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爆料】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四）【#紅朝秘聞-59】

《燕铭时评》2026年5月5日收到爆料文章，有7万多字，分为五篇刊登。

第四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下）

（5）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圣贤先知按照天理良知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约束人心之恶，促进人心之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及文化秩序，进而成为维系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西方左派打着自由、解放、进步、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打破传统文化对人性之恶的约束，导致文化被毁、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低生育率危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但是，近一百多年来，无知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把法家思想、帝王专制、强权暴政、游牧民族专制统治和满清专制统治所导致的近代中国落后归结为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导致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遭受巨大破坏，导致中国和全球华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彻底摧毁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左派是秩序的解体，右派是秩序的极端。近一百多年来，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危机就是西方左派破坏人类文明的自然秩序。西方左派的平等主义过于追求平等，如马克思、恩格斯，结果平等则必然破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西方左派的自由主义过于追求自由，如卢梭、萨特，绝对自由必然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右派的等级严格、文化死板，使社会秩序陷入僵化，损害了个体的自由权利。真理中道就是恰到好处的公正的自然秩序，既要防止结果平等的不公正，又要防止等级僵化的不公正；既要防止自由主义的秩序混乱，又要防止顽固宗教侵犯个人权利。在左派思想泛滥的今天，真理中道就成了温和右派，甚至被名为保守主义。

近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的无知、愚蠢和乌托邦梦想，将中国拖入巨大灾难。陈独秀等政治经济左派，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集权专制的灾难，至今仍在危害中国。胡适等文化左派，以毁灭文化秩序的自由主义取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文化损毁和超低生育率危机。“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是有形文化，但还没有彻底毁掉心中的精神文化。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以自由的名义释放人性之恶，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进而摧毁中华文明的未来。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坚持各种无知、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实现自由民主、普及基督教、实行高福利、解决住房等民生压力，就能实现文明的伟大发展。台湾实现了自由民主，但西方思想取代中华文化，2025年台湾总和生育率只有0.695，即每位育龄妇女仅生育0.695个孩子，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基督教成为韩国的最大宗教，西方思想和基督教信仰取代传统文化，2025年韩国生育率仅为0.8。新加坡租屋制度解决了年轻人的住房压力，但自由主义取代传统文化，2025年新加坡生育率仅为0.87。北欧的芬兰实现了高福利，女性生育的压力很小，但由于自由主义文化，2025年芬兰本土女性的生育率为 1.23，外籍背景女性的生育率为 1.39。由此看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方案并不能解决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反而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平等民主和女权主义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陷阱。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浪潮已经结束，自由主义西方左派的思想文化危害已经波及全球。目前，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平等主义（包括平等民主）、博爱主义等，已经成为颠覆人类文明的最大思想文化病毒。比如，在西欧，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负责摧毁文化秩序，导致西方白人的低生育率危机，然后博爱主义引进黑人穆斯林难民，平等民主给予黑人穆斯林选票，最后是颠覆西方文明。在东亚，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负责摧毁文化秩序，导致东亚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然后平等民主导致女权主义和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迅速使东亚文明陷入死亡陷阱。

目前，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的最大思想文化因素。女权主义追求没有责任的女性特权，把妻子责任、母亲责任和道德约束当作女人的枷锁，女权主义因无法实现贪婪特权就仇视男性、婚姻、家庭、文化、社会和国家，直接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自由主义将传统文化约束人性之恶当作枷锁，把放纵与堕落当作自由，直接导致道德堕落，尤其是女性道德堕落直接摧毁婚姻家庭。个人主义秉持个人利益至上的思维，引发自私贪婪的欲望，抛弃家庭责任，使个人变成孤独无助的原子化，严重破坏作为社会细胞团体的婚姻家庭。拜金主义直接引发自私贪婪的物质欲望，导致女人对男人的严重不满，更加直接破坏婚姻家庭。享乐主义使人短视，沉迷于当前享乐而放弃责任、毁掉未来，甚至是抛弃婚姻家庭和生育。

