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其實是好的,是想著天下大同,只不過後來被念歪了經。」 這句話聽著寬厚,卻是一句天大的謊言。因為共產主義的「出發點」,不是一句空洞的「天下大同」,它有完整的表述——用暴力消滅階級,實現均貧富,藉此達成所謂的「大同」。這句話裡真正的關鍵字,從一開始就是「暴力」二字。一個以暴力為起點的主張,無論終點掛上多美的名字,出發點本身就已經是邪惡的,這與後人有沒有「念歪經」毫無關係。 一、共產主義出發點的完整表述:暴力消滅階級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得很清楚:「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這不是後人斷章取義,而是它自己白紙黑字寫下的起點。 所謂「消滅階級」,實際操作起來,不是靠感化、靠教育、靠時間慢慢化解貧富與階層之間的差距,而是靠一場又一場血腥的鬥爭,把「有」的一方肉體消滅,把「無」的一方煽動起來充當工具。 「均貧富」聽起來像是劫富濟貧的俠義之舉,可它憑藉的手段,是先給窮人畫一張大餅,把他們煽動起來去鬥地主、斗資本家,等到「打有錢人、分田地」的目的達到,再回過頭來,通過合作化、公有化,把這些剛剛分到手的土地財產,重新收歸「集體」,讓所有人一無所有,唯獨「黨」和「黨的代表」掌握了一切分配的權力。 這不是均貧富,這是先用暴力製造一場浩劫,再用另一場浩劫收割前一場浩劫的果實。所以,真正該被追問的,不是「後人有沒有念歪經」,而是這部經書從第一頁開始,寫的就是「以暴力奪取、以鬥爭消滅」——這樣的起點,能通向真正的大同嗎? 二、暴力,不是通向大同的路 縱觀人類歷史,凡是靠暴力、靠鬥爭、靠消滅異己建立起來的秩序,從未真正實現過長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換來的往往只是新一輪的壓迫者取代舊一輪的壓迫者。 法國大革命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最終走向的是斷頭台前排隊等候處決的長長隊伍;俄國十月革命許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最終走向的是古拉格群島裡成千上萬被流放、被餓死、被槍決的普通人。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實踐,同樣如此——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每一場運動的起點,都打著「解放」「進步」「革命」的旗號,落幕時留下的,卻是數以千萬計的非正常死亡,以及一個道德全面滑坡、人與人之間互相揭發、互相提防的社會。 這不是執行出了偏差,這是暴力本身的邏輯使然。暴力製造仇恨,仇恨催生報復,報復又召喚更大的暴力,如此循環往復,永遠停不下來,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沒有給「和解」與「感化」留下任何位置。 一個靠消滅異己起家的體系,注定只能靠不斷尋找新的異己,才能維持自身存在的正當性——這正是為什麼中共政權建立七十多年來,運動一場接著一場,敵人一個接著一個,從地主富農到「右派」,從「走資派」到法輪功學員,鬥爭的對象換了一批又一批,唯獨鬥爭本身,從未停止過。 三、孔子的大同:克己復禮,仁愛待人 真正的「大同」,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講得明明白白。《禮記·禮運》記下孔子登高遠望、感懷嘆息的那一幕,他心中的大同世界,講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的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但這幅圖景,孔子從未教人靠暴力去奪取。恰恰相反,孔子教人的路徑,是「克己復禮」——克制自己內心的貪慾與私心,讓自己的言行重新回歸禮義的規範;是「仁者愛人」——用一顆仁愛之心去對待身邊每一個人,不分貴賤親疏。 孔子講:「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意思是說,當每一個人都願意克制自己的私慾、以仁愛之心待人接物的時候,天下自然而然就會走向大同——這是一條靠道德感召、靠自我修養、由內而外緩慢生長出來的路,而不是一條靠外部暴力強行推倒重來的路。 孔子的大同,容得下差異,也正因為容得下差異,才叫做「大同」——老弱病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被這個社會溫柔接住,人與人之間憑藉的是「信」與「睦」,而不是「斗」與「恨」。 這與共產主義那套先劃分階級敵我、再用暴力消滅一方的邏輯,是徹頭徹尾相反的兩條路。 四、中華傳統修身之道:行善修德,以德報怨 中華傳統文化留給後人的,不是一套靠暴力奪取財富與地位的方法論,而是一整套關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獲得富裕與快樂人生的修身之道——行善修德,樂於助人,以德報怨。 古人相信,一個人真正的富貴與福分,不是靠巧取豪奪得來的,而是靠日積月累的德行換來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講的正是這個道理:今天多行一件善事,未必立刻換來看得見的回報,但這份德行已被上天記下,在未來某個意想不到的時刻,以某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饋到自己與家人身上。 這與共產主義那套「今天鬥倒地主,明天就能分到田地」的即時暴力兌現,出自兩種完全相反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以德報怨」更是中華文化裡極高的一種修養境界——面對他人的傷害與不公,不是以牙還牙、以暴制暴,而是用寬容與德行去化解仇恨,這需要極大的自我克制與內心的平和。 相較之下,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教人的恰恰是「以怨報怨」,甚至「以怨報德」——只要一個人被劃定為「階級敵人」,即使他曾經對鄉里鄰居行善積德,也照樣要被批鬥、被消滅,毫無寬恕與轉圜的餘地。 