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真相
1109粉絲
#黃樂 #衛志樑 #袁松彪 #曾昭科 #人物真相
香港人為中共提供情報,這一現像在2026年格外顯眼。
近日,捲入黃仁勛醜聞的黃樂,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據《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她涉嫌受到中共國家安全部招募,蒐集與美國人工智慧晶元產業有關的情報,並曾多次以香港居民身份前往臺灣。
00:00 香港情報制度65年失去了什麼?
03:08 港英時代——中共如何利用香港?
06:40 為何港英政府要解散政治部?
10:41 回歸之後,誰在監視香港?
14:52 北京,是香港國安工作的指導者
21:24 結語:香港的制度信用,還能透支多久?
發表時間:2026年 11 月 18 日
責任編輯:Hiroshi
---------
大家好,「#人物真相」每週三、週日中港台時間晚上9點首播。
🌟歡迎關注我們在「乾淨世界」上的頻道:https://bit.ly/3QLTUCr
✅馬上訂閱: https://bit.ly/45Z2tAH (訂閱後,記得同時開啟小鈴噹,選擇「全部」通知。感謝支持~)
我們的頻道追蹤熱點時事,聚焦關鍵人物,深挖事實,還原真相,透過舞臺上輪番登場的生旦净末丑,以點帶面,透視社會,用跨時空的全新視角捕捉時代脈動和天象軌跡。
AI 生成·可能包含錯誤
視頻概述
AI 生成本文分析了香港身份及相關機構如何被利用於中共情報活動的歷史演變與現狀。從港英時期的滲透、政治部的解散,到回歸後退休警員網絡的利用,以及現今國安法下權力結構的根本改變,揭示了香港制度資源被轉化為跨境情報工具的過程,並警告這將導致香港國際制度信用的透支。
香港人爲中共提供情報
這一現象在2026年格外顯眼
近日捲入黃仁勳醜聞的黃樂
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據《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
他涉嫌受到中共國家安全部招募
蒐集與美國人工智能芯片產業有關的情報
並曾多次以香港居民身份前往臺灣
今年6月18日英國中央刑事法院判處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僱員袁松彪8年監禁
另一名曾任英國邊境執法人員的魏志良被判10年
法院認定兩人協助外國情報機構
在英國非法蒐集資料監視特定人士
英國檢方指出這些活動服務於香港當局和中共的利益
庭審證據顯示
案件涉及中共公安機關及中共負責跨境追逃的獵狐行動團隊
法院認定這種繞過英國正常執法渠道的行動
構成非法情報活動的一部分
目前黃樂仍是涉諜調查對象,袁松彪和魏志良則已經定罪
但他們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
爲什麼香港身份、香港警務人員及其官方機構
會反覆出現在涉及中共情報活動的案件中
答案或許可以從一場不同尋常的葬禮中找到線索
2014年12月28日
廣州爲一名91歲的退休官員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中共黨魁習近平及其他中共高層劉雲山、
趙樂際、胡春華等中共領導人
以不同形式表達悼念
中共中央組織部統戰部及廣東省多個黨政機構也表達哀悼
這名獲得中共官方高規格悼念的人叫曾昭科,原香港警察
53年前他是港英政府查辦的一起重大間諜案的主角
1961年曾昭科任香港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
港英政府懷疑他為中共蒐集情報
將他扣留調查最後遣返中國大陸
同一個警察在港英政府眼中是安全威脅
在北京的政治體系中卻成為獲得高度認可和讚揚的官員
要理解今天香港身份為何受到中國情報人員利用
就必須回到65年前
因為早在港英時期北京就已經發現
香港不僅是獲取英國情報的窗口
也是通往西方世界的特殊通道
但那時北京還面臨一個障礙
香港有自己的反間諜機構
它的一項重要任務
恰恰就是防範中共
港英時代中共如何利用香港
1961年10月
香港警隊發生了一起
震動港英政府的間諜案
被扣留的曾昭科,
是香港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警銜為助理警司
曾昭科出生於廣州,1947年加入香港警隊
後來獲選派前往英國蘇格蘭場接受訓練
十多年間,他成爲當時香港警隊職位最高的華人警官之一,
甚至曾擔任港督葛量洪的隨身保鏢
1961年11月,香港警隊政治部調查到曾昭科與
另外四名涉案人員祕密爲北京蒐集情報
曾昭科後被港英政府遣返中國大陸
案件沒有經過公開刑事審判,