目前，中国28~49岁未婚男女超过1亿。女权主义和拜金主义是当今中国大量剩男剩女的最大思想根源。女权主义释放女人的自私、贪婪、懒惰、虚荣、攀比等人性之恶，导致现代年轻女性过于拜金主义、幻想高嫁与不满现实，导致女性不婚、晚婚或离婚，导致大量女性和对应数量男性都是单身。比如，某个年轻女性总想嫁给富人，把自己拖到35岁以上大龄剩女，富裕男性一般都不会选择35岁以上大龄剩女，她又不愿嫁给中低收入男性，最后就会导致一男一女都是孤独终老。实际上，大量剩女嫁给低收入男性，并不是拉低女人的生活质量，因为男性通常不会花女人的钱，而且低收入男性也会参与分担家庭费用及分担养育孩子成本。女人所说的嫁给中低收入男性会拉低自己生活质量，就是让男人养她，而她不想工作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金钱、权力、房产、职位等都是过眼烟云，子孙后代才是最长久的财富。有大量财富而没有孩子，未来终究是一无所有。有孩子但没有多少财富，子孙后代终究会掌握财富。除了政治家、企业家等极少数成功人士，绝大多数人的事业就是给别人打工或给自己打工，为了打工而耽误结婚和生育，实为本末倒置。为了虚荣和拜金主义，错过结婚和生育年龄，让自己孤独终老，这是极大的愚蠢。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权主义、堕落的自由主义、自私的个人主义、愚蠢的拜金主义、短视的享乐主义等思想病毒，使人不再把孩子当作亲人与财富，把断子绝孙当作自由与享乐，使民族、国家和文明陷入集体的愚蠢自杀。这些思想病毒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危害远比普通杀人犯更严重，应当立法严惩传播这些思想病毒的人。

圣贤先知所建立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约束人性之恶，释放人心之善，使人的思想与社会秩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成为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因此，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必须恢复维持良好道德秩序的传统文化，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国家应当推动恢复贤妻良母、多子多福、早生贵子、养儿防老、祭拜祖先等传统文化。以法律维护道德秩序，恢复通奸罪等打击道德败坏行为。教育、文化、媒体、互联网、法律、行政等，必须深入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通过教育、媒体和互联网，大力宣传反击破坏婚姻家庭与生育的思想病毒，大力宣扬有利益维护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思想文化。国家立法打击破坏文化根基者，将损害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思想病毒制造者及传播者列入刑事犯罪。中小学和大学都普及儒家经典为主导的中华圣贤智慧，从教育开始提前纠正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破坏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病毒。从中学普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常识课，取代马列主义政治课。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人的美好灵魂，让人拥有做人的美德智慧，让人做一个灵魂高尚的独立尊严的人，而不是仅仅获取知识的工具人。发源于德国和苏联的现代教育体系，实际上就是把人培养为社会经济所需的工具人。诚然，从教育的务实主义来说，教育确实要使人有安身立业的知识与技能。但是，人本身不是经济的工具，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目前的中国教育严重把人当作工具，尤其是高中教育把人当作考试工具，让学生在灵魂枯燥的成长环境中应付高压力的考试，导致大量抑郁症和神经衰弱。因此，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必须改革，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伟大灵魂，然后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并着重培养有益成长的兴趣、理想与能力。

不想生育孩子的女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与重视教育的传统相结合，就使东亚国家变成少生孩子精养孩子，精养孩子高成本又促使少生孩子精养孩子，形成超低生育率与精养孩子内卷的恶性循环。高成本精养孩子，让孩子和父母都内卷严重、压力巨大。不如多生孩子散养孩子，降低孩子内卷与压力，提高家庭孩子成才概率。少生孩子，精养孩子，单个孩子承担父母过高期待，内卷竞争严重，超级老龄化使孩子前途暗淡。多生孩子，散养孩子，孩子承担压力降低，经济可持续发展让孩子前途更光明。孩子成才是随机的，教育只是辅助，三个孩子成才概率远大于一个孩子成才概率。养育孩子是边际成本递减，孩子彼此陪伴反而可能降低父母时间成本。花钱报课外班、补习班，不如让孩子阅读大智慧的圣贤书，培养孩子的品德、理想和兴趣，让孩子自发成长。

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华圣贤智慧，以“天理良知”为真理标准，以“止于至善”为灵魂与文明的伟大追求，让人的灵魂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因此，中国教育体系应该系统普及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经》《孝经》《礼记》《传习录》，再有选择的辨别性的参考学习《道德经》《孙子兵法》《荀子》《墨子》《庄子》等。让每个中国学生都有中华圣贤的伟大美德智慧作指引，让教育成为中华文化的伟大载体，让中华文明再次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传统社会的宗族文化对家族发展和提高生育率有显著促进作用，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到了现代社会和城市化时代，需要重新强化宗族意识、祭祀祖先、家谱文化（女儿、儿媳妇和女婿也入家谱，形成完整家族记录）和家庭文化传承，形成缅怀先祖、开拓未来、激励生育、促进家族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的微观团体机制，继而促进整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将个人原子化，打着自由的旗号形成大量自我灭绝的个体，继而摧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也让每个人在强权暴力之下软弱无力、孤独无依。强化宗族文化和家族意识，才能逆转自私短视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文明毁灭。