平和、講分寸、摒棄暴力,這是中華傳統文化最深層的自身修養,也正是通往真正大同最踏實的一條路——它不承諾一夜之間天下太平,卻在一代又一代人不斷自我克制、不斷行善積德的過程中,讓一個社會真正變得溫暖而有秩序。 五、兩條路的對照:仁愛感召,還是暴力鬥爭 把這兩條路擺在一起,答案其實一目了然。 孔子講的大同,靠的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靠的是每一個人克己復禮、以仁愛之心對待他人,這是一條由內而外、靠道德感召緩慢生長出來的路,容得下差異,也容得下時間。 共產主義講的「大同」,靠的卻是暴力消滅階級、鬥爭奪取財富,這是一條由外而內、靠強制力量瞬間推倒重來的路,容不下異己,也容不得等待。 一個講仁愛,一個講鬥爭;一個講克己,一個講奪取;一個相信德行終有回報,一個只信眼前能到手的利益——這兩條路,從出發點開始,就已經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方向,根本不存在「出發點相同、只是後來走歪了」這回事。 六、結語:看清出發點,才能看清那張黨證的重量 「共產主義出發點是好的」,這句流傳甚廣的說法,其實是把後人對美好社會的樸素嚮往,錯當成了這場暴力革命本身的初心。 真正的初心,寫得清清楚楚——「用暴力消滅階級」,這才是共產主義出發點完整而真實的表述,而暴力,從來不是通向孔子所講的那個大同世界的路。 當一個人看清了這一點,也就看清了自己手裡那張黨證、團證、隊徽,究竟捆綁著什麼——它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與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克己復禮、行善修德、以仁愛之心待人接物的傳統,站在了完全相反的位置上。 真正想要走向大同的人,走的從來不是鬥爭與消滅之路,而是修身、行善、以和為貴的古老道路。那在今天,「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就是我們邁向大同的第一步。 今天的《破除黨文化》就到這裡。如果這期內容讓你有所共鳴,或者引發了新的思考,歡迎訂閱、轉發或留言。我們下次再見。
一家人吃完晚饭,坐在客厅看电视,正好播到一部年代大戏,画面里扎着白毛巾的贫农跪地哭诉,地主一身绸缎坐在太师椅上冷笑,最后民兵举着火把冲进大院,锣鼓声中拉起“打倒地主”的横幅,画外音铿锵有力:“是共产党,把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从地狱里救了出来。”爷爷看得连连点头,孙子却不禁问道:“这是真的吗?”一个问题从他心里悄悄冒出来:这出戏里的黑暗,有几分是真实的历史,又有几分是结论先行,再用故事去把它填满? 延安:先定结论,再编故事
很多人可能沒有細想過:為什麼一講到中國人的自由與人權,總有人搬出「中國人口太多,國情特殊,管不了那麼多自由」這句話?它聽起來平平常常,甚至還帶著幾分無奈與體諒,可是仔細看,會發現這句話背後藏著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偷走的,是中國人心裡最寶貴的東西——天理良心。 舜耕歷山:人多地少,卻因謙讓成都會 相傳上古時候,舜還沒有做天子之前,曾經在歷山耕田。歷山那個地方,人多地少,田界不清,鄉里人為了爭一畝田、爭一條田埂,年年打架,年年結怨,誰也不肯讓誰,日子過得又苦又亂。換作今天的邏輯,我們大概會說:這是資源不夠、人口太多造成的必然結果,得靠強力手段來管,得劃出清楚的界線,得有人來鎮壓、來裁決,不然這地方永遠亂下去。 可是舜沒有這樣做。他沒有下令重新劃界,也沒有把爭搶田地最兇的人抓起來示眾,更沒有說「你們人太多了,只能少要一點」。他做的事情,簡單到讓人幾乎不敢相信:他自己種田,主動謙讓,遇到田界有爭議,他就往後退,把好田讓給別人,自己種瘠薄的那一塊;遇到鄰居爭執,他不評斷誰對誰錯,只用自己的行為,做出一個示範——退一步,也可以過日子;讓一分,也不會吃虧。 就這樣,一年之後,原本零零散散、彼此提防的人家,開始聚在一起住,成了一個聚落;兩年之後,聚落擴大成了一個城邑;三年之後,這個原本因爭田而終年不安寧的窮地方,竟然變成了人人願意搬過去住的都會。 史書上只用了短短幾個字,「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是這幾個字背後,是整整一群人心念的轉變——從互相提防、互相搶奪,變成互相信任、互相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歷山的人口,在舜去之前和去之後,都沒有減少,土地也沒有增加,「人多地少」這個客觀條件一點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有一樣,就是人心。 舜沒有靠強制的權力去解決人多的問題,他靠的是以身作則的道德感召,喚醒了人心底的善良與謙讓。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人多不是道德淪喪、互相傾軋的理由,人心善良,再窮再擠的地方,也能變成安居樂業的都會;人心壞了,再富裕再遼闊的土地,也會人人自危。其實,用良善與制度的改變去化解人多地少的壓力,並不是中國獨有的智慧。 雅典梭倫:用尊嚴化解危機,而非強權 在遙遠的古希臘,雅典也曾經歷過一段因人口稠密、田地有限而引發的深重危機。公元前六世紀初,雅典境內土地本就不多,許多平民一遇到荒年就要借貸度日,還不出債,便只能把自己、甚至把子女典押為奴。 城邦裡貧富對立、民怨沸騰,眼看就要走向內戰。當時的執政者梭倫,沒有選擇用武力去鎮壓憤怒的窮人,也沒有用「土地有限,人口太多,大家只能認命」這樣的話去搪塞百姓,他做的,是推行一項後世稱為「解負令」的改革——廢除因欠債而淪為奴隸的制度,讓那些被典押的雅典人重新獲得自由人的身份,並且修改法律,讓更多平民有機會參與城邦的公共事務。 土地依然有限,人口依然稠密,可是雅典並沒有因此走向專制與壓迫,反而在往後的歲月裡,逐漸發展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之一,為後世留下了深遠的典範。 這和舜在歷山做的事情,本質上是同一件事:面對資源緊張、人心浮動的局面,不用強權壓制民眾,而是還人以尊嚴與信任。 高密度國家的啟示:人多亦可享自由 再看看今天的世界,人口密度和自由程度之間,其實也從來沒有什麼必然的反比關係。