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帝”朱鎔基欠中國人民的十一筆賬!

朱鎔基這個人 最容易讓人產生誤判的地方 就是兩個字 改革 一聽改革 好像天然就是進步 一聽市場 好像天然就是減少政府幹預 一聽效率 好像天然就是讓老百姓得到更多自由 但問題恰恰就在這裏 改革要看往哪個方向改 市場要看最終誰控制市場 效率更要看提高效率以後 這部機器究竟是在爲誰服務 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 應該是政府退出不該插手的領域 是企業能夠自主經營 是私人財產權得到穩定保護 是地方和社會擁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是政府權力被規則約束 可是朱鎔基時代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改革 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 不是把權力從政府手中釋放給社會 而是利用市場化工具 讓國家機器運行得更加高效 這就是理解朱鎔基最關鍵的一點 他更像是中共國家機器的一名高級工程師 銀行壞賬太多 他整頓銀行 國企效率太低 他推動關停並轉 中央財政吃緊 他重新設計稅制 中國經濟需要國際市場 他推動加入世貿 這些措施確實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 但都沒有觸碰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共產黨對政治權力和關鍵資源的壟斷 相反 經過這一輪改革以後 中共國家機器變得更有錢 更有效率 也擁有了更強的資源動員能力 所以要理解今天中國經濟許多結構性問題 首先必須打破一個神話 朱鎔基改革不等於自由市場改革 它在相當程度上 更像是一次中央集權國家的市場化改造 第一筆賬 朱鎔基首先解決的是中央財政危機 把時間撥回上世紀八十年代 改革開放以後 中共實行財政包乾 簡單來說 就是中央和地方先談好上繳額度 地方完成任務以後 剩下的錢可以自行安排 這套制度當然有問題 地方保護主義越來越嚴重 地方爲了保住稅源 會想辦法減稅 藏稅 增加預算外收入 各地區政策也越來越不統一 但對中共最高層來說 更嚴重的問題不是地方發展太快 而是地方越來越有錢 北京越來越沒錢 到了九十年代初 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 已經下降到很低水平 這意味着 中南海雖然擁有政治權力 但財政控制能力卻不斷下降 而對於一個高度集權政權來說 這非常危險 因爲命令可以從北京發出去 但如果錢掌握在地方手裏 那麼地方就擁有了和中央討價還價的資本 中央沒有錢怎麼調控經濟 怎麼搞大型工程 怎麼養軍隊 怎麼對地方實施講誠 又怎麼確保地方始終服從北京 所以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 表面看是一場財政技術改革 背後其實首先是一場權力重新分配 它真正解決的核心問題 是把財政主動權重新拉回中央 分稅制實施以後 中央財政收入佔比迅速上升 北京重新擁有強大的財政汲取能力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 這當然可以被稱爲朱鎔基的一項重大成績 可問題也正是從這裏開始 第二筆賬財權上收了 地方的事情卻沒有減少 1994年以後 全國稅種被重新劃分 一些重要稅種歸中央 一些歸地方 另一些則中央和地方共享 改革以後 中央收入明顯增加 支持朱鎔基的人會說 當時中央財政已經窮到那個程度 不改革怎麼辦 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 如果中央財政太弱 國防怎麼辦 跨地區基礎設施怎麼辦 貧困地區轉移支付怎麼辦 宏觀調控又怎麼辦 這個道理當然成立 所以分稅制不能簡單說成一無是處 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央應不應該有錢 而是中央把大量穩定稅源收上去以後 地方承擔的支出責任 有沒有同步減少 答案是並沒有完全同步 學校要地方辦 醫院要地方支持 道路要地方修 城市建設是地方的責任 公務員工資要地方發 