恢复宗族文化可以优先从富裕家庭开始，也可以让富裕家庭出资支持恢复宗族文化。富裕家庭可以成立家族基金（宗族基金）以支持家族长久发展壮大，将家族传承、宗族聚会和优秀文化传承作为重要活动，将鼓励家族生育、促进家族孩子发展和强化家族优秀文化作为最重要目的。家族多生育孩子，未来孩子进入商业、科学、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在合法情况下彼此相关支持。家族基金（宗族基金）支持家族可持续发展（包括家族女性后代），家族成员积极将资金投入到家族基金，形成良性循环。特别是赚钱多的家族成员及其遗产，可以更多投入到家族基金，继续支持未来家族孩子，形成大量可持续发展的家族，同时也是激励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

温家宝总理说：“我从小阅读背诵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诗经》，深刻感受到中华圣贤的伟大智慧，这些伟大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这与圣贤智慧教育的匮乏和传统文化道德的损毁密切相关。思想文化是文明的灵魂，灵魂堕落就会导致文明毁灭。文化道德是民族发展延续的根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现在受到严重破坏，导致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据，必须先从政府和立法做起，从执政党自身做起，以教育、文化、媒体、互联网为途径，系统恢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北京学者说：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灵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就是民族与文明长久发展延续的文化根基。由于儒家仁义忠孝价值观被打倒，导致现在中国人的民族大义精神严重退化。由于自私的个人主义、堕落的自由主义和短视的享乐主义泛滥，很多人不再关心家庭和家族的未来，也不再关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被打倒，断子绝孙的西方左派思想泛滥，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人不再关心民族国家的未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险。恢复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恢复勇于担当的民族大义精神，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未来。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潜藏风险

1921年7月，一群怀着以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有什么缺陷，但他们在当时是最有理想主义的一批人。就像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所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天堂的梦想铺就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地狱折磨，中共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逐步从一个极左政党变成一个中间政党。相比于目前的西方左派政党，现在的中共在某些方面却有点像右派政党。比如，西方左派给工人争取高福利，中共却限制工会、保护资本利益。西方左派实行摧毁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中共却开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就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刚开始也是理想主义的左派政党，但左派思想政策遭受现实碰壁之后，就变成了右派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这些冒死奋斗的爱国青年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奴隶，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拯救中国。这些爱国青年的初心与使命是“拯救中国”，而不是像思想奴隶那样固守什么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拯救中国”，本意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希望中国共产党从“拯救中国”的初心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国共产党从“振兴中华”的使命重新思考自己目前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什么。拯救中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共的自我拯救，就是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1）中共到了历史转折的大抉择时刻

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欧洲在东方思想与科学的火种点燃下，开始突破基督教神权专制所制造的“中世纪的黑暗”，然后拉开现代科学发展的序幕。总体而言，这时候的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并驾齐驱、各有所长，双方都相互彼此学习。1644年，李自成灭亡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清专制统治就开始全方面打压汉人，导致中国思想与科技陷入二百多年的停滞与倒退。在西方文明日新月异的时候，满清专制统治却使中国倒退到半野蛮状态。满清专制统治导致中国陷入落后，引发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及沙俄占领北亚，引发日本侵略中国及打断中国自主发展，引发苏联颠覆中华民国，这等于是满清专制统治至少祸害中国三百多年。

由于满清专制统治让近代中国大幅落后于西方，导致中国知识分子陷入集体自卑，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跪拜西方文明、贬低中华文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全盘否定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中华文化，胡适等知识分子还把中国人当作劣等民族，导致中国人陷入严重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导致中国人陷入文化自毁和民族自残，甚至把毁掉中华文化和中国人口大崩溃当作是好事，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文明自杀。由于愚蠢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主动摧毁中华文化，由于愚蠢的知识分子盲目引进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导致中国陷入文化自毁、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同时，由于满清专制统治摧毁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局面，导致全世界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就导致西方左派思想文化严重祸害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满清专制统治至少祸害中华文明及人类文明五百年。