荷蘭的國土面積不到台灣的1.3倍,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口,比中國許多沿海省份還要密集,卻是全世界公認言論自由、法治健全、生活富裕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地狹人稠,人口密度是中國平均值的幾十倍,同樣沒有因為「地少人多」,就把司法獨立與新聞監督的空間拱手讓出。 韓國在戰後一度貧窮混亂,人口稠密、資源匱乏的處境,並不比當年的歷山輕鬆,但它沒有因此永遠停留在威權統治之下,而是一步步走向了今天的民主與繁榮。 這些例子一次又一次證明,人多從未是紛爭與貧困的根源,真正決定一個地方走向安樂還是走向壓迫的,是治理者願不願意相信人心可以被善意感化,願不願意用尊重取代鎮壓、用制度保障取代恐懼統治。 我們把這些故事放在今天,再回頭看看那句耳熟能詳的話:「中國人口太多,沒辦法給那麼多自由,只能靠強力手段來管。」這句話聽起來,和「人多地少,只能靠劃界爭鬥」是同一個邏輯,把人心的問題,偷換成了資源的問題;把制度該不該讓人有尊嚴地活著這個問題,偷換成了「人太多,管不過來」這樣一句聽起來很客觀、很無奈、卻經不起推敲的藉口。 舜面對的「人多地少」,難道不比今天任何一種說法都更貼近事實嗎?他手裡沒有戶籍制度,沒有維穩經費,沒有網格化管理,他有的,只是一顆願意謙讓的心。而他選擇相信,人心是可以被感化的,人心一旦轉變,紛爭自然平息,不需要靠強權去壓制誰、去替誰決定該擁有多少自由。 黨文化如何磨去天理良心 反觀我們今天所身處的環境,中共執政幾十年,講的卻是另一套完全相反的邏輯:人心是靠不住的,必須靠鬥爭去改造;良知是靠不住的,必須靠黨性去取代。 於是我們看到,凡是治理不好的地方,凡是自己造成的災難,中共總能找到一個聽起來很客觀、很科學的理由——人口太多、地區發展不平衡、國情特殊、歷史遺留問題——讓老百姓覺得「這就是沒辦法的事」,從而心甘情願地放棄追問,放棄質疑,甚至放棄了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權利。 事實上,中國人自古以來,無論信不信教,心裡都有一份天理良心,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人與人之間該有基本的尊重與謙讓,就像舜對待歷山鄉鄰那樣。 可是中共的思想改造,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份天理良心從人心裡連根拔起,因為只要天理良心還在,人就會知道,自己生而為人,本來就該有尊嚴、有權利,這份尊嚴不是誰恩賜的,也不該因為「人多」就打折扣。 於是我們才會看到,中共不會直接告訴老百姓「我們就是要專政」,它要說的,永遠是一句聽起來充滿苦衷的話:「不是我們不給,是你們人太多了,給不起。」這類話一講再講,講了幾十年,講到最後,連老百姓自己都信了,甚至覺得,這是懂事理,這是識大體,這是為國家著想。 可是,靜下心來想一想,舜的年代,人心可以被謙讓感化,變亂為治;今天的中國,人口比歷山那個小地方不知道多出多少倍,人心裡的那份良知,難道會比古人更不值得信任嗎?不是的,是有一隻手,幾十年來不斷地在磨去這份良知,讓中國人漸漸忘記自己心裡本來就有一座歷山,本來就有能力用謙讓與良善,把日子過好。 破除黨文化,說到底,就是要把這份被磨去的天理良心,一點一滴地找回來。今天已經有4億6000萬中國人選擇了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他們做的,其實就是舜當年做的同一件事——不再相信「人多就該互相爭奪、互相壓制」這套邏輯,願意重新選擇謙讓、選擇良善、選擇相信人心可以感化人心。 人多並不是問題,遺失了良知才是真正的問題。 舜用三年時間,把一個因爭田而終年不寧的窮鄉,變成了人人嚮往的都會,靠的不是權力,是一顆謙讓的心。今天,輪到我們每一個人,重新找回這顆心了。 今天的《破除黨文化》就到這裡。如果這期內容讓你有所共鳴,或者引發了新的思考,歡迎訂閱、轉發或留言。我們下次再見。
"法輪功不讓人看病"、"這樣的人腦子有問題"、"這種人不能留在社會上"——這些話,很多中國人聽過,甚至說過。它們聽起來像是街談巷議,可它們的源頭,並不是普通人之間的觀察與交流,而是一臺龐大機器經年累月的加工。這臺機器的名字,叫中共。它要的,是讓"不同"本身,在這片土地上失去生存的資格。
紐約法拉盛緬街,清晨的早市剛剛開張。一位義工把報紙遞給一位面善的老人:「您好,大爺,給您看份報紙吧。」老人卻沒有接,反倒衝著義工說:「你們天天在國外罵共產黨,是不是拿了美國人的錢?美國天天到處打仗,你們跟著美國混,還有沒有良心?」報紙,就那麼停在半空。這一句質問裡,其實藏著一個更深的問題:仇恨,究竟是誰種下的? 先不急著爭辯,靜靜看幾段往事。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圆桌。晚辈随口议论时局,大伯立刻变脸:“没有共产党打江山,哪有你今天吃这顿饭?”表哥忙打圆场:“共产党给我发工资,我退什么党?”姑父也叹道:“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三句话、三个理由,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所以你该感恩、服从,不能质疑,更不能退出。 这笔流传几十年的“恩情账”,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一位癌症患者,在確診之後,往往會先被問到腫瘤的大小、分期、轉移與否,接著被安排手術、化療、放療的時程表。這一整套流程,精準、高效,也確實挽救過無數生命。 但很少有人會問一句:這位患者,最近是不是總在生氣?是不是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著?是不是心裡壓著一件多年放不下的事? 在近代西方醫學的框架裡,身體被拆分成一個個獨立的器官系統,情緒、思想,往往被歸為「心理」與「生理」分屬兩個不同的科室,各管各的。可是,中國人幾千年前,就已經用另一套語言,講述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天人合一,形神一體。
人們總以為,善惡是靠一雙手去做出來的:動了手才是惡,開了口才是善。 如果真是這樣,那些站在刑場外圍觀、鼓掌叫好的人,那些明知冤案卻選擇閉口不言的鄰里,又該如何計算他們的一份?世間的惡,不是只靠作惡者一個人的雙手完成的,它需要一整片沉默的土壤,需要無數個「與我無關」的旁觀者,共同讓它得以持續、得以擴大。 一個政權若能長年累月地迫害一個信仰群體而不受追究,除了它自己的暴力機器,更是靠著千千萬萬人選擇「不相信、不深想」,替它撐起了一整片可以安心作惡的天空。
