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何沒有繼續推行雍正的新政?

蓝桥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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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次觀看·2026年10月21日
乾隆七年,乾隆皇帝在電視中增加了一道題目,
他希望考生們論證一下,
先皇雍正發起的火號歸功是不是個好政策。
在電視開場白中,他就告訴學子們要坦誠相告,
隨後又發上諭指示,
鄂爾泰和張廷玉要格外注意答卷中關於火號的部分,
凡有價值的意見都要馬上送成預覽。
再之後,他又單獨命令九卿、漢林和各省都府,
要求他們也深入分析雍正皇帝的改革。
但這次電視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沒有任何一份答卷深入論證。
這個政策的成敗得失,
乾隆為何讓電視的學子和官員思考這個問題呢?
我們往下看。
時光追溯到雍正元年,
官場發生了一起不大著名的案件,
寧波銀縣當年突發海嘯,
前一年的晚稻絕收和再前一年的嚴重乾旱,
時任支縣的河石不得不連續挪用番庫錢糧賑濟災民,
連年光景不好,災民們沒辦法償還欠錢,
番庫錢糧還不上,
三年連續遭到彈劾,
最後不得不變賣家產,
還清了債務,換來個活命。
雍正的雷霆手段遠近聞名,
他對這個龐大帝國的弊政更為瞭解,
雖說國庫裡確實有八百萬兩存銀,
但是他認為理論上的存銀數量應該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
沒有戰爭和大的災荒需要應對,
果不其然正如雍正所想,
國庫存銀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管理不善,
戶部管理的國庫還不算最糟糕的,
地方的番庫有數不清的虧空,
看一組財政數據,
就一目瞭然山東虧空六十萬兩白銀,
山西也差不多,
江西有十二萬兩虧空找不到責任人,
腐敗盤根錯節,
誰是有罪之人已很難判定,
財政制度是一個國家的血脈,
管理好錢袋子尤為重要,
清朝最主要的稅收為地釘錢糧和直接稅,
都有縣級官員徵收,
但稅收在起運中央和地方存留間的劃分並不清晰,
各省名義上能得到直接稅的21%,
但由於存留還要滿足軍費和驛船體系的需要,
真正能用到地方項目上的開支其實很少,
到康熙末年,
江西純地方開支只佔到全省地釘錢糧收入的6.8%,
但還是比山西省的4.8%高不少,
最少的是蘇州府所屬的嘉定縣,
只有3%的地釘錢糧收入能用於地方事務,
就這點錢還總被徵掉,
平定三藩期間,
地方經費幾乎全被中央徵掉,
甚至連奉銀都沒法發放,
康熙晚年奉行的人質,
人丁稅在康熙朝最後十年一直沒變,
這造成了人口的迅速增加,
地方官員的責任更重,
開支更大,
他們更需要錢,
每年僅生活支出就要6,000兩白銀,
但作為軍機大臣,
寶和殿大學士的他,
年奉不過白銀180兩,
清朝的中央官到地方赴任,
窮得連路費都沒有,
只能借高利貸充當路費,
官員還要僱傭少則幾個,
多則幾十個的幕僚,
每個縣還要僱傭幾百個書吏,
官員還負責維修皇上賞賜的夫子廟,
牌坊,匾額和重大水利工程,
漸漸要用錢,
所以盤剝老百姓的本事到清朝就登上巔峯了,
地方每次興修水利時,
老百姓都要多交一點,
稅銀必須熔煉成大塊才能借送經師,
這中間必然產生損耗,
就是火耗,
地方官員就把這部分耗加到百姓身上,
總之地方官員會巧立名目,
從百姓手中盤剝,
解決沒錢花的困難,
這也成了當時官場的潛規則,
剛才說的是低級別的地方官,
地方都府就不用籌錢了,
他們有搞大錢的道,
逢年過節,
基層的官員都要交上禮金,
看足數據,
雍正二年,
良廣總督楊林承認收受禮金四萬七千一百一十兩,
廣西巡撫高齊卓承認收受禮金一萬兩千四百兩,
雲南更嚴重了,
這裡產鹽,
每年鹽客收入有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
總督每年從鹽商得到孝敬銀子有一萬七千兩,
巡撫也有七千兩,
同時,
總督和巡撫還是密令加大食鹽生產並出售私鹽,
這嚴重衝擊了中央政府的收入,
雍正因此意識到,
避政必須修改,
漏規必須革除,
不給地方官從中增收的機會,
就是火耗歸公。
何為火耗?
