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爆料】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二）【#紅朝秘聞-59】

《燕铭时评》2026年5月5日收到爆料文章，有7万多字，分为五篇刊登。

第二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二）

（3）军队国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温家宝总理说：“军队是政权的保障，军队国家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保障。中国要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统治怪圈，就必须进行军队国家化。只有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帝王和政党，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没有军队国家化做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难以持久，民主政治制度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必须推动军队国家化。”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军队国家化。政党获取权力，专制途径是依靠暴力支持，也就是军事暴力的大棒，这与帝王专制及军阀统治没有多少区别。民主法治途径是依靠信任支持，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获得人民的信赖与授权，这是合法的民主授权。军队变成政党的党卫军，就会让政党权力失去制约与平衡，就会导致政党专制及专制暴政的犯罪可能性。“党指挥枪”，这不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政党为自己服务，最终让政党变成专制怪兽，不仅让政党领导人的灵魂犯罪，也害了国家与人民。

温家宝总理说：“共和国的前提是军队国家化，没有军队国家化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没有军队国家化，就没有稳固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就很容易倒退回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军队国家化就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长期保障。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可以有恰当的过渡方案，但目标仍是军队国家化。”

北京学者说：坚持“党指挥枪”，就是坚持党国专制，就是企图以暴力镇压人民、奴役人民，就是坚持专制暴政压迫人民、损害国家、祸害民族。谁反对中国军队国家化，谁坚持“党指挥枪”，谁就是维护党国专制统治，谁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谁就是继续祸害中华民族的罪人。因此，必须在法律制度上废除“党指挥枪”，让人民军队真正属于人民，让国家军队真正属于国家，而不是让军队成为政党维持专制暴政的暴力工具。

中国军队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任何政党与个人的军队。“党指挥枪”违背人民解放军的使命，破坏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党指挥枪”就是政党和独裁者篡权夺位，就是阴谋颠覆人民共和国，就是准备以暴力压迫中国人民。谁坚持“党指挥枪”，谁就是维护专制统治暴政的阴谋家，谁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人民和历史必将给予严厉审判。

军队属于国家，军队、武警和公安都应该归属国务院领导，并受全国人大（国会）与资政院的监督管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可以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中央军委实行集体民主领导。军队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军队维护科学民主的国家制度与遵从天理良知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军队维护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合理法律规范。除此之外，军队对政党和政客保持中立，打击政党和政客的非法非理行为。

在军队管理上，军队仍然可以采用“长官+政委”的双领导模式，但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服务党指挥枪，而是为军队进行良好思想文化教育。在过渡阶段，政委代表执政党、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改为代表资政院、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人枪分离，枪弹分离”是维护“党指挥枪”及党国专制暴政的重要工具，也是让军队被党国专制暴政蹂躏的工具。“人枪分离，枪弹分离”不仅是让人民在党国专制暴政之下没有尊严与安全感，也让所有解放军将士在党国专制暴政之下没有尊严与安全感。“人枪分离，枪弹分离”不仅是党国专制的制度工具，也让中国军队更难以应当突发事件。在人工智能时代，军队要可以随时应对机器人暴动的突发事件，“人枪分离，枪弹分离”就会使军队十分脆弱。

一个解放军少将说：“党指挥枪”、“人枪分离，枪弹分离”，让军人没有尊严，让党国专制暴政可以随时践踏军队将领的尊严。我支持武统台湾，甚至我们可以主动制造边境冲突，只要我们部队拿到足够武器弹药，就立即起义。然后，我们派军队保护好地方党政领导、电视台和通讯公司，宣布当地起义，发动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推翻共产党专制暴政。我们周边部队也商量好了，只要他们以平反叛乱的名义拿到武器弹药，也宣布起义，再向周边进攻。不出两个月，我们解放军就能解放全中国，推翻共产党专制暴政，审判所有维护专制暴政的中共高层家族。