1943年4月的一個夜晚,延安。十九歲的張克勤,一名從甘肅地下黨組織被介紹來延安的青年黨員,被叫進了一孔窯洞。審訊者告訴他,他所在的地下黨,其實是國民黨安插的「紅旗黨」。張克勤不認,審訊者便日夜車輪戰,連續幾個日夜不許他合眼。到第七天,他精神徹底垮掉,終於說出了審訊者一直想要的那句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這一句在極限崩潰下逼出來的口供,成了後來席捲延安、導致數千人死亡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導火索。 如果我們把托爾金筆下那枚「至尊魔戒」放到這孔窯洞里,會發現一個驚人的重疊:魔戒不需要用蠻力奪人性命,它真正致命的力量,是讓佩戴者一寸一寸交出自己的心智,直到那個人親口否定自己、親手出賣同志。中共這台機器,從它還蜷在陝北一隅的1943年開始,驅動它運轉的就不是刀槍,而是「戴戒」——它讓一個人在肉體尚且完好的情況下,先把靈魂交出去。這說明中共絕對不是「權力大了才開始變壞」的,這個組織從骨子裡,就已經把「清除良心」當成了自己的生存本能,就像魔戒從鑄成的那一刻起,本質就已經是邪惡的。 很多人心裡,始終藏著一個念頭:「這個組織再壞,也總該有例外吧?」這種僥倖,是低估了一枚魔戒對佩戴者的異化能力。《魔戒》故事里,史麥戈本是一個與尋常霍比特人無異的生靈,只因偶然拾得那枚戒指,便被啃噬成面目全非、只認得「我的寶貝」的咕嚕。咕嚕的悲劇,不在於他失去了自由,而是他失去了渴望自由的能力——他早已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活成了戒指的一部分。中共體制內,這樣的「咕嚕化」過程,八十年來從未間斷:一個原本懷抱理想的青年黨員,一旦決定伸手去觸碰那枚象徵權力的戒指,他就已經踏上了與史麥戈相同的軌跡。起初以為只是「暫時妥協」,但戒指不允許「暫時」,它要求的是全部、是無限的效忠。這不就是中共官員身上那種病態權力飢渴的來源嗎?他們不擇手段地奪權、鞏固權力,一步步失去辨別是非的能力,最終失去良知。 魔戒之所以危險,還在於它誘惑人接近它的方式——它不以猙獰面目示人,而是以巨大的、美好的許諾呈現在渴望者眼前。中共最擅長用精緻的空話、套話、虛話、假話包裝自己,「為人民服務」、「共同富裕」——這些辭令,與那枚只有在火中才會顯形的至尊魔咒何其相似。《九評共產黨》早已道破這層邏輯: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能生存下來的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的人。難怪共產黨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就是不能與黨鬥,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換句話說,中共這枚魔戒,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人可以真正「擁有」或「駕馭」的,它不需要好人,它只需要每一個想要留下來的人,親手交出自己的良知。 如果把中共近百年的歷史攤開來看,一個帶著良心往上爬的人,最終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被這台機器直接絞殺,要麼一點一點放棄良知,徹底「咕嚕化」。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回鄉調查後,親眼見到「大躍進」帶來的餓殍遍野,寫信直陳實情,結果一夜之間變成「反黨集團」頭目,1974年在獄中孤獨離世——他至死都沒有伸手去碰那枚戒指,於是絞肉機用最直接的方式,讓他從肉體上消失。更值得深思的,是鄧小平:文革中三次被打倒,兒子鄧樸方被紅衛兵折磨致終身癱瘓。按理說,全黨上下沒有誰比他更有理由痛恨這套邏輯,可1989年,面對走上街頭的年輕人,最終下令調動軍隊清場的決策者,正是他本人。連切身的傷痛都沒能換來他打破這套邏輯,反而讓他更清楚要留在權力頂端,就必須比誰都更懂得如何使用它——他的良心,被一點點鍛造成了機器的一個齒輪。 黨和領導人之間「互相利用」的邏輯,延續到今天,換了一種更「安靜」的形式。李克強一度被視為黨內相對務實的代表人物,可從2022年前後開始話語權明顯被削弱,2023年10月在上海突然被死亡——他保留了太多屬於「人」的判斷與克制,這在戒指的世界里,就意味著他終究不夠「合格」。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接替他出任總理的李強:2022年上海封控期間飽受民怨,卻在半年後躍升為政治局常委、成為黨內二號人物。同一個位置,前後相接的兩任總理,走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這正是史麥戈與咕嚕之間那條看不見的分界線:前者還在掙扎著記得自己曾經是誰,後者則已經徹底放棄了掙扎。這台機器到了今天,甚至已經不需要靠肉體折磨的方式來清除「不夠徹底」的人了——冷處理、邊緣化、暗殺,同樣能達到效果,而且看起來毫無痕跡。 在中國傳統政治倫理里,即便是纏鬥四十年、把大唐宰相李德裕貶死崖州孤島的牛李黨爭,爭的也仍是「誰的政見更該被採納」,沒有出現過一枚要求人交出靈魂本身的「魔戒」。荀子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一個人的良知,排在對任何組織的效忠之上。中共顛倒了這套傳統倫理,它打造出的,正是中國政治史上第一枚真正意義上的「至尊魔戒」,因為這個組織從一開始,就是奔著推翻五千年華夏文明傳承的倫理秩序去的。 必須說清楚一個常常被忽略的真相:中共這台絞肉機真正殺人的方式,從不是奪走一條肉身性命那麼簡單。張克勤沒有被槍斃,他活了下來,可他親口誣陷自己的那一刻,他身上某種比生命更根本的東西,已經被永久地碾碎了。這正是魔戒最陰狠的殺人手法——它不急於讓佩戴者的肉體死去,它要的是讓一個人親手殺死自己的良知,讓思想、判斷以及是非之心,在活著的軀殼里被徹底殲滅。肉體的死亡,只是這台機器眾多終局之一;思想與靈魂的殲滅,才是它真正的、也是最恐怖的目的。這正是末日火山那一幕真正想告訴世人的道理:咕嚕至死都以為自己「贏得」了那枚戒指,直到墜入烈焰的最後一刻,他的臉上是狂喜,而不是恐懼——因為他的靈魂,早已在漫長的異化過程中,被戒指徹底取代。 這台機器的運轉,靠的是億萬普通人的沈默配合。