碎銀子融化成觀銀過程中發生的損耗,
火耗歸公,
就是取消所有非法加派,
改為以法定形式,
增收一定比例的正向錢糧,
用於解決地方財政問題,
說白了就是專款專用,
這不是雍正皇帝的首創,
康熙晚年,
陝甘總督年庚堯發現,
轄區內的非法加派已經佔到正向錢糧的40%多,
這意味著老百姓每交10兩碎銀,
就必須多交4兩以滿足各類需要,
年庚堯上奏康熙,
但康熙不允許,
只是要求年庚堯嚴厲打擊非法加派,
不從制度改革,
憑藉嚴厲打擊是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的,
雍正摸爬滾打45年才當上皇帝,
風裡來火裡去,
他了解基層的狀況,
中央不給基層官員留下靈活處理大量突發事件的空間,
直接給了基層官員搜刮民財和貪污瀆職的機會,
此時田文靜要求所有火耗銀都要解送省裡的番庫,
州縣官由於不再持有本地的地丁錢糧,
他們也就不再有動力額外徵稅,
基層腐敗得以遏制,
之後河南按照官員職位分發養年銀,
巡撫可得三萬兩,
布政使可得兩萬四千兩,
根據官職地界,
雍正對這套方案大加讚賞,
還建議田文靜適當考慮增加基層官員的養年銀數量,
避免額外盤剝百姓,
改革取得了驚人的效果,
在河南火耗盈餘超過60萬兩,
到雍正晚年,
山西、陝西和直隸都獲得了大量火耗盈餘,
連很多很窮的邊疆省份,
例如四川、雲南、廣西、貴州,
也通過礦產和貿易滿足了地方財政的需要,
雍正從來不相信官員能普遍具有廉潔意識,
也不相信官員真能管理好複雜的地方財政,
所以他知道火耗歸功改革成敗的關鍵有兩點,
人均收入必須不斷提高,否則財政遲早崩潰,
所以他在任內大力推行墾荒,
火耗和正向錢糧也絕不相同,
各省火耗標準要因地制宜,
不必整齊劃一,
火耗也必須留存當地並獨立管理,
雍正認為地方政府必須有這樣的財權,
才能解決不時之需,
避免系統崩潰,
這樣宏大的改革當然會遇到困難,
豪門經常利用小戶的名義謀取利益,
例如身患之家經常直繳火耗,
而將正向錢糧擱置起來,
同時利用已經去世的人大量偽造虛假的戶名,
然後將田地分散到這幾百戶裏,
這樣欠繳的稅款就會變成民欠,
而民欠由於關乎皇上愛民之聲是可以不追究的,
改革之初,
雍正就預測,
定義為民欠的應收賦稅中,
大約有八成以上都是基層腐敗的結果,
當時作為徵收地釘錢糧基礎的賬冊,
為榆林冊,
一共兩套,
一套位於佈政史司衙門,
一套位於周縣府庫,
但在江南中國大虎雲集的地區,
榆林冊經常被燒掉,
藏匿或篡改的面目全非,
這些都是大虎與佈政史和周縣衙門祕密串通的結果,
雍正十三年,
福建佈政史張廷煤發現前任賬上有八萬七千兩的差錯,
於是奏請,
對火號收入展開徹查,
並對所有火號實行奏銷,
雍正馬上同意開展徹查,
但對火號實行奏銷的請求則明確回絕,
他認為那樣做的效率太低,
會極大破壞地方的財政資金,
有損地方財政的健康,
這原本是一個進一步完善火號歸公制度的機會,
但遺憾的是,
雍正沒能等到這一天,
不久後便暴斃而亡,
火號歸公多舛的命運至此開始。
還在扶桑期,
乾隆就開始收到針對火號歸公政策的奏摺,
他當然知道,
父親的改革對打擊腐敗極為重要,
但他的政治偶像是康熙,
他對火號的正義性始終存有疑慮,
因此繼位後,
馬上取消了對火號收入的徹查,
