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刘文典与蒋介石言语冲突后只被关禁闭，49年后政府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大师们被打成右派去劳改，这真是水火不同的天地，兩種人生。【欺世大觀】83C

各位看官好,歡迎光臨《七世大觀》。 不少描述民國時期的書籍或文章,都慨嘆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是一批既有骨氣又有趣,而且學問深厚的人。 他們有時如孩童般的天真,對世事卻也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爲。 顯而易見,他們可以如此自以妄爲,正是得益於民國政府的寬容。 那時節,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後來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不但禮遇知識分子,讓他們成爲高收入階層,而且對那些冒犯了自己的知識分子也是儘量的包容。 今天我們就來講兩位民國大咖,放到現在,您想都不敢想的人物。 好,看片前,請新翻牆出來的看官,先訂閱本節目,同時打開小鈴鐺。 時局詭異,珍惜眼下,咱一起爲推牆做貢獻吧! 書歸正文,1911年辛亥革命後,袁世凱開啓了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當時,雖然軍閥間混戰不斷,北京政權更迭頻繁,但除了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其他的軍閥都表現出了對民國共和政體的尊重。 不管他們對外是如何霸道,但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沒有過多幹涉。 難得的是,他們承認憲法,敬畏法律程序,甚至對於公共輿論也十分的忌憚。 比如,北洋政府內的晚期領袖段祺瑞三次組閣當上總理,甚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執政,就是國家元首,依然主張新聞自由,即便後來受到輿論強烈批評,但他最終下野也沒有控制媒體。 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對待國學大師張太炎的態度也是沒有趣。 1914年,號稱民國最牛大師之一的張太炎,因不滿袁世凱獨裁,前往總統府叫罵,還砸了府裏的傢俱。 張大師發飆,袁大頭也只不過把他軟禁在了龍泉寺,每月還提供五百大洋的生活費,親自給下人手書了八條保護準則。 您聽聽啊,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 好笑吧?這簡直就是寵着慣着老張啊! 還有呢,直係軍閥孫傳芳前去拜訪國學大師馬一福,沒想到被馬大師拒之門外,超級不給面子,家人被嚇到了,生怕孫震怒,就勸老馬別搞太僵。 問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啊,誰想馬大師卻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家人戰戰兢兢回話之後,孫傳芳惺惺然閃了,最終馬一福也沒遇到什麼麻煩。 1927年,蔣介石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之後,繼續秉持了北洋政府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 當時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主角是國學大師劉文典和蔣介石。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蔣總多次表示要來視察,均遭到劉的拒絕。 劉大師表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諂媚權貴。 後來鬧學潮,蔣總讓劉當面彙報,並交出了鬧市學生的名單。 劉文典再次拒絕,並指着蔣說,你就是軍閥。 蔣總聽後暴怒,抬手打了劉兩記耳光。 列位,按您當下的揣摩,劉這下該認慫了吧? 您猜錯了,劉大師不甘示弱,當衆飛起一腳,踹在老蔣肚子上。 恐怖吧?當然,老蔣當場抓了劉,還說要槍斃。 不過在蔡元培、陳立夫等人說情之後,劉文典只被關了七天就放了。 這是全武行,再看看文的,也不弱。 北大教授傅思年,人稱傅大炮,1938年擔任國民參政員的時候, 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錫,並最終在國民參政大會上把孔趕下了臺,連蔣介石說情也沒用。 之後傅大炮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把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趕下了臺。 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抗戰時期,國軍參謀總長白崇禧聘請了名教授翻譯家喬大壯當參議, 並講明自己不過問政務,只做些不相干的應酬文字。 有一次,白總將喬教授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立即面見白並嚴厲指責, 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個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 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乖乖地又改了回來。 西南聯大期間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空缺,需要補選。 按照程序,應該由數十名資深學者組成的評議會先推舉候選人,再由政府臨選任命。 胡適、翁文灝、朱家華三人被學界看好,其中胡適呼聲最高,但此時胡適正擔任駐美大使。 