被遣返後曾昭科定居廣州,1978年
他進入復辦的暨南大學任教,後來步入廣東政界
1984年至2001年
曾昭科連續四屆擔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成爲省部級副職官員
2014年12月,
他在廣州病逝
終年91歲
從被港英政府驅逐的涉諜警官
到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曾昭科的經歷,
揭示了同一人在兩套政治制度中的不同角色
但中共利用香港
並不限於滲透港英政府
還涵蓋美國
2007年5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聯邦法院
裁定華裔工程師麥大志充當中國未登記代理人,
企圖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等罪名成立
2005年10月,他和家人準備從洛杉磯飛往中國時,
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拘捕。
調查人員發現,他們攜帶了經過加密、
存有敏感軍事技術資料的光盤。
2008年3月他被判處293個月監禁
麥大志曾在美國國防承包商Power
Paragon擔任工程師
參與美國海軍艦艇電力推進系統等技術項目
根據當年的庭審報導檢方認為
麥大志是一名經過長期培養的潛伏人員
其任務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從中國大陸前往香港的時期
曾昭科與麥大志沒有已知的組織聯繫
但兩案揭示了香港的兩種情報價值
曾昭科案發生後
港英政府沒有停止防範中共滲透
政治部繼續承擔政治情報
反間諜及內部保安工作
也與英國情報機構保持聯繫
這種權力關係維持了幾十年
直到1980年代
香港主權問題進入中英談判
一個過去難以想像的局面出現了
政治部長期防範的中共
即將成為香港新主權者所代表的執政力量
那麼這個掌握大量祕密檔案、線人資料
並長期調查中共活動的機構該如何移交
英國政府最終做出了一個決定
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提前解散政治部
二,爲何港英政府要解散政治部
1984年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確定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移交香港主權
這意味着政治部的命運已經進入倒計時
過去幾十年,它的一項重要任務
就是監視中共及親北京組織
但1997年以後,原來的監視對象
將成爲香港新主權者所代表的執政力量
香港的反間諜機構該怎麼辦?
2003年,香港大學法律學者傅華林在Hong
Kong Law Journal》
發表研究Political
Policing in Hong Kong》。
從1983年開始,官方文件對政治部職責的介紹
逐漸不再強調傳統的反顛覆和情報蒐集工作
而將重點轉向保安、反恐及政要保護
1987年前後,港英政府已經開始認真檢討這個機構的未來
但問題不只是職能轉換,政治部掌握大量敏感資料
包括中共及親北京組織的活動記錄
政治人物信息、祕密聯繫人和線人檔案
如果這些材料在1997年後落入新政府手中
不僅可能暴露英國過去的情報行動
也可能危及相關人員的安全
政治部警員面臨同樣的風險
過去,他們奉命監視中共及其支持者
如今這些政治力量即將成為香港新的執政力量
雖然北京曾保證不會因過去的反共工作追究相關警員
但內部仍然存在被清算的擔憂
1988年政治部停止招募新人
港府設立約6億港元的提前退休及安置計劃
涉及大約1000名人員
英國必須交出香港的警察權力
卻不願把過去的祕密情報網絡一併交給北京
但香港仍然需要反恐反間諜內部保安和人員背景審查
因此港英政府沒有撤銷全部安全職能
而是拆解政治部將部分工作轉交其他部門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香港未來情報工作的討論
已經出現新的方向
傅華玲的研究記載 1995年
香港御委會有關工作委員會曾提出
未來可以恢復類似政治部的機構處理臺灣及其他海外事務
但它反映出一種值得關注的變化
香港未來的情報對象可能不再與港英時期相同
香港回歸後並沒有失去全部反間諜法律
1997年制定的《官方機密條例》
仍然包含針對間諜活動及非法披露敏感資料的規定
香港警隊也繼續承擔內部安全工作
但問題在於
就政治部的反共情報職能已經退出
新的情報體系卻缺少公開、完整的制度說明
北京不再是港英政府需要防範的外部政治力量
但中國大陸情報人員在香港活動
仍然受到本地法律約束
這種制度安排
究竟能否有效防範來自大陸的祕密情報活動
1997年以後