和康熙一樣,
乾隆不想通過制度建設解決朝政中存在的問題,
而是寄望於官員的操守,
事實證明,
乾隆沒有領會到雍正改革思想的精髓,
加強監管杜絕腐敗的想法更像一廂情願,
從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五年,
戶部編定了一份極為詳細的火號章程,
官員要用火號必須上報,
未得到戶部同意就使用火號將遭到彈劾,
大權在握的戶部官員根本不瞭解基層狀況,
地方想要錢哪有那麼容易,
繁瑣的流程嚴重幹擾了地方財政系統的運行,
當時還有一件事情,
廣東負責為中央購買白蠟,
但戶部制定的價格只有三錢,
筆市價少六錢五分三釐,
差價在雍正年間是由火號彌補,
現在火號使用權不在地方了,
廣東巡撫賀年只能上報戶部請求撥款,
戶部予以否決,
理由是差價是不價兩倍之多,
必然不實,
巡撫必須降低報價,
乾隆喜歡南巡,
每次南巡花費都在五十萬兩白銀以上,
其中只有三成來自正向錢糧,
剩餘需要,
本也可以通過火號取得,
但由於火號使用權不在地方,
這些錢只能靠商人捐款和地方罰金來取得,
但突然間增加這麼多罰金,
意味著地方官已經開始撬動財政的牆角,
更重要的是首災,
乾隆繼位之初就豁免了直隸,
安徽和江蘇大部分正向錢糧,
加在正向錢糧上的火號也一併廢除,
三省因此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直隸布政使隨後上述,
請求將河南四十萬糧火號盈餘中的十萬糧撥付出來,
乾隆欣然應允,
畢竟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破壞規則的做法很快變成慣例,
山東,山西和河南的火號盈餘,
再次被送往直隸用來修建城牆,
第二年,
湖北和安徽省庫實現盈餘,
兩省巡撫馬上被要求,
計算能拿出多少錢支援兄弟省份,
十五萬兩白銀隨後離開湖北,
更重要的是,
乾隆年間人口增加,
這被視為盛世的最佳例證,
他也沒有治理土地集中,
因為大地主是清朝的統治根基,
他自己還是奢靡之風的領導者,
越來越多的老百姓選擇在收割時,
賣掉糧食購買奢侈品,
然後需要時重新購買糧食,
這讓中國在十八世紀經歷了銀本位置下難見的通貨膨脹,
乾隆十年,
每鬥米價格約九十多文,
漲到一二零文就會讓人震驚,
但到乾隆末年,
即便豐產時,
米價也從未低於二百七十文,
地價也是如此,
順治時,
每畝地價從未超過三兩,
康熙時,
每畝地價升至四兩多,
雍正大力推動啃黃,
地價又降至不到三兩,
但到乾隆後期,
地價已經超過每畝五十兩,
老百姓再也買不起田了,
人口的增加,
物價上漲,
進一步推動了官僚體系運轉成本的上升,
但嚴格的火耗控制已經無力對此作出回應,
乾隆二十年後,
幾乎所有省份的火耗盈餘都在減少,
帝國財政大廈開始崩塌,
到嘉慶年間,
頹勢更加不可避免,
雍正耗盡一生才消滅的陋規,
死灰復燃並很快蔚然成風,
地方財政又開始虧空,
嘉慶終於承認合理的財政管理已經死亡,
官員肆意地盤剝再起,
然後將歷史重啟一輪,
他建議陋規應該合法化,
此時歷史已經不再給他機會,
大清逐漸走向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