招商引資是地方任務 就業增長是地方壓力 經濟發展是地方考覈 社會穩定也是地方責任 於是中國逐漸形成一種極其特殊的財政結構 中央掌握了相當大的財政收入 而大量公共服務和發展支出 仍然壓在地方政府身上 這就是後來經常說的財權上收 支出壓力留在地方 地方政府發現自己要做的事情越來越多 可真正穩定的財政來源卻不夠 那怎麼辦 答案很快出現 賣地 第三筆賬 土地財政不是偶然 而是制度逼出的選擇 地方政府不是慈善機構 中央把相當一部分穩定稅源收走以後 地方照樣要搞建設 發工資 招商 修路 建醫院 錢從哪裏來 土地成爲最方便的答案 爲什麼是土地 因爲在中國現行土地制度下 地方政府掌握着巨大的土地資源和開發權 工廠一年交多少稅 需要慢慢培養 一個產業發展起來 可能要十年甚至二十年 可一塊土地只要掛牌出讓 幾十億甚至上百億資金 就可能一次性進入地方財政 這對任何地方政府來說 都具有巨大的誘惑力 於是一個新的財政循環形成了 地方政府先規劃新區 修道路 建地鐵 建開發區 基礎設施起來以後 周邊土地升值 政府再把土地賣給開發商 開發商向銀行貸款拿地 蓋房以後 再把房子賣給居民 居民向銀行貸款買房 居民的錢進入開發商賬戶 開發商的錢又有相當一部分變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 地方再拿這些錢搞下一輪基建 一個城市就這樣滾動起來 所以土地財政絕不只是幾個地方官員貪婪造成的 它背後有一整套制度激勵 當然必須說清楚 分稅制不是土地財政的唯一原因 城鄉土地制度 住房商品化 地方官員 GDP考覈 銀行信貸 城市化 以及後來的房地產政策 都在共同推動土地財政膨脹 但是如果沒有分稅制以後 地方財政長期存在的收入壓力 土地財政也很難擴張到後來如此龐大的程度 因此更準確地說 朱鎔基埋下的不是一顆簡單的炸彈 而是重新設計了一片制度土壤 後來房地產 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模式 都在這片土壤裏迅速生長 第四筆賬 誰最後替土地財政買單 最後真正掏錢的不是中南海 也不是地方政府 而是普通中國家庭 開發商爲什麼敢不斷高價拿地 因爲地方政府需要土地收入 地方爲什麼希望土地價格上漲 因爲地價越高 財政收入越高 銀行爲什麼願意持續給房地產放貸 因爲土地和住房長期被視爲最安全的抵押品 居民爲什麼願意被二三十年貸款 因爲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信仰 房價只會上漲 不會下跌 於是 中國出現了一種很特殊的家庭財富結構 一個年輕人工作幾十年創造的收入 最後可能只爲了換一套房 父母拿出養老錢 夫妻掏空積蓄 甚至所謂六個錢包全部投入 然後再背上二三十年房貸 表面上 這是一個家庭擁有了自己的住房 換個角度看 卻是一個家庭未來幾十年的勞動收入 被提前抵押給了銀行 開發商和土地財政體系 這纔是土地財政最厲害的地方 它不是直接從你口袋裏拿走一張稅單 如果政府直接告訴一個普通家庭 今天我要多收你一百萬元稅 絕大多數人當然無法接受 但如果換一種方式 讓土地漲價 讓房價上漲 再告訴你 不買房就結不了婚 不買房孩子就沒有好學校 不買房以後會更貴 於是 大量家庭會主動把幾十年的收入投入住房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 高房價就像是一種隱藏在資產價格中的超級稅收 整個土地財政金融體系獲得收入 最終承擔最大風險的卻是居民家庭 第五筆賬 賣地還不夠 於是城投和地方債登場 賣地雖然來錢快 但地方政府想搞的項目更多 一座城市賣地收入只有一百億 卻想做三百億基礎設施 怎麼辦 借錢 可地方政府過去長期受到直接舉債限制 於是 中國出現了一種極具特色的融資工具 地方融資平臺 也就是城投公司 地方成立平臺公司 把土地 道路 園區 未來項目收益包裝進去 然後向銀行貸款或者發行債券 拿到資金以後修道路 開發新區 搞產業園 建公共工程 表面看 這是一家企業在借債 可市場爲什麼願意借錢 因爲大家默認 這家企業背後站的是地方政府 如果真的出了問題 政府不會完全撒手不管 於是又形成一個新的循環 政府借錢搞基建 基建讓土地升值 土地升值以後再賣地 賣地收入償還舊債 然後繼續借新債 只要土地價格一直漲 只要開發商持續拿地 只要房地產市場保持繁榮 這個遊戲就可以不斷滾動 但所有高槓杆體系都有同一個前提 資產價格必須繼續上漲 一旦房子賣不動 開發商就不拿地 