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充分回答
直到2014年
一名香港立法會議員發現
自己連續多日被陌生車輛跟蹤
一個曾經由港英政治部重點防範的情報對象
如今被指正在使用香港警隊培養出來的人員
回歸之後誰在監視香港
2014年8月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發現
自己被人跟蹤了
8月11日涂謹申向警方報案
提供了兩輛車的車牌號碼
香港警方隨後確認
拘捕了兩名分別56歲和54歲的本地男子
2014年12月15日
路透社的一篇特別報導《中共如何監視香港民主派》
揭開這起事件背後的另一面
根據兩名瞭解行動的消息人士透露
香港警方截獲的可能是一個由中共情報系統主導的監視小組
路透社還發現,其他小組據報正在跟蹤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
學者及批評北京的社會人士。
這些行動的目的之一
是蒐集可能損害目標人物聲譽的私人資料
報導揭露了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
中國大陸情報機關據報正在招募
退休香港警員參與政治監視
路透社採訪的退休高級警官和私人保安公司管理人員表示
招募者看中曾經接受跟蹤訓練熟悉香港環境
又具有親北京傾向的退休警員
據這些人士估計超過20名前警員參與了
與大陸人員共同執行的監視行動
他們熟悉香港道路、社區和警務程序
退休後又可以通過私人保安及其他社會關係活動
部分港英時期培養的專業警務能力
成為大陸情報網絡可以利用的資源
香港警方雖然拘捕了
部分嫌疑人但最終因證據不足終止調查
這宗案件反映出一種制度困境
香港警方能夠截停可疑的監視行動
卻沒有通過公開刑事程序
確認其背後的跨境情報組織
當時香港與大陸執法機關之間仍然存在法律邊界
2014年12月3日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東國在立法會回答質詢時明確表示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人員
沒有合法渠道在香港自行進行監視
也就是說
北京取得香港主權17年後
大陸執法人員仍不能繞開香港法律
在香港獨立行使執法權
但路透社的調查顯示
大陸情報機關可能通過祕密網絡
本地人員及非正式渠道開展活動
路透社還發現
北京與香港現職警務系統之間建立了持續的人員交流
報導引用香港警隊內部刊物《警聲》
披露香港警務人員赴上海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參加國情培訓
課程涉及一國兩制及中國政治制度
一名參加過交流的高級警官估計
回歸後已有數千名香港警員參加不同形式的大陸培訓
培訓本身不是情報活動的證據
但這些公開交流與被報導的退休警員祕密監視網絡
顯示北京與香港警務人員之間的聯繫已經不同於港英時期
更值得關注的是 12年後
類似的人員使用模式出現在英國的一起刑事案件中
2016年香港退休警司袁松彪因協助外國情報機構
包括參與中共的獵狐行動而被英國法院判處8年監禁
他曾在香港警隊工作37年
退休後進入香港駐倫敦經貿辦
這與2014年《路透社》報導的
退休香港警員監視網絡具有明顯相似性
此後6年
中央與香港安全機構之間的制度安排
出現了更根本的變化
北京是香港國安工作的指導者
2020年6月30日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
第二天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成立
中央政府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也在香港建立新的國安機構
這項法律改變了香港國家安全體系的權力安排
第十六條規定香港警務處設立專門國安部門
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命
但任命前必須書面徵求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的意見
更重要的是第49條
它賦予中共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監督、
指導、協調和支持香港國安工作的職權
這些規定意味著北京不僅在香港設立了自己的安全機構
還通過法律建立了
中央與香港本地國安部門之間的正式協作關係
2024年3月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也就是23條立法生效
完善了涉及間諜國家祕密和境外幹預的刑事規定
2024年5月香港又制定有關駐港國安公署的附屬規例
香港政府明確表示