温家宝总理说：“目前，军队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又像靠近烟火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以前张又侠还有威望领导军队，但拘捕张又侠让军队更加绝望、羞辱、不安、愤怒，更加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拘留审查张又侠，党内少了一个不同意见者，却多出了一大堆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将领，让整个军队的怒火高涨，更难以和平的控制局面。只有真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军队国家化，才能避免政治折腾军队，才能让军队有尊严的安心下来，才能避免军队暴动推翻党中央及报复中央领导。”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北京学者说：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环境，导致腐败比较严重。反腐败是必须的，但反腐败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败的土壤，就是在粪坑里拍苍蝇，苍蝇永远拍不完。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反腐败经常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清洗、集权专制，搞的党政军领导人心惶惶。许多党政领导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则，选择躺平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被耽误，这种荒唐的局面应当彻底改革了。

温家宝总理说：“制度环境决定腐败的程度。只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建立民主选举、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制度监管、权力向人民负责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腐败。现在的权力体系缺乏民主选举，权力自上而下，官员升迁如同买官卖官，腐败必然严重泛滥。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权力来源于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监督官员，才能根治普遍的腐败问题。”

北京学者说：反腐败必须摆脱人治，让贪官调查贪官，反腐败就如同笑话。反腐败必须摆脱共产党专制，反腐败不能是政治斗争和集权专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军队反腐败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中共中纪委不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反腐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渡阶段，中纪委由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仅涉及执政党领导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败，结束人治型派系斗争式反腐败，尽快结束现在党政领导集体躺平的荒唐局面。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二是反腐败要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中国的党政领导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当今物质主义时代，党政领导面对的利益诱惑与环境压迫非常大。由于中国党政领导队伍过于庞大，加上过去公务员低工资高福利的惯性，导致官员工资偏低。面对专制体制下升官买官的腐败需求，面对物质主义的生活压力，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逼着人像清官海瑞一样清苦，让人在买官卖官的专制体制下不腐败，这是违反人性的。可以说，党政军腐败的最大问题就出在党中央，但党中央又以反腐败的恐惧威慑党政军领导，这就等于让人踩着粪坑又不允许人身上有臭味，这是蛮不讲理的专制暴政。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有两条建议，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建立消除买官卖官和权力寻租的制度环境；二是提高官员工资收入，实行高薪养廉，同时加强制度化反腐败机制，让反腐败更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我们建议，公务员减少一半，福利变工资，工资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员数量减少，部分福利和公务开支变成工资，官员工资可以提升两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务车和司机，直接变成领导工资。涉及重大权力与利益的领导，实行高薪养廉。比如，国家级领导年薪500万~1000万元，省部级领导年薪150万~500万元，厅局级领导年薪80万~150万元，县处级领导年薪40万~80万元。

与腐败金额及浪费金额相比，高薪养廉加制度化反腐败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说，激励措施良好的高薪养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国家投资。官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考核包括政绩、政务、人民评价、清廉程度、重要事务处理。政绩突出、人民评价高的清廉官员，可以给予超额奖励。反之，则扣减绩效工资。比如，县长年薪40万元，基础工资是20万元，绩效工资是20万元。如果政绩较差、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涉及腐败、重大事故涉及责任，则绩效工资可以清零。如果政绩很好、真抓实干、作风清廉、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绩效工资可以翻倍，总年薪升至60万。如果政绩在全省领先、人民群众评价很高，总年薪可以升至80万。国家设立优秀县市领导大奖，对于政绩突出且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的县市领导，再给予百万奖金。

温家宝总理说：“从人性而言，高薪养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败，减少社会的腐败损失和浪费损失，这对国家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依靠腐败升官，杜绝实际隐藏的各种买官卖官行为。涉及组织选拔的官员，要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强公推公选，接受各界监督，以民主选拔机制杜绝各种途径的腐败升官。军队升迁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全体官兵参与推荐推选，接受公开监督，以民主选拔和民主监督杜绝花钱买官，将军队升迁变成按照功绩和能力升迁。通过公正透明的制度机制，才能安定官心和军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军队作战能力。”

（5）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人为的给经济社会发展制造枷锁，还导致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大量掠夺财富；二是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摧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断送中国崛起的未来。