如果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中国经济实力在1980年代就已经超越美国，而不是现在中国经济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推迟到2035年中国经济实力才能与美国旗鼓相当，或者中国因为超级老龄化与人口大崩溃而永远无法赶超美国。如果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在1970年代就会出现国力快速发展所引发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不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知识分子从1980年代再次全盘否定中华文化。如果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在1971年就不会全面推动计划生育，中国在1978年就不会推行一胎政策，中国政府就不会暴力毁灭中华生育文化。如此，现在中国就不会面临超低生育率和未来超级老龄化及人口大崩溃危机。如果中国经济实力在1980年代超过美国，中华文化影响全世界，就不会导致西方左派思想在全球严重泛滥，现在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不会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初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为了拯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奴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枷锁去锁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是为了成立一个长期对中国专制独裁统治的政党。即便共产党要长期执政，那也应该是民主科学的执政，是顺应民意的仁政，以科学的思想理念和优秀的执政业绩赢得人民的认可，而不是专制独裁和封锁言论自由的专制暴政。一些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为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还是实际上为了个人的专制统治利益，维护一党专制统治就是对人民和国家犯罪，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和最大敌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民主方式科学治国长期执政，以科学执政的经济成果赢得最多民心。日本自民党，以民族主义和右派主张长期执政，以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可赢得最多民意。中国共产党可以在改名重组的基础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维护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利益，高举以“天理良知”及可持续发展为标准的中华文化，以民主决策和言论自由实现科学执政决策，以共和制的贤能民主制度保障政治体制的生命活力，以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仁德治国、贤能治国赢得最大的国家发展与人民支持，这才是功德无量的大智慧长期执政方式。

习近平想通过统一台湾和超越美国而青史留名，但习近平的文革化专制暴政却迫使惊恐的台湾人民更加疏远中国大陆。超低生育率的中国不仅难以超越美国，而是走向大崩溃的边缘。习近平希望继续掌控权力，但文革化的专制暴政却在绞杀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力，且专制暴政让年轻人在绝望中更不愿生育孩子，导致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大崩溃。习近平继续掌控权力和强化专制不仅是祸害中华民族，也是增加习近平自己的罪恶，让全国党政军民都痛恨习近平。如此下去，不仅是人民和历史将审判习近平，习近平的灵魂也将会受到神明的审判。金钱和权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习近平贪婪专制权力只能是害人害己，既害了国家和人民，也让习近平的灵魂罪孽深重。

习近平企图武统台湾，进而青史留名，也试图通过武统台湾或准备武统台湾的高压状态而继续维持专制权力。2026年3月1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企图借美国打伊朗而武统台湾。温家宝反对习近平贸然武统台湾，更不愿去说服其他元老支持习近平武统台湾，习近平就软禁温家宝全家老小，连家里的孙辈孩子都被限制自由权利。实际上，温家宝反对习近平武统台湾，这也是拯救习近平。美国一直打压准备超越美国的国家，习近平武统台湾就会成为美国联合盟友制裁中国的最好理由。就像俄罗斯2022年全面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受到美国和盟友的严厉制裁。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铁矿等资源进口，又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美国和盟友的制裁将引发中国经济崩溃，加剧中国超低生育率和未来人口大崩溃。如果习近平武统台湾，就会毁掉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成为败坏中华民族发展机遇的历史罪人。

虽然俄罗斯军事实力显著超过乌克兰，俄罗斯与乌克兰直接领土接壤，且乌克兰地势平坦，但俄罗斯却一直未能吞并乌克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差距，就跟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差距差不多。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着台湾海峡，台湾长期备战中国大陆，台湾有大量山地隐藏武器装备，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难度远高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对美国与日本来说，台湾事关美国日本的核心利益，这让美国日本不会对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而袖手旁观。因此，贸然武统台湾就会变成中国东南沿海及整个中国的巨大灾难。

如果习近平真想为中国收复领土，不如收复非法独立的外蒙古。外蒙古军事实力非常薄弱，中国收复外蒙古非常容易，代价很低且收益巨大。相反，武统台湾却是代价巨大且可能收益为零。外蒙古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中国收复外蒙古就可以造福外蒙古人民。相反，台湾人民非常警惕武统台湾带来的专制统治，多数台湾人誓死抵抗专制统治的中共武统台湾，这将导致两岸人民的巨大战争灾难损失。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要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大陆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软实力、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软实力吸引台湾年轻人。如果贸然武统台湾，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在当今中国历史阶段，最伟大历史功业不是急着统一台湾。中华民族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像1937年，最需要解决的是抵抗日本侵略。现在中华民族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专制政治体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就是经济民生问题带来的人民痛苦，就是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后失去文明可持续发展，就是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华民族大衰亡的危机。解决这些中华民族当前所面临的最核心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千秋功业。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贤能民主制度，让人民有机会维护自己权利及获取发展利益，让国家有机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生态并纠正历史错误。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现在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可持续发展危机。”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军队新兵基本都是大学生，这已经完全不同于1989年时解放军士兵基本都是小学生，现在中共专制暴政的军队基础可以随时瓦解。任何一个重大事件，只要是涉及让军队参与，就可以变成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导火索。比如，武统台湾就很可能变成军队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现在，党政军民集体痛恨文革化专制暴政，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情绪已经达到高峰阶段。特别是军队对习近平的痛恨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时刻，任何大的变动都可以激发军队政变。如果习近平还要在2027年继续连任，如果习近平继续推进中国向文革化朝鲜化方向发展，则习近平几乎一定会被推翻，中共专制统治就随之终结。因此，对习近平和党中央来说，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让不满专制暴政的党政军民集体推翻专制暴政，已经到了历史大抉择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的专制独裁引发党政军民反对习近平，习近平就被迫更加维护专制独裁，导致党政军民更加反对习近平。于是，习近平对党政军民的威胁越高，党政军民对习近平的愤怒与杀心也越高，习近平提前动手拿下反对者的紧迫性也越高，进而导致党政军民对习近平的恐慌、愤怒与杀心也更高。如此，习近平与党政军民形成相互威胁的螺旋升级，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导致习近平统治的加速灭亡，也加速摧毁中共专制统治的根基，因为党政军民都在反对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这也就是网友所说的习近平是加速摧毁中共专制统治的“总加速师”。因此，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是继续当民族罪人而被人民、历史和神明审判，还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当历史功臣，习近平和党中央已经到了大抉择的紧急历史时刻。

