息,好像時間都被封存起來,不再流動。 在香港淺水灣飯店下面,有一堵揮磚砌成的牆壁邊。某次散步,範柳媛說:"這堵牆,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 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都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癱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劉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戰爭結束後,他們兩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子。晚上,在死一般的城裏,白劉蘇覺得一切都完了。失去記憶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蹺蹺摸來摸去,什麼都完了。 白劉蘇又想到了淺水灣附近的那堵灰牆。在這兩處描寫中,時間主題再次出現,但內涵又有所變化。灰牆代表着文明的完結,這是以人類整體歷史時間作參照,提醒個人生命的卑微和無常。 再來看戲劇情景的變化。小說開頭說,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豔的靈人來扮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窮搖鼻,唱了笑了,袖子擋住了嘴。此時的白劉蘇就像戲外的觀衆,遠遠看着白公館的故事,不想與它發生關聯。 徐太太安排相親之後,白劉蘇知道範柳媛喜歡的是自己。回到家,她聽見哥哥又拉起胡琴。依着那一揚頓挫的調子,劉蘇不由地偏着頭,微微飛了個眼峯,做了個手勢。他忽然笑了,陰陰地,不懷好意地一笑,那音樂便戛然而止。 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遙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不與它相關了。這段描寫是開頭唱戲主題的變奏,它難得地襯托出歡樂的氣氛,因爲此時的白劉蘇看到了希望,戲文中正好可以曲折地表達他內心的喜悅。 小說結束時,作家寫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它。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爲要成全它,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着,跟着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 胡琴依依壓壓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在這裏,時間與戲劇情景兩個主題再次合而爲一,照應了開頭白公館的鐘表和胡琴聲。不同的是,結尾處胡琴拉着的戲劇故事中,彷彿也包含了白劉蘇和範柳原的故事,它們也成了傳奇的一部分。至於時間的流逝,不管是已經將死的傳統道德,還是人類文明的整體坍塌,誰又能說得清其中的前因後果? 在一切動盪不安中,只有白劉蘇、範柳原這樣的平凡小人物,卑賤、真實,而又頑強地活着。在《傾城之戀》中,張愛玲爲衰落中的文化和亂世中的文明唱出一曲晚歌,也爲世俗的男歡女愛唱了一曲頌歌。 很多人都說張愛玲通俗,卻看不到她在通俗劇情的背後悄悄支起的這一層歷史反思的骨幹。正是這一骨幹的存在,使她的小說有了縱深感,而非只是狗血的男女調情故事。很多人說張愛玲的作品小家子氣,只關注小市民日常生活,而無崇高的情懷。 熟悉現代中國文學的人都知道,很多作家愛寫家國情懷,愛寫大歷史的宏偉,愛用豪邁的風格書寫偉岸的情感。這些文本當然值得敬佩,但文學的對象是全部生活,生活中最基本的故事都發生在小人物身上。他們很卑微,改變不了歷史的走向,但他們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的生命過程,自有一份動人心魄的力量。 文學記錄一代又一代人的平凡生活,書寫人們的歡喜和哀傷,爲人性挽留了一絲尊嚴。 從四十年代經驗上海文壇,到九十年代在大陸重新走紅,這五十年間,大陸的文學環境也跡盡變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讀到的現代文學都是主流的現實主義作品,有的時期,文學範圍還被收縮到革命現實主義的領域。 長期單一的文學接受環境,造成人們閱讀趣味上求新求變的要求。而張愛玲的突然出現,她作品的陌生感,她作品中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非主流的語言表達,自然會吸引讀者。 九十年代,張愛玲作品的傳播範圍,無論是讀者羣的數量,還是讀者羣的分佈空間,都已遠遠超越了四十年代的上海市民階層。 張愛玲四十年代成名,五十年代去國離鄉,再未回來。她是個決絕的人,對於名聲也看得淡薄。九十年代以來,她在大陸名聲雀起,她想請上海的姑父代理大陸版權,但又聽說需要先到大使館審批,她懶得動,於是擱置了下來,這導致國內很長時間都沒有獲得她的正式授權。 九十年代,上海浦東開發正如火如荼,也成爲大陸建設市場經濟的新引擎。伴隨這股經濟發展狂潮而來的,是民國上海的研究熱。大批有關上海的通俗歷史讀物和老照片出版,它們多少帶有一點爲老上海翻案的性質,因爲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上海都被視爲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的代表。 張愛玲引發的轟動效應,與以上海爲代表的中國經濟的崛起這一背景也不無關係。相比於其他同時代作家,張愛玲很少直面時代的核心議題,她只寫上海人的平庸的日常生活,在其中尋找一點可自記錄的行爲。她一直疏離於時代主流話語,常常遊離出她所寫的那個世界。 就如《傾城之戀》的最後,她把目光從白流蘇、範柳原的生活中抽離出去,就像聽舊戲中一段荒謬的傳奇那樣遠遠地站定。她並不信任更長久的東西,她只是通過戰爭的突然介入,暫時地擱置了白流蘇和範柳原之間的矛盾,好像她不忍心揭穿它們未來的艱難。 每一次大的動盪都會使時間停止,都會使我們感知到時間巨幕的重壓,同時又沒心沒肺地激起我們生的慾望,我們在心裏對自己說,抓緊時間,好好活着吧。如果不是置身於戰爭,而是置身於別的歷史,另一場危機中,我們又將如何呢? 好,張愛玲的《傾城之殿》就爲您解讀到這兒,聽書筆記在音頻下方,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