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低落，一是因为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在持续爆发；二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停滞与管制强化，自由与法治出现倒退，产权和企业自主经营缺乏保障，导致企业家和资本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导致外资撤资和企业家出逃，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下滑。

权力欺压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是河北孙大午案。孙大午在1985年创立大午农牧集团，1995年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孙大午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孙大午独创“私企立宪”，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与员工一起共治共享企业，就像私人企业的共产主义，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为员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孙大午不愿向权力谄媚，导致孙大午与当地政府关系十分僵化，当地官员长期给孙大午穿小鞋、使绊子。

2020年11月，孙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专制方式强行判决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将估值百亿元的大午集团以6.861亿人民币强行非法贱卖给权贵企业。一个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的著名企业家，不仅最终被专制统治暴政剥夺的一无所有，还身陷牢狱18年。令无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心寒、恐惧、愤怒、绝望，乃至逃离中国。

2020年，过度防疫导致政治对经济社会管控严重加大，加上政策强调“内循环”和“共同富裕”，让很多企业家认为是闭关锁国和掠夺私有产权，导致企业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调强调“共同富裕”，同时对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集中整顿，导致民营企业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国更加严格的疫情管控，让民众和企业家更加恐慌集权专制的加剧。于是，2021年后，逃出中国的“润学”爆红，年轻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业家移居海外，从中美洲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暴增。随后外资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很多外资讨论撤离中国。

目前，由于专制体制与人口危机的双重因素，经济发展危机最严峻的是东北。一是因为东北的自由开放法治的环境更薄弱，民营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因为近三十年东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经济发展能力低下又加剧人口流失，导致东北提前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一蹶不振。中国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导致中国提前面临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让中国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东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经济发展率先出现又老又穷的悲惨命运。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体系就会僵化，各种自由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会扼杀经济活力，钱权结合就会垄断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共同摧毁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生命力。东北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恶化，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有更早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比东北更加自由、开放、法治、开明、民主、透明、产权明确，进而吸引更多资本、人才、劳动力流入东南沿海。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和发展阶段，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停滞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业家、资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与安全感，很多地方党政领导选择躺平不作为。”

北京学者说：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有两个大循环，一是生产创造与消费需求的循环，二是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循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消费就难以长期提升。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如高房价、国企垄断），民众收入不足、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生产力潜能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引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物质再生产也终将不可持续，因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机制破坏生育（如女权主义、女性过度参与就业），就会损害人口再生产，引发长期经济发展危机。对中国来说，民众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做好守门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规则制度，提供好基础设施服务，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弥补市场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是权力自律、无为而治、不乱干涉。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就是专制统治之下的最高权力采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让企业家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等挤压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因此，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干涉和权力寻租，促进自由民主法治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才能扭转专制权力对经济民生的损害。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被温家宝总理的警告所验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此，拯救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一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发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专制，以分权制衡取代权力失去制衡的灾难，以有活力的制度机制挽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经济民生压力，拯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机，拯救中华民族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6）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北京学者说：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来看，马列主义左派专制统治严重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严重压迫思想言论自由，导致人的权利与利益严重受损，导致愚蠢与谬论严重泛滥，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不区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释放自私、贪婪、任性、放纵、傲慢、自负等人性之恶的魔鬼，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秩序解体，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须警惕从马列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说，“天下之乱，先乱其是非”。思想文化价值观的认知错乱，这是国家与文明自我毁灭的开始。近代以来，思想错乱基本都起源于傲慢自负的愚蠢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经济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民生高压力的历史根源。胡适、鲁迅、柏杨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文化损毁、道德堕落与超低生育率危机的历史根源。左派知识分子误导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其危害断送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巨大危险是，马列主义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还没有结束，自由主义文化左派的毁灭级危害已经开始。结束左派毁灭中华，就是拯救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马列主义左派是破坏政治经济，这比较容易恢复。自由主义左派是毁灭文化，直接摧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义左派比马列主义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恶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恰当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恶的自由不是自由权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规。谬论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认识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恶的自由。