由于习近平多疑、寡恩、嗔怒、独断、缺乏宽容的性格，不仅让众多党政军领导陷入恐惧，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亲信也如履薄冰，很多时候不得不做两面人，提防着不幸降落到自己身上。比如，王小洪为习近平干了脏活，知道习近平家族太多秘密，王小洪就不得不提防自己如王立军一样的命运，习近平也担心王小洪成为下一个危险的王立军。就像当年，如果薄熙来下手更快一些，王立军就没有机会背叛；如果王立军醒悟更早一些，他就可能不会进监狱。因此，极权专制让众多党政军领导陷入恐惧、愤怒、阳奉阴违，反过来也增加习近平的危机、恐惧、猜忌，最后所有人都生活在极权专制的恐惧与灾祸之中。唯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变成公正法治的民主宪政国家，党政军民及党中央领导才能免于专制暴政环境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全感。

汉高祖刘邦宽仁大度、从谏如流，很多人投奔刘邦。项羽心胸狭窄、独断专行，项羽团队的很多人就投奔到刘邦那里。唐太宗李世民胸怀宽广、不计前嫌，重用原来想要杀死李世民的魏征，魏征不必担心被报复，就敢坦荡直言对李世民发表不同意见，进而帮助李世民减少犯错。别人对你是否忠诚，别人是不是两面人，别人是不是阳奉阴违，这是领导的人品和下属的人品共同决定的，尤其是领导是否心胸宽广、宽仁大度。如果党中央领导是心胸宽广的仁义君子，一心为国为民，人民和党政军领导都会拥护。如果党中央领导私心很重、心胸狭窄、祸国殃民，人民和党政军领导都会心里反对、阳奉阴违。

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如果党中央领导真心为国为民，以仁德治国，积极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将中国建立成贤能民主和圣贤文化主导的伟大国家，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拥护这样的中央领导，就连敌对势力也会良心发现后愧对这样仁义的中央领导。相反，如果党中央领导自私自利，为专制独裁统治而祸国殃民，抛弃这样的独夫民贼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泄露独裁者的秘密就是对人民和正义的忠诚。独裁者严控互联网、严控公务员护照、严控党政军领导通信、严控中共高层孩子出国留学工作、严控中共退休领导出国养老等，都不能阻止正义之士对独裁者的泄密。最好的忠诚，最好的保密，除了合理合法的法律制度之外，就是领导有德、下属有德、贤能治国，而不是无德乱政之下的离心离德。

由于专制暴政的祸害，中国政治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由于计划生育、民生压力和文化被毁，导致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在长期上已经摧毁了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人口根基。由于民众缺乏民主权力维护利益，导致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严重不足，人口形势恶化和经济形势恶化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崩塌，中共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正在崩塌。经济发展形势恶化，债务危机加深，财政和养老濒临崩溃，维稳资金濒临崩溃，中共专制统治的财政基础正在崩塌。年轻人面临糟糕的就业形势，老年人面临养老体系濒临崩溃，中年人背负沉重压力而经济形势恶化，很多中国人都在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绝地反击的愤怒烈火已经形成，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意基础已经崩塌。党政军民都已经非常厌恶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都非常厌恶言论高压封锁、政治专制独裁、经济恶化无解，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于习近平和党中央，党政军民都纷纷选择对习近平和党中央进行软抵抗不合作运动，摧毁习近平和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形成。如果习近平和党中央继续维持专制权力，党政军民推翻专制暴政将成为历史必然。习近平和党中央是选择被推翻专制暴政，还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经到了大抉择的紧急时刻。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兴衰存亡大抉择的紧急历史时刻，因为超低生育率危机将导致中国人口持续大崩溃，中华民族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贤能民主”制度，遏制专制权力作恶，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数人暴政），实现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义利合一”的经济模式，限制权力和资本制造民生压力，实现经济民生可持续发展；只有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只有建立保护家庭与生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模式，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维护及强化中共专制统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就会变成毁灭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习近平唯有放弃专制权力，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才能为习近平将功赎罪。