香港國安委負責統籌落實國安公署提出的監督和指導意見
公務人員需依法提供必要協助至此
中央對香港國安工作的指導與協調
不僅具有原則性的法律依據
也有更具體的行政落實機制
65年前
香港政治部負責防範中共情報滲透
今天
中央安全機關已經成為香港國家安全工作的法定指導者
但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
仍然保留著重要的制度區別
香港擁有自己的永久居民身份
特區護照和出入境管理制度
這也使部分中國大陸背景人員
能夠以香港居民身份從事跨境活動
其中一個典型案件發生在臺灣
2015年1月
臺灣檢方起訴來自中國大陸的鄭小江
根據臺灣檢方資料
鄭小江2005年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此後以商務、觀光等名義進入臺灣
他利用這些機會接觸臺灣現役及退役軍人
發展軍事情報網絡其中包括陸軍退役少將徐乃全
2016年7月臺灣最高法院維持鄭小江四年監禁的判決
這起案件證明香港身份成為他進入臺灣
並發展軍事關係網絡的條件之一
十多年後臺灣調查機關又發現了
具有類似身份背景的丁小虎
丁小虎原籍大陸,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及香港護照,
在大陸具有湖南企業家及地方人大相關職務背景
2021年11月,臺灣檢方起訴丁小虎及
另外6名涉案人員,臺灣調查局指控
丁小虎受到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門聯絡局相關工作站指示
多次以商務、旅遊和民間交流名義赴臺
利用退役軍人人脈發展軍事情報網絡
鄭小江與丁小虎都具有大陸背景
也都以香港身份進入臺灣
參與或被指參與中國軍事情報活動
實際上鄭小江案發生於國安公署成立之前
丁小虎的相關活動也可以追溯到2020年以前
因此香港身份用於中國情報活動
並不是國安法出臺後纔出現的新現象
國安法改變的是香港安全體系的權力結構
而不是創造了香港身份的跨境便利
2023年的黃樂案再次將這種身份便利帶入國際關注
黃樂原籍湖南後來在香港求學並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他進入金融和科技投資領域
曾擔任新加坡雲計算企業
MagSpeed 的高管
該企業是英偉達在亞太地區的商業合作夥伴
美國媒體報道
情報人員懷疑
黃嶽受到中共國安部門招募
試圖獲取人工智能芯片領域的信息
臺灣方面確認
黃嶽2024年三次
2025年五次以香港居民身份赴臺
相比之下,英國袁松彪案提供了更直接的司法證據
英國法院2026年6月18日公佈的量刑意見顯示
袁松彪是情報請求的協調者
魏志良則利用英國邊境執法系統
未經授權查詢目標人物的移民及居住資料
2024年1月至4月
兩人圍繞一名居住在英格蘭約克郡的女子
安排資料查詢祕密拍攝及現場接觸
監視影像被傳送至香港
法院還確認
袁松彪利用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職位協調任務
而魏志良利用英國公職權限獲取敏感信息
英國檢方認爲
這些活動服務於香港當局和中共國家的利益
這個案件並不能證明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直接指揮了兩名被告
但它證明香港官方駐外機構的職位
退休警員網絡及英國本地公職權限
確實曾被用於與中共相關的非法情報活動
香港原有的制度資源
本身成爲跨境情報活動可以利用的條件
由此,香港情報體系65年的變化
出現了另一個值得追問的後果
北京改變了香港國家安全權力的結構
卻仍然能夠使用香港原有制度留下的部分國際便利
這種權力關係與國際制度待遇之間的差異
可能正在給香港帶來新的信用風險
結語:香港的制度信用還能透支多久?
1997年北京接收香港時
也繼承了一座具有特殊國際地位的城市
香港有自己的護照、普通法
出入境制度和商業網絡
這些制度爲香港積累了長期的國際信用
這筆信用並不是北京在1997年創造的
它來自香港過去長期形成的法律傳統行政制度
以及與國際社會建立的信任關係
然而,香港國家安全體系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
北京可以通過法律建立對香港國安工作的監督與指導機制
卻不能通過法律命令國際社會繼續信任香港
今天,香港人不斷出現在中共情報網絡案件中
這些案件並不能證明北京存在統一的香港身份轉換計劃
卻揭示了香港製度資源可能被用
於不同於其原有公共職責的活動
這種變化的代價可能會導致國際社會重新評估香港身份
官方機構和商業網絡的可信度
受影響的就不只是個別涉案人員
香港失去的不只是原有的反間諜權力邊界
還有支撐其國際地位的制度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