由于自私、贪婪、傲慢、自负、任性、固执、狭隘等人性之恶，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被人性之恶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维变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维，进而导致谬论泛滥。圣贤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恶对思维的绑架，站在大历史时空思考天地万物之理而摆脱局部思维的谬论，圣贤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历史时空思维模式获得真理的智慧。因此，圣贤先知才能资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维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真正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是圣贤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恶、专制统治、强权暴力等留下的历史糟粕。在当今各种思想谬论泛滥的时代，必然让圣贤先知重新引导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才能给灵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制统治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逻辑的深远认识，不同于人的肤浅认知，承认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肤浅认知，傲慢、自负、虚荣、顽固、狭隘等人性之恶的情绪让人厌恶真理。第二，认识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恶的井底之蛙思维，人的品德不足就会导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恶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体长期的视角看问题，真理往往与短视的局部利益相冲突，导致普通人和专制统治者都不喜欢真理，经常是圣贤先知在孤独的坚守真理。第四，左派打着自由、解放、平等、进步、博爱、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推广各种左派思想，很容易误导人心。同时，坚守圣贤先知所发现的真理，却被左派污蔑为落后的保守主义。传播谬论成为时髦，坚守真理成为保守。人心被误导，文化被破坏，道德被解体，文明被摧毁。

人不仅经常不喜欢真理，连真话都难以接受，经常是痛恨真话。所以中国古语说“真言逆耳”，人几乎天生不喜欢听真话，而是喜欢听假话。越是骗人的谎言，越是违背真理的谬论，就越能得到传播与认可。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自由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真理一直失败，谬论一直横行，各种左派思想一直泛滥，导致中国近百年的诸多悲哀，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及人性之恶所导致的。

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左派就开始通过言论自由祸害中华，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危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同样也是左派通过言论自由而传播谬论，导致文化解体、道德堕落、低生育率危机，再通过引进黑人穆斯林，彻底颠覆西方文明。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如果处理不慎，就会导致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巨大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危机。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网络博主，他们都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通过误导人心而获利，这远比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这直接破坏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论自由可以让真理获得自由，也让谬论获得自由，经常是谬论更泛滥，这是人的愚昧无知与人性之恶所决定的。专制让真理没有传播的自由，同时又传播专制的谬论，因而专制让真理更失败。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真理经常被逆向淘汰。解决真理与言论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须由坚守天理良知的圣贤守卫真理，让天理良知驻守灵魂。儒家思想的标准就是“天理良知”，“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的标准。因此，要让真理获胜，必须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文化教育主导，让思想言行坚守“天理良知”的“阳明心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必须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华民族再次在阴沟里翻船。从政治来看，儒家的“贤能民主”以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权力的人性之恶，以共和制的贤能治国实现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从经济来看，儒家的“义利合一”禁止权力和资本没有仁义的自私最大化，将利益和道义结合起来，防止权力和资本掠夺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经济民生的真理中道。从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来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将科学性与神圣性结合起来，让灵魂和文明发展实现“止于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标准和言论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研究天地人神万物万灵之理，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以达“止于至善”的最伟大目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儒家经典，都深刻体现了来自“天理良知”的伟大智慧。

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与真话的自由，又要有对谬论与谣言的限制。否则，各种思想谬论泛滥，就会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导致毁灭国家与文明的制度陷阱，就会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为“思想文化宣传部”（简称“文宣部”），归属“资政院”和国务院领导。互联网、媒体、出版、教育、文化等，都应归属国务院领导，都由“资政院”进行指导。“资政院”汇集德才兼备的圣贤先知级学者，领导规划民族与国家的大战略，探寻国家与文明的发展方向，奠定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引导教育、文化与思想舆论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党中央以专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把讨论中央决策当作“妄议中央”，导致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限制仅次于“文革”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最严重的专制暴政。真理是越辩越明，批评党中央就是让党中央兼听则明，而不是陷入偏听偏信和独裁专制的愚蠢。党中央企图封锁互联网，严控网络翻墙，打击说真话的人，就会让人更加联想到文革化、朝鲜化，进一步激发恐惧、绝望、躺平、出逃，反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将进一步恶化，继而更加危害政权安全。实际上，思想言论管的越严，人民越愤怒，政权越不稳定。让人民骂一顿，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于政权安全。打击真话，封锁真相，数据造假，妄图以宣传“中国经济光明论”欺骗民众，只能进一步加剧不信任，导致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崩塌。