温家宝总理说：“无论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还是人口危机、债务危机、养老危机，中国都到了不得不全面深化改革的危急时刻。就像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逼到濒临崩溃的边沿，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唯一的正确出路。越不改革，危机就越严重，政治经济压力就越大。目前中国问题就像高压锅，不是继续压着盖子，而是应该打开盖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拖延的越久，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就会更严重，人民承受的痛苦越多，专制统治对民族和国家的伤害越大，人民的怒火和历史的惩罚就会越严重。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继续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自绝于人民和国家，就是把自己钉在历史的屈辱柱上。到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将付出惨痛代价，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领导和红色家族都将被人民清算。”

“历史一再证明，制约权力之恶，让权力为人民服务，必须有民主制衡机制，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同时，选拔心里装着人民的有德之人，这还依赖于人民民主参与的民主选举或公推公选。民主制度才能更加为人民服务，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里装着人民，也就是贤能民主为人民服务，‘民主制度+贤能治国’才能实现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发展。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民主，应当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这与我们过去的努力也不谋而合。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努力，我和习仲勋同志的所赞同的改革发展路线，其实就是贤能民主。习近平同志如果能够继承父亲习仲勋所期望的改革发展路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习近平同志打击腐败、加强集权，彻底扭转了我和胡锦涛同志所面临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权力可以干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历史证明缺乏制约的权力却总是干坏事。如何让集中的权力做出历史性的大贡献，这对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客观上说，过去十几年，习近平同志没有走习仲勋的路线，部分走了毛泽东的路线，让党政军民都再次品尝 ‘文革’的恶果，确实是激发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习近平同志通过铁腕反腐败打垮了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力量，历史给了习近平同志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可以做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设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孙中山先生开了个头，现在到了习近平同志这里。如果习近平同志愿意继承父亲习仲勋同志的遗愿，完成孙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业，也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同志想要推动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早在2013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念习仲勋纪录片，温家宝总理在片中接受采访时说：“仲勋同志一生坎坷，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敢于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新老干部中间深受大家的尊重。记得我调到中办工作不久，仲勋同志就找我谈话，他待人亲切、和蔼、朴实，我一点不感到拘束，他对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之不易，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要倍加珍惜，坚持不动摇。”

习仲勋曾经是温家宝的上级领导，并给予温家宝关切指导，希望温家宝等年轻一代坚守改革开放。温家宝担任总理后，打倒陈良宇、薄熙来，迫使曾庆红和江泽民选择习近平，温家宝为习近平上位创造了历史机遇。温家宝打倒周永康，扳倒周永康与薄熙来的政治联盟，为习近平稳定掌控权力铺平道路。温家宝感恩习仲勋，并把这份感恩回报到习近平身上。习仲勋把坚守改革开放的希望寄托给温家宝，温家宝也曾经像习仲勋期望温家宝一样而期望习近平。可以说，温家宝代表了习仲勋对习近平的期望，也如习仲勋一样帮助了习近平。在中华民族历史大抉择的危急时刻，希望习近平不要辜负父亲习仲勋的期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如果习近平遵从父亲习仲勋的期待，现在开始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习近平的自我拯救，免于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让自己灵魂免于遭受神明的审判，让自己的来世免于罪孽的惩罚。如果习近平重新开始改革开放，习近平可以高调宣传习仲勋及习仲勋所支持的改革开放路线，利用习仲勋的良好口碑帮助习近平扭转专制独裁形象。习近平可以让温家宝等改革派为其正名，重用支持改革开放的正直开明的人。而不是按照派系、亲疏关系、工作经历等用人唯亲，让腐败分子和阿谀奉承的人趁机得势。用人唯贤、贤能治国，以伟大人格魅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责任感赢得支持拥护。