開發商不拿地 地方土地收入就下降 土地收入下降 城投融資就變困難 融資變難 地方就不得不削減項目和支出 地方經濟進一步下行 土地和房地產又更加低迷 於是原來的正循環變成負循環 房子賣不動 開發商不拿地 地方賣地 收入下降 城投融資困難 項目減少 經濟進一步疲弱 今天中國地方財政真正棘手的地方 就在這裏 它不是簡單的某幾個縣長亂花錢 而是整個發展模式到了極限 第六筆賬 朱鎔基最大的功勞 可能恰恰也是他最大的爭議 朱鎔基的支持者會說 中央有錢了 國企改革了 銀行穩定了 中國加入世貿了 出口增長了 外資進來了 後來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這難道不是功勞 當然不能否認 歷史人物不能只用一句話評價 朱鎔基時代確實推動了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改革 問題是 我們今天必須重新問 這種高速增長建立在什麼制度基礎上 如果一套制度短期讓經濟跑得很快 卻把巨大的成本推給未來 那是否還應該被完全定義成成功 如果債務留給下一代 高房價留給下一代 地方財政缺口留給下一代 那麼當年的GDP數字再漂亮 歷史評價是不是也應該重新計算 朱鎔基很像一個能力極強的企業重組專家 接手一家效率低下的公司以後 裁員 重組 融資 賣資產 提高效率 打開國際市場 財務報表很快變漂亮 可幾十年以後回頭看 卻發現很多成本只是被藏到了資產負債表下面 這就是朱鎔基政治遺產最複雜的地方 他的能力越強 對中共體制的修復能力也就越強 而這臺機器被修得越高效 後來中央能夠調動的資源也就越龐大 第七筆賬 國企改革 誰承擔了改革成本 朱鎔基另一個經常被稱讚的功績就是國企改革 九十年代後期 大批低效國企被關閉兼併和重組 從經濟效率角度看 長期虧損企業當然不可能永遠依靠財政輸血 可問題依然是改革成本由誰承擔 很多國企工人在計劃經濟時代工資並不高 他們之所以接受這種收入 是因爲國家曾通過單位制度承諾工作 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 後來企業關閉了 工人下崗了 可是大量優質國有資產並沒有平均分配給這些勞動者 這就形成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現象 虧損的時候說企業屬於全民 所以全民承擔成本 企業重組以後 優質資產越來越集中 卻很少有人在問 作爲名義上的全民所有者 普通人究竟得到了什麼 普通工人拿到的是下崗壓力 地方政府拿到的是就業和維穩壓力 而真正優質的壟斷國企卻越來越龐大 這就是朱鎔基式改革很典型的一面 敢動刀 但刀往往先砍向溢價能力最弱的人 第八筆賬 爲什麼所謂改革從來不碰政治壟斷 這也是評價朱鎔基時最根本的問題 朱鎔基可以整頓銀行 可以關停國企 可以撤幹部 可以推動上千萬工人離開原有崗位 可以迫使地方接受重新分稅 但有一個東西 他從來沒有真正觸碰共產黨對政治權利的壟斷 於是中國改革出現一個非常奇特的結構 經濟可以市場化 政治不能市場化 企業可以競爭 執政黨不能競爭 普通工人可以失業 掌握公共權利的官員 卻不需要接受真正的選民淘汰 民營企業可以破產 國家權利卻永遠不用承擔同樣的市場責任 普通人承擔市場風險 掌握權力的人卻缺乏真正的政治問責 所以朱鎔基當然可以被稱爲改革派 但必須加一個限定 他是中共體制內部的改革派 他改革的是中共管理經濟的方式 卻沒有改變中共壟斷政治權利的根本結構 也正因爲如此 朱鎔基時代的許多市場化改革 相反 卻爲後來更強大的中央國家能力打下了基礎 爲什麼說習近平時代也繼承了朱鎔基的財政遺產 很多懷念朱鎔基的人 同時又反對習近平時代的高度集權 他們會說 如果朱鎔基這樣的改革派還在 中國不會變成今天這樣 但如果從財政結構看 事情未必這麼簡單 習近平時代能夠維持如此龐大的中央控制體系 離不開過去幾十年不斷增強的中央財政能力 維穩需要錢 國防需要錢 產業補貼需要錢 官僚體系需要錢 國家安全體系需要錢 中央對地方實施財政約束同樣需要錢 一個沒有強大財政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 再強勢的領導人也只能喊口號 而分稅制帶來的重要政治結果之一 就是重新強化北京對全國財政資源的控制能力 所以從歷史連續性來看 朱鎔基和習近平並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麼割裂 