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中學生活:「非人化」教育(圖)
文革後期,北京少年顧曉陽進入匯文學校舊址上的中學,在政治高壓與家庭巨變中度過青春。老師的善意、同學的排斥,以及「非人化」的鬥爭教育,交織成一段難忘記憶。多年後回望,他仍難以釋懷那場時代噩夢。

【看中國2026年10月7日訊】01.我們中學在東單船板胡同1號,是過去的教會學校匯文學校舊址的一小部分。學校新建,我們是第一批學生,共8個班。學校由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頭頭叫隊長、政委,軍宣隊應該是真正拍板的人,工宣隊像陪襯。校長(當時叫革委會主任)原來是教育局的一個科長,他從北京市教師進修學校和職工業餘學校羅致了16位資深教師,這批老師素質很高。
我分在初一(1)班(當時「學解放軍」,管班叫排)。入學後一看,班裡一個我認識的都沒有。分班基本是按片兒分的,我們小學同學大多分在另外兩個班。單獨把我拎出來放在陌生人裡,絕非偶然,是要把我孤立起來。我猜這是小學老師使的壞。多年後,初中班主任楊老師證實了我的猜測,她說小學的鑑定把我說得很壞,最厲害的一條,是說我思想複雜、品質不好。當然出身也不好。
我在生人面前本來就害羞,又背著壞學生的包袱,壓力很大,所以謹言慎行,當了一段「蔫兒土匪」。原來憂心的是能否上中學,現在進了校門,深感幸運,有改變個人處境的強烈願望。
當時文革進入了新階段,之前幾年疾風驟雨式的形勢過去了,社會上在深挖「五一六」陰謀集團、搞「一打三反」,這是反過頭來鎮壓當年的造反者、收拾亂局,跟我們小孩子沒有直接關係。在半年內,我們參加了兩次全市公審大會,一次在地壇、一次在景山公園,都是排隊走著去走著回,累得夠嗆。景山那次,一下子就槍斃了21個現行反革命。我一直挺守紀律,在景山門口,有人說了句笑話,我不禁大笑,正好被軍宣隊韓隊長看見了,批了我一通。
我能感到老師並不歧視我,而且,慢慢關注到我、給我鼓勵。學校成立了一個天文愛好小組,楊老師讓我去參加,一共才不到10個人,相當榮幸。可惜大形勢並沒有正常起來,我們只去了一次天文館看太陽黑子,就沒再活動了。初一期末考試,我政治、語文、數學、地理、軍體(體育)5門是優,其他課是良(還有什麼課不記得了)。功課都非常簡單,擺擺樣子。軍訓、工廠學工、農村學農、各種校內外勞動等才是重頭戲,佔去了很多時間。
發展第一批紅衛兵(此時的紅衛兵相當於少先隊,與運動初期自發組織的紅衛兵完全是兩回事)時,我進了候選人名單。三班班主任鄭老師反對,說:「顧曉陽要能入,我們班李福勝也能入。」李福勝是三班最鬧的學生。同學告訴我,鄭老師的意思不是說我的表現同李福勝一樣差,而是因為我出身不行。
不過第二批就讓我入了。兩批人加起來也沒多少,屬於學生中表現好的「積極份子」。我成了班裡的骨幹,「打翻身仗」的願望實現了。
當時社會上也有一些變化。運動初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臭,必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幾年之內,百分之九十當官兒的都「黑」了,人們的觀感就不同了,「臭了街了」也就沒那麼臭了,甚至引起一些同情和敬仰。走資派還是走資派,「帽子」沒變,但大家嘴裡的稱呼,由黑幫變成了老幹部。走資派的子女,大都成了「可教育好子女」。最慘的還是傳統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子女,永無出頭之日。
鄭老師後來對我很好。他是個神人,父親解放前是教會學校慕貞女校的校長,慕貞也在船板胡同。他本人是匯文中學的學生,與胡金銓同班(這是幾十年後胡導演跟我講古時「對」出來的)。鄭老師教化學,但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上上下下三教九流,什麼人都認識,路子極廣。有一次在校園裡碰到我,還對我說:「我前幾天去肖克家了,肖克說認識你爸爸。」肖克早就黑了,被整得「欲哭無淚,欲訴無門」(《肖克回憶錄》),當時好像剛從農村干校回北京。
02.楊老師年近五十歲,身材矮小,在我們眼裡是個小老太太。她是保定女子師範畢業,說她上學時還有演講課,專門教怎麼演講,比如說「我們」時,雙手要從胸前向兩邊揮出去。她教語文,注重基礎規範,對「的、地、得」和標點符號的用法要求嚴格,我至今對這些都很敏感,就是她的教學結果。我們班亂,她每天都要苦口婆心地勸大家上進,有時候氣極了,把手上的紅寶書往講臺桌上「啪」一拍,提高聲音說一句:「豈有此理!」有的同學惡作劇,馬上說:「楊老師,您怎麼摔毛主席語錄啊?」