如果习近平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如何解释习近平180度大转变的原因，可以如北京学者与温家宝所谈的一个故事：习近平默默继承了习仲勋遗愿，但习近平发现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很多既得利益者还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而维护既得利益，进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因此，习近平想到两个对策：一是铁腕反腐败，彻底打垮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拿走权力。二是部分推行“文革”高压政策，让党政军民都再次品尝“文革”反弹的恶果，进而使党政军民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仅仅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要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深刻认识中国的问题与危机，要解决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温总理的建议远比其他人更深刻。如果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采纳温总理的建议，就能更好的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因此，我们觉得“资政院”制度非常有必要，让退休领导的智慧发挥余热，以后习近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可以在“资政院”里发挥余热。“资政院”包括高层领导、退休元老和顶级学者，政客的经验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进行智慧火花的碰撞，就能找到更加科学务实的治国良策。同时，政客与学者相互制衡，政客弥补学者的经验不足，学者制衡部分政客企图维护既得利益，让“资政院”的建议输出更加利国利民。

温家宝总理说：“你们学者的研究也非常深刻，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建议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中国学者的智慧都释放出来，不要再出现埋没智慧而在无知下前行。否则，一边埋没学者智慧的光芒，一边又在无知的黑暗里前行，这迟早要栽倒阴沟里，让人民和国家付出巨大灾难，甚至是毁掉中华民族的未来。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巨大错误，已经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破坏，这样的专制统治错误不能再重演了。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积极吸纳各界谏言，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汇集全国智慧，以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最便捷有效的措施。像您这样的优秀学者，应该被党中央国务院吸纳为智囊，可以迅速提升科学执政水平。”

北京学者说：周武王有姜子牙辅佐，齐桓公有管仲辅佐，刘邦有张良辅佐，刘备有诸葛亮辅佐，李世民有魏征辅佐，朱元璋有刘伯温辅佐，贤才辅佐对领导人非常重要。特别是要实现历史级的伟大成就，更需要贤才辅佐。在中华民族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大贤才思想家指引历史的方向。说实话，我们与温总理交流的创新性重要观念，很多来自我那位逃难到澳洲的学生。这位年轻人特别主张“贤能治国”的政治制度，主张“义利合一”的经济模式，主张以“阳明心学”再造思想文化，可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但可惜，由于他的优秀思想和爱国精神，却差点被国家安全部定罪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得不逃到澳洲避难。一个拥有造福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伟大思想的年轻人，现在却逃亡到澳洲农场打工干体力活，可见现在中国政治的黑暗、可悲与可笑。

（2）中国政治改革潜伏的巨大风险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自由民主改革，必须提前警惕平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巨大陷阱。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将很容易形成“老年人的多数人暴政”、“女权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穷人的多数人暴政”、“道德堕落者（左派自由主义）的多数人暴政”，摧毁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老人的选票、女人的选票、穷人的选票和左派自由主义的选票，这是可能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未来的危险选票。老人、女人、穷人可以成为候选人，但一定不可以成为拥有与青年纳税男性相同选举权的投票人，必须以纳税等为依据提高理性选民的选举权。

为了防止平等民主权利所导致的欧洲文明自毁、拉美反复折腾、女权主义绑架韩国、老年民主绑架日本等悲剧在中国重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警惕多数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主义等思想陷阱。鉴于左派的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对文明可持续的破坏极大，这些极端左派不得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免让民主变成民族、国家与文明的自杀。民主的目的不是让人愚蠢的集体自杀，民主的多数人暴政就是应该被消灭的邪恶制度。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警惕左派知识分子的谬论变成摧毁中华民族的陷阱。

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文明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杀人犯、不是侵略者、不是旧专制，而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毁灭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没有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一系列左派知识分子破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就没有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秩序的崩溃。当今中国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观念仍然是毁灭中华文明。但因为知识分子固有的愚蠢的傲慢自负，知识分子还把自己当作中国的拯救者，而实际上左派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思想病毒才是中华文明最危险的敌人。拯救中华文明的未来最大风险，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各种左派。拯救中华文明，必须防止各种左派思想再次掌控中国，特别是防控左派知识分子掌权。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真理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创造。真理是创造性发现，真理是客观规律，真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近三百年来，知识分子人为制造大量谬论，却把这些主观谬论当作真理，因而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文明谬论的最大来源。按照儒家思想，人类文明的真理标准就是“天理良知”，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是道德与智慧的伟大统一，是美好愿望与客观规律的伟大统一，实现灵魂与文明发展的 “止于至善”，实现个人、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但是，知识分子把自己当作上帝，傲慢自负且顽固的把自己的主观想法、主观愿望和主观道德标准当作真理与正义，不惜摧毁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这比一般专制君主更加愚蠢、邪恶且有害。比如，知识分子把释放人性之恶的道德堕落和文明自毁当作自由、权利、解放、进步，把违背公正的破坏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结果平等当作平等权利，把对落后、极端与犯罪的纵容当作博爱、包容和多元化，知识分子的诸多谬论摧毁人类文明发展最优解的自然秩序，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愚蠢与无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执笔者，南大教授胡福明赠给他的博士生的“三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对于现在和未来中国来说：千万警惕无德政客谋取权力作恶，千万警惕资本操纵政治的骗局，千万警惕知识分子的谬论与乌托邦梦想。对于以愚蠢谬论为作恶工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愚蠢，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邪恶，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