兩個人風格完全不同 朱鎔基強調效率和全球化 習近平強調安全和國家控制 但底層邏輯有一個共同點 中央必須強 中央必須有錢 中央必須控制地方 市場可以存在 但不能威脅黨的控制 地方可以發展 但不能形成脫離中央的財政基礎 從這個角度看 朱鎔基並不是習近平時代完全相反的人物 某種程度上 他是前一個時代替後來者鋪設財政軌道的重要人物之一 第十筆賬 朱鎔基是不是今天一切危機的唯一責任人 當然不是 這一點必須講清楚 今天所有地方債 不可能全部算在朱鎔基頭上 所有房地產泡沫 也不能全部算在他頭上 因爲分稅制以後 中國又經歷了三十多年 住房市場化 土地招拍掛 地方官員GDP競爭 寬鬆信貸 2008年以後 大規模投資刺激 影子銀行 城投擴張 以及房地產長期被當作經濟支柱 這些因素都在不斷放大原有矛盾 所以 真正嚴謹的說法應該是 朱鎔基不是今天所有危機的唯一製造者 但他主導的1994年分稅制 是後來央地財政關係 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模式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制度節點 真正值得追究的不是一句簡單的朱鎔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而應該問他的改革最後保護了誰 中央財政強了 中央政府贏了 大型國企活下來了 國家機器效率提高了 中國進入全球化體系了 但與此同時 工人承擔下崗成本 地方承擔財政壓力 農民承擔土地城市化成本 年輕人承擔高房價 家庭承擔幾十年房貸 下一代承擔越來越沉重的地方債 如果改革的收益高度集中 而改革的代價不斷向社會底層和未來世代轉移 那麼普通人當然有資格重新計算朱鎔基的歷史功過 第十一筆賬 真正應該翻的是朱鎔基留下來的資產負債表 重新評價朱鎔基 最重要的不是繼續重複官方對改革英雄的描述 而是翻賬本1994年的分稅制 90年代國企改革 土地財政 住房商品化 地方融資平臺 銀行信貸 地方債 一直算到今天的房地產危機 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楚的規律 朱鎔基很多改革解決了當時的問題 卻把相當一部分成本轉移到了別處 甚至轉移給未來 中央缺錢把收入集中起來 地方缺錢 地方自己想辦法 國企虧損 官停並轉 工人怎麼辦 由社會消化 城市建設缺錢 依賴土地 土地收入不夠 繼續借債 這套模式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非常有效 因爲蛋糕每年都在變大 舊債可以用新收入覆蓋 舊矛盾可以被增長速度掩蓋 但是增長一旦放緩 被推遲的問題就會一個接一個回來 今天的地方債危機和房地產困局 並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 習近平時代當然又製造並放大了很多新的問題 但他接手的本身就是一套前人已經建立起來的機器 而朱鎔基正是這套機器最重要的改造者之一 所以今天評價朱鎔基 不應該只問他當年多有魄力 而應該問他的魄力最後服務了誰 不應該只問他解決了多少危機 而應該問那些危機的成本後來由誰承擔 不應該只問中國GDP增長了多少 還應該問普通中國家庭爲這種增長支付了什麼 中央得到的是更強大的財政體系 地方留下的是一輪又一輪土地開發和越來越沉重的債務 普通家庭得到的是一套房 以及可能長達二三十年的貸款 這纔是朱鎔基留下來的另一張歷史賬單 如果站在中南海角度看 他當然可以是一位功臣 他幫助中央擺脫財政弱勢 提高國家機器效率 推動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 但如果站在90年代下崗工人的位置 站在被高房價壓住的年輕人位置 站在揹着幾十年房貸的普通家庭位置 站在債務沉重城市裏的普通居民位置 同一個朱鎔基評價完全可能不同 所以朱鎔基真正留下來的 也許並不只是改革兩個字 而是一張巨大的資產負債表 一個改革者 如果讓國家機器越來越強 卻沒有讓人民擁有制約國家機器的權利 如果讓中央越來越富 卻讓地方越來越依賴土地和債務 如果讓經濟越來越市場化 卻讓政治權力繼續高度集中 那麼歷史究竟應該把它稱爲改革英雄 還是替中共體制延長壽命的高級工程師 這纔是朱鎔基身後 真正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