幾十年後,楊老師告訴我:我父親去河南農村干校前,給她寫過一封信,介紹了我家的現狀,說以後家長都不在身邊,希望老師對我嚴格要求、給予幫助等等。實際上是求助信。信應該是由我轉交的,可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了。這年我上初二,14歲。我父親是以待罪之身被逼下干校接受審查批鬥的,不僅是走資派,還多了一個現行反革命案件幕後黑手的罪名。但在楊老師的頭腦裡,沒有這個概念。她眼中看到的是一位病體支離、骨瘦如柴的父親,一個被拆散的家庭,北京只剩下我和我二姐。
我二姐患唐氏綜合症,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楊老師心裏只有同情。她在學校裡很關照我,有時還到我家來探望。多年後她曾對幾個同學這樣說:「曉陽跟你們不一樣……我去他家裡,就孤零零兩個孩子,他給傻姐姐吃藥什麼的……那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在我們班,家裡受過大衝擊的可能就我一個。我理解楊老師這話的意思,是雖然你們小時候家庭各有各的困難,但相對算比較完整平靜,像曉陽這種災難性的生活,你們沒經歷過。
楊老師家住管莊,當時完全是個農村,離城裡很遠。現在我住的小區就在管莊附近,這才深切體會到當年她上下班奔波有多辛苦。我自己開車要去東單崇文門一帶,每次都犯怵,覺得太遠太麻煩;坐公交的話,不知道要換多少次車走多少路。當年荒郊野地公交很少,間隔時間長等車人多,估計往返要花4個小時以上。她在這個學校工作了十多年。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楊老師就是有一顆平常的惻隱之心。使她不平常的,是因為在一個瘋狂的時代裡,秉持一顆平常心有難以想像的艱難,需要堅強的定力,而且往往會付出代價。後來,校軍、工宣隊認為楊老師在我們班是用「母愛」來管理,不講鬥爭哲學、跟不上形勢,把她調離了。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反過來說,沒有惻隱之心就不是人。那年代,不是人的「人」滿大街都是。如果做人是不安全的,而使自己「非人化」則較易獲得生存空間,那多數人會選擇後者。
03.我偽裝成「蔫兒土匪」的時間很短,環境一熟,自由散漫的本性就暴露了:組織紀律性差,不分場合說說笑笑,愛發牢騷講怪話,本能地擅於觀察大人物(包括眼前的領導)外表下的另一面、當成笑話四處講……這種性格從小到大都無法改變。在中學裡,我真心地努力想加以克服,但時好時壞、本性難移。後來參加工作,由於對社會感到失望,就破罐子破摔了,即使在軍隊這樣嚴苛刻板的環境中,也依然如故。
楊老師對我多少有點失望。平時「散」點兒還在其次,小孩子調皮也正常。關鍵是「鬥爭性不強」,與身邊的落後同學一團和氣,撕不開情面,不敢大膽管理積極幫助。我們班是「亂班」,對那幾個頂級「鬧將」,你講什麼道理都沒用,只有打。楊老師從不提倡暴力,但打確實有效。誰鬧,打架最厲害的班幹部說一句:「××,你老實點兒啊!」一般就不敢鬧了。
我身高1.55米,瘦弱,膽兒小,不會打架。但在那種氣氛裡,為了表現自己,有時也鼓起勇氣動手。有一次,「夜壺」不知犯了什麼錯,被一幫同學圍在黑板前,群起而攻之。我平時和他關係不錯,為用實際行動表示自己的原則性和鬥爭性,下了半天決心,打了他一拳。我個兒小胳膊短,擠在人群的外圍,這一拳,僅僅觸到了他鼻子的尖頭,效果像摩擦。事後,有話傳到我耳中,說同學都認為我打夜壺是假的。
我真誠地想要向「非人化」轉化。但在班裡的主流輿論看來,我的轉化不說是虛偽的,至少也是不到位的。這件事,困擾了我整個的初中三年。這也是我當時感覺自己是健康上進的,而成年後,卻越想越厭惡這一切、包括厭惡自己的主要原因。
社會上和學校裡實行的,是向「非人化」轉化的教育。教育的核心內容是鬥爭哲學。對敵人要狠、要壓倒他消滅他,要像秋風掃落葉一般嚴酷無情。誰是敵人?只要你身上還有溫情、有軟弱、有妥協、有不忍、有人性,你就是自己的敵人。你甚至比外在的公開的敵人危害還大。為什麼?因為你能做「階級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你必須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必須狠鬥私字一閃念、必須徹底改造自己。你做不好做不到,周圍的人會監督你、幫助你、說服你、批評你、鬥爭你。