邪惡的系統並不需要每個人都惡,它只需要大多數人選擇等待和沈默,這就足夠了。這也正是它的死穴:一旦億萬普通人不再沈默,一個接一個地選擇摘下這枚戒指,它就會象失去燃料的引擎,走向停擺。截至2026年7月底,全球通過「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網站發表三退聲明的人數,已達4億6406萬9473人——4億6千多萬個普通人,一個一個主動摘下了那枚曾經套在自己或親人手指上的戒指。弗羅多最終能夠摧毀魔戒,靠的是他從始至終都清楚地記得自己「不想要」那枚戒指。這一絲意志,正是每一個身處中共體制內外的普通人,此刻依然擁有、也唯一需要喚醒的東西——你不需要成為英雄,你只需要記得自己是誰,然後轉身離開。 認清中共這枚魔戒的本質——它引誘人渴望權力,讓渴望者異化成咕嚕,在絞肉機里被抹滅良知、被殲滅思想;而思想與靈魂的殲滅,才是它殺人的真正本質——正是我們行動的起點。了斷中共邪靈的,正是你我今天的退出。登陸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退黨網站,做出你自己的三退聲明。摘下它,你才能重新成為你自己。
「中共是有很多問題,但我一個普通老百姓,管不了那麼多,日子還是要照過。」這是很多身在海外、甚至身在大陸的中國人,面對法輪功學員講真相時,心裡最真實的一句話。緊接著還會冒出另一個念頭:「你們天天講中共怎麼迫害人,這不就是在搞政治嗎?信仰是信仰,政治是政治,你們不該攪和。」 這句話乍聽帶著幾分「勸和」的善意。但仔細想想:當年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時候,倖存者站出來作證,我們會說他們是在「搞政治」嗎?有人揭發一起虐待兒童的案件,我們會指責他們「把家庭問題政治化」嗎?不會。因為那是良知,不是政治。
“我們現在日子都不錯,很多的自由,還可以出國旅遊,還吵吵什麼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真是太不滿足了。” 在海外的旅遊景點,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義工常常聽到遊客這樣說。沒有開口的人,臉上的表情也在說:“我們今天生活不是挺好嗎?能賺錢、能旅遊、能刷手機、能說幾句話,還要吵吵著什麼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是不是太不滿足了?”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回答。因為它不是個別人的想法,而是幾十年黨文化滲透的結果。
為何中國人在海外常被貼上負面標籤?問題真的是個人素質,還是長期政治文化塑造的結果?從一個真實事件,重新思考中國人的尊嚴與未來。
在中國古代,有一句流傳千年的古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句話出自《易經·坤卦·文言傳》,意思非常簡單:一個人、一個家庭,如果長期行善,福報自然會延續;如果長期作惡,災禍也會慢慢積累,最終顯現出來。 這本來是一個樸素的道理,但在今天,卻變得越來越難被人理解,甚至被人懷疑。 善惡顛倒的觀念 從何而來 很多人心裡其實都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有些作惡的人,眼前反而活得很好?而講良心、守道德的人,卻常常吃虧?這種想法,表面看像是對現實的無奈總結,實際上卻是一種被長期灌輸出來的觀念。 當一個社會長期宣揚鬥爭哲學,把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你輸我贏,把利益放在道德之上,把服從權力當成生存之道,那麼人就會逐漸失去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信心。久而久之,人不再相信天理,只相信權力;不再相信因果,只相信手段。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把時間拉長一點,就會發現,很多事情其實並沒有偏離這個最基本的規律。只是現代人太習慣看眼前,用一時得失來判斷一個人的命運,所以常常看不見事情背後更深的關聯。 歷史中的因果 善與不善的回應 歷史上,有太多例子證明,一時的得勢,並不等於長久的平安;一時的獲利,也不代表真正的幸福。反過來,那些守住良知的人,也許在短期內承受了壓力,卻往往為自己和後人留下了安穩與尊嚴。 北宋名臣範仲淹,就是中國人熟悉的一個例子。他少年貧苦,但做官之後始終廉潔自守,心裡裝著百姓,也常以自己的俸祿接濟族人、幫助貧困之人。 他留下的,不只是文章與名聲,更是一種家風。後來範氏家族人才輩出,綿延不衰,成為“積善之家”的典型。 但與此同時,歷史上那些仗著權勢作惡、靠損人利己起家的家族,也常常在後來走向敗落。當時看起來轟轟烈烈,最後留下來的,卻往往只有破敗、怨氣和難以收拾的後果。 現實重演 被體制裹挾的作惡 古人的例子,有人也許還會覺得太遠。其實,今天的中國社會,同樣在不斷重演這樣的規律,只是它表現得更混亂、更隱蔽,也更讓人痛心。 在中國大陸的很多老百姓慢慢形成了一個共識:只要和共產黨走得近,幾代人都不會安寧。這句話乍一聽很重,但如果仔細去想,就會發現它不是一句情緒話,而是很多人總結出來的一種沈痛經驗。那些最靠近權力、最積極替它做事的人,表面上似乎得了便宜,後面卻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一些當年在農村執行計劃生育、強制拆屋、抓人維穩的基層人員,後來很多人都下場不好,家庭失和,妻離子散,日子並不安寧。這裡面有些人當年也許並不覺得自己在作惡,反而覺得是在“執行政策”、是在“替組織辦事”。可問題恰恰就在這裡。當一個人把自己的良心交給組織,把對與錯的判斷交給權力,那麼他做下的事情,就不再是簡單的工作,而是實實在在落在別人身上的苦難,也會變成自己生命中的債。 “計劃生育”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這項政策在中國推行了幾十年,靠的是基層組織層層逼迫,靠的是無數人親手去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多少孕婦被 強迫墮胎,多少家庭被逼得東躲西藏,多少老人至今提起來還在掉淚。這樣的事,把一個個普通人卷進了集體作惡之中,讓他們在“執行任務”的名義下,一點一點把自己的良知磨掉。 