在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是制造谬论和传播谬论的最大群体。一百多年前，陈独秀、胡适等左派知识分子就开始祸害中华文明，导致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超低生育率的严重危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仍是各种左派。比如，所谓右派华人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推崇基督教和西方思想，一方面否定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这仍然是典型的华人左派，只不过是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右派。这些西方保守主义只能算作西方右派，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危险的左派。知识分子把西方左派的各种思想谬论当作真理，他们就把自己当作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实际上，知识分子脑子里装的思想谬论才是现在中国及未来中国最危险的思想病毒，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才是中华文明最危险的敌人！

无知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的潜藏风险是绝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的。比如，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最推崇的中国左派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刘晓波主张彻底摧毁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与陈独秀、胡适很类似），这堪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化大破坏。如果刘晓波及其支持者掌权（马列主义左派变成自由主义左派），维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将彻底被摧毁，中国将面临更加严重且顽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国人口将更猛烈更持久的大崩溃，中华文明将更快更彻底的毁灭，然后是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占领中国，中华民族将永久的彻底的退出人类历史。

就像被左派知识分子误导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而使白人基督徒面临低生育率危机，左派再打着平等博爱的旗号大量引进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让这些落后族群在未来占领英国法国德国，白人基督文明在这些国家彻底失败，这远比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专制暴政更危险。由此可见，愚蠢的知识分子才是文明的最大敌人。历史一再证明，知识分子误导国家、破坏文明，他们却不承担责任，这是知识分子持续误国误民的最大动力与最大危险。

温家宝是中国近三十多年最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和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领导人，而且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少数派。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才是人民和国家的希望，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温家宝就像五代十国的冯道，坚守良知、心怀苍生，默默的为国家和人民做事。从这点来看，温家宝远比其他领导人更有伟大的爱国精神。但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却最多的污蔑性的攻击温家宝和家人，可见很多知识分子的愚蠢与邪恶。就像对中华思想文化贡献最大的是孔子，孔子就像中华文明的思想灯塔，但孔子却遭到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攻击污蔑。就像推翻邪恶满清专制统治贡献最大的是孙中山，对中华文明现代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却遭到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污蔑性攻击。可见愚昧知识分子才是最愚蠢邪恶的群体，知识分子才是最容易被愚蠢观念所欺骗的群体。

知识分子最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颠倒是非”、“标榜道德”、“卖弄思想”、“贩卖观念”、“攻击传统文化”、“颠覆认知常识”，这就是左宗棠所说的“亡天下，先乱其是非”，愚昧知识分子就是毁灭民族与文明的思想源头。知识分子傲慢自负的把自己当作掌握真理与正义的上帝，知识分子经常辱骂人民群众愚昧无知。但事实看来，愚昧知识分子才是最愚蠢邪恶的人。知识分子作恶多端的工具就是愚蠢思想，愚昧知识分子才是在思想上最误国误民的群体。但愚昧知识分子还傲慢自负的高高在上，顽固不化的把自己的愚蠢思想当作真理与正义。因此，我们建议，鉴于愚昧知识分子严重误导中国一百多年，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如陈独秀），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如胡适），中国应当立法对愚昧邪恶知识分子进行历史的大审判。

温家宝总理说：“一些知识分子傲慢自负，导致他们更加偏离真理，反而成为误国误民的人。我们以前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高，对知识分子所持有观念的危险认识过低，这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隐藏的最大风险，希望党政军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让中国拥有长久的制度生命力，而不是再次陷入危险的制度陷阱。无论是制度、文化、经济、人口，中国已经为试错付出惨痛历史代价，中华民族已经元气大伤，中国改革不能再错了。如果中国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再次犯错，陷入危险的制度文化陷阱，中华民族或许就可能真的失去希望了，我们必须为此慎之又慎。”

“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与过去读书人有根本不同了。过去读书人是读圣贤书，圣贤书所体现的大智慧是现在知识分子书籍所远远无法相比的。但现在，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再读圣贤书了，智慧的降低就在所难免，傲慢自负也升起了。无知且傲慢自负，这就更危险了。把无知且傲慢的认知投入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又将是中华民族灾难的开始，我们必须警惕这个危险的陷阱。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体系取消读圣贤书，这是巨大的错误。现在，中国教育应该系统恢复学习圣贤经典，让圣贤智慧传承下去，才能避免知识分子集体的无知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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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燕铭时评；202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