同時,你也要監督、幫助、說服、批評、鬥爭別人。你還沒改造好呢又怎麼能幫助別人?這你一點兒都不用擔心!因為你只有在無情的鬥爭中才能真正得到自我改造,不鬥爭,自我不可能完善……我們接受的就是這樣一整套完整的邏輯。你掌握了這一套邏輯,離「非人化」就不遠了。
現在想來,像一場纏繞的噩夢。
而且,我們不能說已經從這遙遠的夢魘中掙扎醒來了,可能醒了一下,困勁兒還沒過去,一閉眼,又會回到原來的噩夢裡去。不信你試試看。
04.我跟小學的幾個要好同學雖沒分在一個班,仍天天在一塊玩兒。有一次我過生日,買了一瓶葡萄酒,幾個人在我家喝。在當時,給自己過生日也是件新鮮事,是意識到自己長大了。我喝多了,不知何時睡著了,醒來以後,發現室內空空,人都不見了。他們是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一點不記得了呢?此前既很少喝酒,更沒有喝斷片兒的經驗,所以感覺很恐怖,不知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天上學,走到樓前一看,大字報已經貼出來了,題目是:《同學,不要再打著資產階級的小旗往前衝了!》,內容就是批判過生日的。好快!雖然沒點名,當然批的就是我們。沒提到喝酒,估計這事沒有泄露出去,不然麻煩就大了。
每年四月,我和新根等小學同學都去頤和園看玉蘭花。我媽媽每個月從湖北干校給我寄生活費,是電匯過來,在東單郵局取現。因此我自己支配每月開銷,這在同學中恐怕也少見。公園門票好像是5分一張,對囊空如洗的中學生也是一項挑戰,幾個人湊湊,剩下的我掏。一邊在日記裡批評自己不該浪費,一邊看見賣冰棍的就走不動道兒。自我批評是真的,嘴饞也是真的,只能不斷在理論與實踐中找平衡。現在看,我把每月的支出管理得很好,從來沒讓我媽操過心。
鄰居從朋友處借來一套線裝書《歷朝名人詞選》,我又從鄰居那兒借來,在我家放了好長時間,反覆吟誦,挑選出喜歡的,抄在筆記本裡。從此懂得了傷春悲秋。心裏有了喜歡的女孩兒,把心扉緊緊鎖住,打死我也不能說。有時候早晨醒來一睜眼,萬千愁緒湧上心頭,真覺得活著沒意思。少年人才是最知愁滋味的,老了,就皮了。
我養貓,貓性野,有一次竟然消失了一兩個月。我認為它背叛了我,很傷心。一天,我在屋裡忽然聽到了它的叫聲,馬上跑到院子裡。它站在北房的房檐上,一聲一聲衝我叫,瘦了許多,髒了吧唧的。我真是愛恨交加、百感叢集,「你混成這樣才把我想起來!」它知道自己錯了,一直用請求原諒的眼光看著我,叫聲可憐之極。我瞪了它很久,終於心一軟,說:「下來吧。」它立刻向西奔竄,一躍跳到樹上,噌噌幾下就下了地……這隻貓之後,我再也沒養過寵物。重感情的人,容易被傷著。你躲不開人,難道還躲不開動物嗎?
冬天,在班長老曾的倡議下,我們幾個開始練習長跑,從船板胡同東頭出發,繞崇文門,到東長安街,再向東向南經過北京站回學校。天黑漆漆的,風頭如刀面如割,但跑完了很爽。可惜我沒堅持下去。廣播電臺開播了英語課,這大概是基辛格秘密訪華後出現的新氣象,不知多少青少年跟著學,後來在美國用英語寫小說的哈金就是由此學起了英語(在黑龍江)。我在每天的午飯後,打開半導體也跟著學,可學了沒幾天,困勁兒就上來了,原來睡覺比學英語容易得多啊。我還制定過很多自學計畫和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全都無疾而終。無志者常立志,說的就是我。
北京是個灰濛濛的城市。青磚灰瓦,暴塵揚沙。七十年代,人們的服裝以藍黑灰為主調。進入冬季,一片肅殺。整個城市失去了活力,死氣沉沉。群體的癲狂亢躁是一種急性病,不可能長久持續的。消褪以後,連笑臉都不多見了。
三月的一天,春寒料峭。中午放學後,我和同學打打鬧鬧走出校門。猛一抬頭,馬路對面一個灰色院牆裡,一樹桃花怒放。在經歷了漫長的嚴冬之後,這樹桃花格外耀目,生機勃勃。我被深深打動了,心裏感動莫名,滿是欣喜。春天到來,一切的一切都將復活。
来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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