一位吉林的前婦女主任曾經回憶,自己做了兩年這樣的工作,逼著多少人去節育、去流產,她自己都記不清了。那些懷孕七八個月的婦女,眼看著腹中的孩子被打掉,那些被強制結扎的人,很多人從此落下病根,甚至失去勞動能力。後來她反復做惡夢,夢見那些未及出生就被奪去生命的小生命,夢見那些痛苦無告的靈魂,她終於再也不敢乾下去了。 這樣的故事說明:人不是沒有感覺的。哪怕一時被權力裹挾,被利益麻痹,被口號欺騙,人的內心深處其實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只是很多時候,人為了保飯碗、保位置、保安全,把這個聲音壓下去了。可壓下去,它終究還是會回來。 從個人到社會 不善的累積效應 當然,今天很多人受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影響,不願意相信報應,總覺得一切都只是巧合。可類似的故事太多了,多到讓人不能不警醒。 網絡上流傳一個重慶的故事。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高中女生,19歲不到就得了骨癌,最後痛苦離世。她父母為了救她想盡辦法,最後還請了能“看事”的人來驅邪。那人卻說,這事做不了,因為她父親在文革武鬥時打死過人,如今是人家找上門來討命。這個說法,現代人也許不容易接受,因為它刺中了一個很多人不願面對的現實:人在政治狂熱中犯下的罪,不會因為時間過去就自動消失。 這種後果,不正是古人說的“余殃”嗎? 湖北也有一個故事。村裡曾有一個大隊書記,年輕時就是一霸,當了村長之後更是橫行鄉里,貪佔工程,排擠別人,修路、魚塘、礦山,樣樣都要插手,賺了不少錢。可到了後面,他的一雙子女卻都不成器,年紀輕輕不工作,在家啃老。 還有一個例子,是一位長期積極參與中共基層事務的人,經常替中共開會、辦事,結果年過五十,自家房子失火燒毀,後來又早早病死,不到六十歲。另有一名派出所警察,在任內常常發生命案,有人懷疑他參與過把人打死的事,後來他自己也早早去世,而他的兒子雖然後來也進了公安系統,卻只能做輔警,家庭生活也不幸福,婚姻反復破裂。這些事情湊在一起,讓人越看越心驚:那些替這個體制賣命、尤其手上沾了血債的人,後面的人生和家庭,往往很難真正安穩。 很多人以為,共產黨的問題只是貪腐,只是權力鬥爭,只是治理不善。其實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它把人變成了作惡的工具,還讓人以為自己是在盡責、是在服從、是在為集體服務。這才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它不只是讓少數人作惡,而是要把很多普通人都拉進來,一起分擔罪惡,一起背上血債,這樣每個人都不敢回頭,每個人都成了它的捆綁對象。計劃生育如此,歷次政治運動如此。 從古人的角度看,這其實就是在不斷積累不善。積一時的不善,也許還看不清;積幾十年的不善,積成制度的不善,積成整個社會都在其中運轉的不善,那它帶來的後果,就不只是某個人的災禍,而是整個社會的焦慮、不信任、冷漠與恐懼。 今天很多中國人其實都活在這種狀態里。經濟下滑、失業增加、工廠倒閉、信心崩塌。但嚴重的,是人和人之間失去了基本信任,是整個社會都被一種恐懼感包圍。人不敢說真話,不敢信陌生人,不敢相信制度,也不敢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明天。這種普遍的不安,正是長期顛倒善惡、踐踏良知所帶來的後果。 所以,古人講“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是只在講某一個家庭遭殃,而是在講一種更大的規律。當一個人長期作惡,他自己要承擔;當一個家族依附作惡,它的子孫也要承受;當一個政權以作惡為生,整個社會都會跟著受苦。 走出循環 回到善的選擇 那麼古人為什麼又強調“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呢?因為善,不只是對別人好,善也是給自己留路,給後人留路。當一個人不願意再昧著良心去做事,不願意再為權力去傷害別人,不願意再把謊言當真理,把鬥爭當本事,那他其實就是在把自己從這個惡的循環中抽出來。 也正因為如此,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跟隨的,什麼又是應該劃清界線的。有人曾經以為,跟著黨走就有前途,靠近權力就有安全,服從組織就有保障。可現實一遍一遍證明,事情恰恰相反:越是靠近它,越容易被它吞掉;越是替它作惡,越難換來真正安寧。 截至目前,已有超過四億五千萬中國人選擇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是中國民眾人心變化的體現。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了,退出,不只是政治表態,更是一種道義上的選擇,是對自己內心的一次整理,是與邪惡劃清界線。 ■聲明退出少先隊 浙江寧波小洛熙的事情很多人都聽過,當時就覺得很恐怖。去年大閱兵,習包子又公開說要活到150歲,普京說通過移植器官就可以一直延長壽命。共產黨太邪惡了,罪孽滔天啊!我聲明退出少先隊,相信天滅中共一定會來到。 聲明人: 劍萍 2026-04-01 22:42 ■退出中共少先隊組織 在生活的過程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乾了太多的壞事,對這個萬惡的組織非常厭惡,毫不猶豫退出中共邪惡組織的少先隊,選擇美好未來! 聲明人: 任明東 2026-04-01 22:01中國大陸 ■退團隊 本人鄭重聲明退出共產邪黨的團隊組織,不做魔鬼邪靈的一分子,在這個魔鬼被上天神佛清算解體時,不為它承擔惡果,不成為它的犧牲品。我要做一個清清白白的生命,為自己選擇美好未來。 聲明人: 徐傳紅 2026-03-31 13:28 大陸 當一個人不再把中共給自己的身分當榮耀,不再把它的話當真理,不再願意在它的名義下去做違背良知的事,這個人其實就在走回傳統文化講的那條路:敬天知命,守住善念,遠離惡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句話,穿過了千年的時間,今天依然沒有過時。 變的不是天理,變的是人心;混亂的不是因果,混亂的是人的觀念。 當一個人願意重新相信善惡有報,重新尊重良知,重新拒絕與惡同行,那麼他的路,就已經開始轉變了。也許這個變化不會立刻顯現在眼前,但它一定會發生。因為真正決定一個人未來的,不只是他今天得了多少,而是他站在了哪一邊,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而這一步,往往只需要一個簡單卻鄭重的決定:不再跟著惡走,選擇站回善的一邊。