駐美大使可是個肥才,不少人想取而代之,特別是權勢沖天的孔祥熙更是覬覦已久。 學界呢,不少人希望胡適回國領導中研院,但是又不願意讓孔得逞,便不擬投票胡適。 此時老蔣也想施加影響,選舉前親自下條子要舉國民黨中宣部長顧夢渝,這一來卻觸怒了學界。 擔任評議員的學者選前聚會,陳寅恪主張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祕書。 他的意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學界的態度爲蔣介石所知,他雖然很不高興,卻又無可奈何,最終只得依據程序,由朱家華代理了中研院長。 由此可見,民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着尊重,知識分子對政府則是,你不對,我批評你,你對,我就支持你。 毫無疑問,能形成這種互信關係的根本在於民國政府的誠意,因爲政府總是強者,凡強弱關係能保持合作,必定是強者有大誠意纔行。 各位看官,萬惡的引號救社會、知識分子挑戰政府的故事先講到這兒,接下來咱也對比着講講引號新社會臭老九們的幸福遭遇。 1949年開始,共黨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打彎打斷知識分子的脊樑。持續打壓之下,無數精英或者被殺被關,或者選擇自殺,或者逃離大陸,或者保持沉默,或與共黨同流合污。 結果呢?保有傳統士氣節的敢言知識分子,到今日中國已經成了鳳毛麟角。事實上,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期,知識分子們就領教了共黨整人的本事。 投奔延安的一些知識分子,寫文章對共黨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畢業於北大的年輕作家王實味寫了《野百合花》,批評了延安的等級制度和其他醜陋現象。 小王就被老毛一舉定性爲託派分子,然後又給他戴上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帽子。 1947年7月1號的深夜,王實味遭祕密砍殺,屍體被剁成碎片,扔進了一口枯井中掩埋。他的妻子劉盈三十年後文革結束,才知道丈夫被自己的黨給殺了。 類似王實味遭遇的知識分子究竟有多少,因爲資料有限,已經無從考證,但延安整風運動的恐怖卻非言語所能描述。 共黨前代理總書記、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遺著《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說延安整風運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1949年,共黨建政後,爲鞏固政權、洗腦知識分子一直持續實行思想改造運動。在共黨看來,許多民國時期特別是從西方回來的知識分子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 這些當然是共黨不能接受的。老毛就說過這樣的話:"讀書越多越糊塗,知識越多越反動。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就是農民出身。 但也有不少知識分子被迫或主動接受了改造,寫出深刻的反省文章,比如哲學家金嶽霖寫了《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建築學家梁思成寫了《我爲誰服務了二十餘年》。 思想家梁樹茗的《兩年來我有了哪些改變》,西洋文學家吳福寫了《改造思想,站穩腳跟,勉爲人民教師》等等。 然而,也有少數知識分子繼續秉持思想不自由、誤命死的精神,比如陳寅恪在共黨高官邀他去北京復任的時候,陳大師甚至開出了不尊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的條件。 您想,共黨它會答應嗎?陳寅恪自然在文革中遭到了殘酷迫害,共黨初步對知識分子完成了腦控,令許多知識精英至少表面上接受了效忠對象是共黨和老毛,但恐懼共黨的心理也由此產生。 之後韓戰爆發,這一思想改造運動暫時停止了,但是消停是短暫的。戰爭結束後,老毛在政治經濟領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又將目光轉向了知識分子,因爲他不能允許任何批判共黨的聲音存在。 新的運動由批判於平伯、胡適開始,然後轉向了著名的非黨文藝評論家胡峯。1954年,共黨開始批於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批於不過是拿它當個引子,對知識分子再來一次洗腦運動,力求肅清胡適這位去了臺灣的民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 據說爲批倒反動文人代表胡適,一共出書八本約三百萬字。批完了胡適,共黨將目標轉向了政治上擁護黨卻主張自由創作的胡峯。 他顯然是違背了老毛和共黨的意願,因爲老毛在延安時就強調作家、藝術家要做宣傳政策的工具。 到1955年的1月,全國掀起了批判胡峯思想的運動,胡峯隨後被定爲反革命,同年5月18號被捕,同時被波及的有2100多知識分子,其中92人被捕,78人被定爲胡峯反革命集團分子,骨幹23人。 胡峯蹲了十年大獄之後,才被正式判刑14年,到文革的時候又加判爲無期徒刑。 老毛殺一儆百成功,從此知識分子更加沉默,但對共黨的不滿情緒也在暗中加深。 1956年10月,匈牙利的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了俱樂部,要求中共下臺,脫離蘇聯控制,上街抗議遊行,結果遭到蘇聯的大兵鎮壓,2萬多人死亡。 此時的中國,由於毛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快速實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出現了大量問題,也引發了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滿。 