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剛走了，震動京城！周恩來曾經的女秘書，1957年吞安眠藥，於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報》宿舍離世。一切從周恩來撿到她的筆記本開始，命運從此改變 | #薇羽時間(粵)| #紀元頭條雪兒主播

同梅雨一齊看世間,大家好! 1957年10月7日,周恩來曾經的女祕書楊剛, 頻岸綿陽自殺於北京,回渣衚衕《人民日報》縮寫《震動京城》。 楊剛是誰?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在近代中國,有四個容貌秀麗、才華橫溢的女子,被稱作新聞界的四大名膽。 她們分別是彭紫江、蒲熹修、楊剛和戈揚。 前三者還被稱作三劍客,她們都曾經在國統區的媒體中任職, 以地下黨員的身份為中共從事統戰工作,瓦解國民政府。 不過她們將青春獻給黨,最後卻被黨拋棄了。 她們中三個被打成右派,一個自殺,自殺的那個就是楊剛。 楊剛自殺與周恩來有何關係?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楊剛的自殺之謎。 楊剛組織是湖北的一個豪門望族,父親楊會康是清朝舊臣, 做過武昌的守備、江西的渡臺、湖北省政務廳廳長、湖北代省長等。 母親是大地主的女兒,雖然沒有讀過書,但聰明頑強。 1905年楊剛出生了,俗名叫做楊貴妃。 楊剛這個名字是她在燕京大學入黨時改的。 因為斯大林曾經說共產黨員具有剛的質量,她就改名為剛,以名字。 她的朋友、美國新聞處駐華負責人費正清曾經表示,這個名字是斯大林的幽靈。 楊剛五歲嘗試熟讀四書五經與文史古籍,但顯赫的家世令他從小任性。 嚴苛的私塾教育亦都令他具有強烈的反抗心理。 少少年紀就說學堂是監牢,老師是肉泥,甚至偷偷在老師的茶碗裡放花朵,害得老師肚子餓了一整夜。 1922年,楊父將他送到美國教會學校保齡女子學校學習。 他入校沒多久就接受了洗禮,但因為一個人,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情竇初開的他,愛上了自己的老師林源。 林源經常戴著黑色的闊邊眼鏡,舉子紋側彬彬,演講起來頗有感染力。 他曾經是武漢學運的領導人之一,參加過北伐戰爭,組織過農民運動。 受林源的影響,楊剛決定投身到那艱難的事業中。 1926年11月北伐軍佔領了南昌,中共組織農民燒了他的家,分了他家的田產,還監禁了他的父親。 第二年夏天,在寧罕合流前夕,林源消失了。 後來聽說,他被人裝了進麻袋,丟了進長江。 得知這個噩耗之後,楊剛悲痛不已,為了讓他從痛苦中轉移出來, 他的三哥幫助他進入燕京大學英國文學系。 在大學裡,他更加投入到那艱苦的事業中。 1928年,楊剛入黨了。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抱著和親人永別和去死的心境,提出入黨要求。 他被編入清華燕大支部,負責學生和農民工作。 他也積極參加了易民藝運動,是北方左聯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 很多人因為他描繪的美好未來,走上了革命的不歸路。 包括他的二哥楊朝和同中興獎科學家楊顯東。 他甚至對楊顯東說,為了黨的需要,隨時準備犧牲。 即使到了懸崖絕壁,要跳就毫不猶豫地跳下去。 但是大學畢業那年,他和黨小組長發生矛盾,憤而退黨。 中共是不允許主動退黨的。 楊江雖然在1938年再次加入中共,但是退黨的經歷還是為他留下了一個無法抹去的印記。 1932年,楊江從燕大畢業之後,和北大經濟系男生鄭罕結婚,育有一女。 這期間,楊江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認識了美國進步女作家史莫特萊。 後來他接受燕大新聞系教授、美國紅色作家埃德加·斯洛的邀請,參與編譯《活的中國》一書。 他還翻譯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 在燕大英國文學系讀書期間,楊江的勤奮和簡樸,贏得了篤信基督教的美國女教授鮑貴斯的好感,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據鮑貴斯回憶,楊江是個工作狂,他在宿舍裡每天工作12小時,喫的是乾糧和素菜,他只有一件換洗的襯衣,身無長物,一文不名。 1936年,路溝橋事變發生,楊江將三歲的女兒鄭光迪送到鮑貴斯家寄養,自己打算投身到武漢和上海的救亡運動。 一個是被稱為鮑教士的虔誠基督徒,一個是堅定地追隨共產主義的中共地下黨員,竟然結下了這樣的緣分。 而此時楊江的先生,在中央銀行任職的鄭罕,要求銀行轉移到福建永安,兩人為此爭執不下。 