很多中国人,在听到“稳定”这两个字时,心里往往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种情绪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人们经历过太多动荡。 从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许多家庭都有过类似的记忆:昨天还是邻居、朋友,今天就可能被批斗;昨天还是老师、干部,今天就被打成敌人。 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对“动乱”往往有着深深的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上出现一句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很多人很自然地就接受了。稳定,好像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什么是稳定? 稳定,是社会真的安定了?还是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安静? 在《解体党文化》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人们一提到共产党,往往会想到暴力革命和政治运动。但是今天的中共,却高举“稳定”的大旗。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很简单——共产党可以随时动乱人民;一旦人民要动乱共产党,它就高喊“稳定”。 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稳定,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长一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真正长久稳定的社会,往往不是靠压制矛盾,而是靠疏导矛盾。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说,堵住百姓说话,比堵住洪水还危险。 洪水如果被强行堵住,水压只会越来越大。一旦决堤,破坏就会更加严重。 社会矛盾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所有不满都被压制,怨气就会在地下慢慢积累。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明智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民怨无法完全消除,但必须有出口。 如果完全没有出口,最后往往只剩下一条路——起义。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都有长期积累的不公与压抑。所以,古代政治制度中,往往设计了很多让民意能够表达的方式。 魏征直谏 唐朝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公元七世纪,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他所开创的时期,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在唐太宗身边,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臣——魏征。魏征在历史上几乎是以“敢顶撞皇帝”闻名。史书中记载过一件事情。 有一年,唐太宗准备修建一座非常宏大的宫殿。在古代,修宫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徭役、税赋和劳役。百姓刚刚经历战乱,生活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魏征上奏反对。 他对皇帝说,如果国家刚刚安定,就大兴土木,百姓会疲惫不堪。唐太宗听后非常不高兴。但魏征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最后,唐太宗冷静下来,取消了这个工程。后来唐太宗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征,就是那面镜子。 也正因为如此,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政治清明。 百姓也需要出口 除了朝廷中的纳谏制度,古代社会还存在另一种制度:鸣冤鼓。 在许多地方衙门门口,都设有一面鼓。如果百姓受到不公,可以击鼓申诉。县令必须出面受理案件。当然,这个制度并不完美。但它至少承认一件事情:社会矛盾需要被表达。 如果百姓完全没有说话的渠道,最终就只剩下一种方式——暴力。 因此,纳谏、上疏、鸣冤,其实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社会安全阀。 制度的改变 在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转折。 十三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的国王是约翰王。因为连续战争失败,国王不断提高税收。同时,他还经常随意没收贵族土地。矛盾越来越尖锐。 1215年,一些贵族带着武装力量逼近伦敦。双方最后在一片草地上谈判。那个地方叫:兰尼米德。贵族们提出了一份文件,要求国王签字。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被迫签署了这份文件。 《大宪章》规定:国王征税必须得到同意;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随意监禁;甚至国王本身也必须遵守法律。 在今天看来,这些条款似乎很普通。但在当时,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它第一次明确提出:最高权力也必须受到限制。 