毛擔心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下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對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 1957年,老毛髮動了反右運動,把在共黨右片下提意見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徹底打倒了。 右派分子成了反動派、僞金子、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共黨煽動億萬工農兵批判的對象。 到1958年的5月運動結束的時候,共有400多萬人被打成了右派,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接受勞動改造,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右派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參軍。 這一大批人在文革中再一次受到衝擊。 有學者考證,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至少有4117人。 反右運動使知識分子和其他中國人意識到,違抗共黨的意志下場會很可怕,毛和共黨終於確立了恐怖的極權政治。 一部分知識分子成爲共黨的御用知識分子、奴才,另一部分人對政治感到非常害怕,不再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樣關心政治。 其後,毛又發動了大躍進,造成了餓死至少4000萬人的惡果。 有一些知識分子雖然知道大躍進是自欺欺人,但是因爲害怕共黨,沒有人敢說真話,而大多數敢說真話的早就已經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在反右中被打倒了。 1966年,老毛爲了共黨江山和手中的權力發動了文革,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 最初的破四舊運動不僅毀壞了大量文物,而且導致大量知識分子被打死或者自殺。 官方資料顯示,1966年八九月間的四十天裏,僅北京市一地就打死了1700多人,而知識分子自殺人數也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高峯。 看看這一長串自殺的知識分子的名單,就知道有多少文化精英被共黨葬送了。 傅雷、老舍、鄧拓、範長江、文傑夫婦、小白玉霜、顧勝英、熊實力、楊碩、舒秀文、上海音樂學院五位一級教授。 更要命的是,反右和十年文革過後,真正有良知、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大多被戕害致死,活下來的再也無法挺直脊樑,紛紛選擇沉默或附和共黨,分辨真僞的健康思維能力被摧毀殆盡。 所以,從1949年至今,中國文壇藝壇再無大師誕生。1977年鄧小平復出,在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鬍耀邦的積極努力下,全國右派被平反,但五名中央級的右派除外。 這表明,你批評黨性的本質是不可饒恕的。知識分子一看共黨平反,就又開始相信它會變好,忘了狼怎麼也變不成羊。誰知,傷痕還在隱隱作痛呢,運動又來。 1978年911,中國青年雜誌剛剛復刊,就被中宣部長汪東興叫停,直接引出了西單民主牆事件,然後發展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直到震驚世界的八九六四血腥屠城。 殘酷的教訓證明,共黨永遠不會改變,只要它存在一天,手裏有槍,絕不會放過任何危及它政權的雜音,鎮壓人民是它的唯一選項。 六四之後,共黨除了在黨內進行清洗之外,也不放過對學生的批判,除了否認發生流血和死亡的事實外,還秋後算賬,逼迫所有參加遊行的學生、老師和其他人深刻檢討。 當年的畢業生大部分不許留在城市,全國各高校新生從入校開始就要參加軍訓,同時,共黨在全國展開了對所有學運領袖的搜捕。 面對共黨的高壓政策,只有少數知識分子拒絕與當局合作,不附和、不承認任何宣稱鎮壓合理的欺騙宣傳,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迫於政治上、工作上、生存壓力的考慮、形式上接受了共黨撒謊。 當然,很多知識分子也再次意識到共黨治下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因此轉而埋頭學問。 九十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開始高速但卻是畸形的發展,一切向前看成爲社會新的導向。 共黨對這個一直是心頭大患的知識分子階層改變了做法,幾次給知識分子掌心、安撫人心,然後鼓勵教育產業化,知識分子都去追名逐利了,就越來越自私,對政治越來越保持沉默。 家國天下的情懷自然慢慢淡出,對願意賣力與共黨合作的知識分子,共黨則提供金錢的資助和上升的空間,造成了御用知識分子的不斷有限。 一時間,中國只有拉大貧富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中國應當學習朝鮮,中國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爲收費太低,買房就是愛國,上訪專業戶99%有精神問題等等,雷人坑爹的言論此起彼伏。 對持不同政見但不是十分激烈的知識分子,共黨則稍加剋制,甚至給點小恩小惠收買。 對嚴厲批評共黨的硬骨頭知識分子,比如敢說真話、挑戰共黨權威、無懼暴力的高智晟、胡佳、郭權、利紅、陳光誠、郭飛雄、孫文廣等一批中國脊樑,共黨則用盡了流氓手段打壓,甚至使其人間蒸發。 引號新舊社會的故事講完了,各位看官無需多言,看了七十大觀,您一定找到了強烈對比。 還是那句話,中國要想好,知識分子要想自由,必須開除共黨這隻垃圾股。 看天象,這一天我們不會等太久了。 謝謝您收看七十大觀,別忘了訂閱、點贊、分享給您的朋友,咱們下集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