楊江說:「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我未能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時代賦予我的使命,不允許我做一個舊式的賢妻良母,更不允許我做一個依附於男人的平庸女人。關於這一點,當時我不是就聲明瞭嗎?」 兩人最後分道揚鑣,1943年冬天日軍轟炸福建永安,鄭罕遇難。同年,楊江奉命到重慶女兒鄭綱迪輾轉幾個月後,纔到重慶與她團聚。 但此時楊江萌生了去美國留學並考察美國社會的念頭。1944年3月,在費正清和鮑貴斯等人的幫助下,他收到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當時他心裡很矛盾,要將女兒帶到美國還是送到延安呢?他選擇了後者,再次與女兒分別。 在美國期間,楊江保持著與鮑貴斯的通信,他在信中說:「新中國的誕生意味著新的人民的誕生。中國共產黨不是由一小撮不擇手段的政客組成的進行安裝政治角逐的政黨,它是一個為自由和尊嚴而進行鬥爭的偉大民族的化身。」 這大概就是楊江的可悲之處,他將中共當成整個民族獲得自由和尊嚴的希望之化身。1948年底,楊江回到平山西柏坡,第二年才與女兒團聚。即使是與女兒團聚,女兒也只能在喫飯的時候才見到他,而且總是有一大桌子人,因為他正忙著參加籌備中共新政協,整天忙著開會、談話。 這樣的日子也不長久,女兒鄭江迪後來辛酸地回憶說:「沒過多久,當我剛剛覺得口中叫出媽媽的聲音不像開始那麼生疏的時候,她就跟我說她要去天津《進步日報》工作了。」 後來,鄭江迪去了蘇聯留學,楊江生前與女兒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數。中共竊國後,楊江曾經帶女兒拜訪過鮑貴師,當時楊已經是中共高幹,但是他依然衣著十分簡陋。鮑貴師看不下去,想送一條皮肉紙給他,他說不要,想沖杯促成的可可給他,他不但拒絕,還譏諷地說:「我是中國人,我只喝白開水。」 諷刺的是,大約在2000年的時候,他的女兒鄭江迪擔任交通部副部長的時候,因為接受賄賂、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自認為廉潔的楊江若果地下有知,不知道有什麼感想呢? 1929年,在鮑貴師教授的家庭朗誦會上,楊江認識了作家蕭乾,於是開始向蕭乾做思想工作。蕭乾自稱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匹野馬,怕被什麼主義的韁繩擋住。 他對楊江給他的蘇聯馬列文學理論不屑,決心做一個不帶地圖的女人。但實際上他已經深受楊江的影響,《大公報》原本是隱喻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他的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稱道。 但自1935年,經沈松文介紹蕭乾出任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後,開始大量發表延安作品,還推薦楊江擔任《大公報》記者。 1939年,他赴英前又推薦楊江接替自己出任《大公報》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楊江高呼要讓副編披上戰袍、還上甲袖,讓這個小小的副刊,成為一隻掛著紅籌紙對著太陽高唱的話筒。 他加大了延安方面的內容,正面宣傳中共的政策方針,尖銳批評國民政府的統治。 他負責的學生界副刊,對香港學生的思想影響很大,他結識了許多文化名人,在香港大力為中共開展統戰工作。 因為對中共的愚忠,他的作品中讓日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極具煽動力。 1943年,楊江奉命來到詹市培都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的親自領導下,以《大公報》編輯和記者的身份往來於駐華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之間。 從此開始到抗戰結束,大範多中國的進步外國作家、記者、學者幾乎沒有不認識楊江。 1944年夏天,楊江赴美留學,兼任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留美時期,他根據中共的指示,寫了一系列《美國通訊》刊登在重慶、上海的《大公報》專欄上,後來集成小冊子《美國札記》。 同時他積極從事對美國知識界、報界、文藝界、華僑等的統戰工作,為中共投資抹粉。 他曾經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譴責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 這封信還存在在美國密蘇裏州獨立城杜魯門圖書館戰後對話偵測的檔案中。 