从那以后,英国逐渐形成了议会制度和法治传统。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可以通过制度来解决。 “稳定”的另一种含义 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是1989年之后逐渐形成的一项政治原则。此后,“维稳”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许多社会问题,在处理时首先被定义为:稳定问题。 但问题在于:如果稳定只是为了压制矛盾,那么矛盾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被推迟。 例如,在一些重大事故中,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第一时间的公开调查,而是迅速展开的“维稳”。 2005年11月27日深夜,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当时井下有两百多名矿工正在作业。爆炸发生后,矿区迅速被封锁。很多家属赶到矿井口,却被拦在警戒线外。他们反复追问:井下到底还有多少人? 最初公布的遇难人数只有几十人。几天之后,数字不断上调。最终确认:171人死亡。 在事故初期,媒体报导受到严格限制。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避免影响社会稳定。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拆迁冲突中。 2009年,四川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唐福珍是一位普通农妇。因为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她多次与政府协商。她的房子已经被部分拆毁,一家人住在残破的房屋里。为了阻止强制拆迁,她站上屋顶。那一天,她在屋顶点燃汽油。火焰吞没了她。几天之后,她因严重烧伤去世。 在官方表述中,这是一场“极端事件”。但许多人看到的,是一场长期矛盾的爆发。在很多类似事件中,人们都会听到同一句话:不能影响稳定。而说这句话的人,往往不是被压制的一方。 打破沉默 稳定,并不等于沉默。如果一个社会的声音越来越少,如果人们不敢说话,如果所有问题都被压在表面的平静之下,那么看似平静的水面下面,其实可能早已暗流涌动。 真正的稳定,不是没有声音,而是让不同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当沉默成为常态时,打破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三退大潮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共产党,究竟代表了什么?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我,我有没有另一种选择? 截至目前,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已有超过4亿6千万中国人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 这个数字仍然在每天增加。这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它代表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重新做出自己的选择。 三退声明 ■我曾经加入过少先队、青年团、共产党,我明白在中共独裁的统治下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各种社会问题没办法解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我今天声明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远离中共,远离政治。 声明人:平安 2026-03-16 23:55 ■我第一次对中共的邪恶有清醒的认识,是在新冠疫情高压封控时期。其实所谓疫情封控都只是借口,这都是中共恶党控制人民的手段。那时我还在上大学,亲身体会到了:没有党的允许,谁都寸步难行。但我慑于中共的高压统治,只把这些不满埋在心里。直到2022年底,家乡郑州的富士康工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反对恶党的封控政策,我才知道中共的高压统治也有弱点!后来,我阅读到了《九评共产党》,并了解到原来中共迫害过那么多人!我希望在这份宣言里告诉和我同龄的青年人,不要害怕,中共恶党的统治不会长久,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声明人:崔烜铖 2026-03-16 23:40 河南省郑州市 ■我了解到,退出中共需要郑重声明,而不是年龄到自动退出,因为当时宣誓的时候是说一生。那么我今天郑重声明,退团退队,退出我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的附属组织。 声明人:阿仪 2026-03-16 18:45 浙江 如果你愿意了解更多“三退”信息,可以访问:www.tuidang.org 打破沉默,往往是改变的开始。而这个选择,也许就从“三退”开始。
在很多西方國家,如果你走進法院,會看到一個熟悉的場景。 證人上庭之前,往往要把手放在聖經上,說出一句話: ——我向上帝發誓,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如果有人在宣誓後說謊,就可能構成偽證罪,不但會失去信用,甚至會被判刑。 然而到了今天,很多中國人卻對誓言越來越不在意。 當誓言變成一種制度化的形式、一種被迫參與的政治儀式時,它就慢慢失去了原本的嚴肅性。 可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發誓從來不是一件可以隨便說出口的事情。 古人相信:誓言一旦說出口,就會產生後果。 歷史上甚至留下過許多令人警醒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