在內戰的關鍵時刻,美國的誤判和放棄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與楊江不無關係。 1945年為了採訪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蕭乾從歐洲來到美國,與楊江在舊金山重逢。 他向楊江表達了自己擔心國共爆發內戰的憂慮。 楊江對他說:「共產黨是不會打內戰的,關鍵是要看國民黨願不願意實行憲政,給人民以民主自由。」 從楊江的言語中看來,顯然他被中共的謊言欺騙了。 1948年9月,在中共的指示下,楊江回香港策反《大公報》。 當時上海幾家進步報紙都已經被查封,《大公報》也不斷受到壓力。 但當時的總經理胡靖之和總編輯黃雲生在楊江的鼓動下,反將擁共的態度日益鮮明。 肖騫將此事稱為香港《大公報》的一次起義。 當時他人在香港,他的母校英國劍橋大學要成立中文系,是主任何麟親自來香港勸他接受聘請,不但允諾他終身職位,還答應負擔他全家的旅費。 有人給肖騫送來師大臨轉,讓他聽聽蘇聯肅反運動令人毛骨悚然的音樂,也有人幫他分析目前的出路。 上策是去英國,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陸。 但在楊江的竭力勸說下,肖騫最後還是選擇了下策,隨地下黨經青島返回北京。 自從返回中國,楊江忙得不可開交,職位也一路往上升。 從天津大公報副總編黨委書記到上海大公報軍代表,1950年調徑擔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祕書,10月調任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祕書。 在朝鮮停戰談判三年間,他每天晚飯後就去周的值班室上班。 通宵達旦成為周在處理外事上的得力助手,就在他仕途看好的當口,楊江突然丟失了一本重要的記事本,裏面有中共的機密信息。 楊江向周請求處分,周說不會丟在遠處,會找到的。原來已經有人撿到交了給周。周看到裏面除了檔案機密,還記述了與美國新聞處駐華負責人費正清的密切交往,包括費正清的聯繫方式。 而此時中共出兵朝鮮,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楊江就此失去了周的信任。 被調往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的一個機密細節被中組部長安子民透露給中國作協副祕書長黎生。 1955年秋天,楊江在北京機場遭遇車禍,頭部受到重創,受腦震盪影響,而病休半年。 1957年,反右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反右風暴令楊江看到了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 當年與自己一起奔走的新聞記者們,特別是《大公報》的記者編輯,紛紛陷入了楊謀的陷阱,被批判的聲浪所包圍。 楊江參加了多場批鬥會,9月楊江參加北京日報社舉行的批判會,還發言批判他過去在《大公報》的同事,中共地下黨員彭子江。 自殺前兩天,他參加了批判丁寧、陳企霞反黨集團大會,黃府大街中國民亂,能夠容納八百多人的大禮堂,坐無虛席。 楊江被安排坐在丁寧的身旁面色沉重,丁寧那些早已有過結論的歷史錯誤,又被拿出來反覆清算。 楊江想起自己1932年退黨、1950年丟失筆記本的陳年往事,會不會令他成為下一個丁寧呢? 自殺前一天,他寫了一篇批判邵虔的書面發言。 邵虔在整風開始後曾經寫過一篇長文寄給《人民日報》,文章見報一週後,《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 邵虔幾乎成為最後一個自投羅網的右派,過了23時,楊江敲門進入報社教養室,煩躁地說:「沒意思!沒意思!不要發表了!」 第二天清晨,家人發現他死在牀上。 楊江為什麼自殺呢?楊江歷來認為自殺者以死來解決一切,是軟弱無力。 他在寫給徽政卿的一封信中說:「我想中國人在生活上堅持不懈的信念可以展明某種道理,我們極少有人自殺。」 但當他發現自己拋家棄女,竭然一生為之奮鬥的革命,換來的不是自己期待的民主自由時,他賴以生存的精神之處便轟然癱瘓,再無法面對自己、面對朋友了。 中共認為自殺是叛黨,那麼楊江就用自殺來結束自己對黨的忠誠。 這樣或許纔是他自殺的真實原因。 好,今天關於楊江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我們下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