实际上，试图以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来维护中共政权，试图以专制暴政维护中共长期统治，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严重祸害中华民族，也让中共领导人罪恶深重，最终遭到历史、人民与神明的审判。建设“贤能民主”的科学制度，建立“义利合一”的民生经济，建立“天理良知”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与言论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符合历史的长期选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这才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选择，也是中共领导人造福自己和无愧历史的伟大选择。

温家宝总理说：“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制度确实是关乎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如何让真理得到自由传播，如何让有害谬论被限制，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绝对自由放任的言论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泛滥，这是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而严厉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严重有害的。目前，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已经严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权利被限制，民主决策难以推进，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沦为空谈，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人民的声音发出来，让学者的智慧释放出来，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与危机。”

北京学者说：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潜力的学生，因为网上发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国安警察威胁恐吓，连在国内无法出版的书稿都被警察强制删除。他非常伤心绝望，愤怒的出国了，再也不愿待在专制的电子监狱高墙之内。他宁愿在澳洲农场干体力活，也不愿在国内做体面的工作，等于是中共专制环境毁掉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迟迟无法发布出来，不少学者朋友积累了多本书稿都无法出版。我为我感到可悲，我为我的学生感到可悲，我为千万学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国尽快结束这个历史级的大悲剧。给智慧以自由，给国家以希望，为人类文明带来智慧的光芒，但愿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专制统治的乌云所遮蔽。

三、中华民族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

1905年，针对民族危机、专制压迫和民生艰难，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今天，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超低生育率将迅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从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倒退，专制权力和资本结合共同压迫民生。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拯救中华民族命运已经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由于经济民生压力，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对生育的逆向激励，由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近三十年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然后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彻底崩塌！

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发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人口就是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生命载体。人工智能无法解决超级老龄化之下的创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能无法解决人口大崩溃所导致的创新能力大崩溃和市场需求大崩溃，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溃所带来的经济科技发展能力崩溃。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将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工业废墟”，将中国从绚丽的城市变成“建筑废墟”。

拯救中华民族大衰亡的命运，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危急时刻，谁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步，谁再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改革发展，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兴衰存亡危机，已经不亚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灭宋、满清灭明和日本侵华，坚持专制暴政的危害几乎已经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谁再坚持专制暴政，谁就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维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反婚姻反生育的断子绝孙思想病毒泛滥；其次是现代经济社会机制严重打击生育，社会化养老和社会化医疗几乎摧毁结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经济民生的高压力，使生育意愿脆弱的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在过去贫困的艰难时代，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机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较高。但现在，维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已经被毁，现代经济社会机制沉重打击生育，导致经济民生压力可以明显影响生育。

近十几年来，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已经显著显现。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势恶化。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29-33岁购房主力人口从2020年的1.22亿下滑到2030年的0.73亿，10年下滑40%，必将带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由于专制权力借助疫情防控严重折腾经济民生，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而不愿负债购房，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提前到来。2020年中国新房销售面积是17.61亿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亿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国年轻人在绝望中选择躺平，而且他们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溃必将带来房地产大崩溃，房地产刺激措施已经无法再欺骗他们去负债买房。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新生人口长期快速下滑，导致年轻人口持续快速萎缩，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必将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能力。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形势，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长期下滑，2035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将低于美国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和1986-1990年最后一次婴儿潮，让中国有一段科技爆发潮，高峰期约是2015-2030年，这是中国最后的高光时刻。随着最后一波婴儿潮人口老去，中国经济科技竞争力将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衰退。科研人员最有活力的年龄是26-45岁，随着最后一批婴儿潮科研人员老去，我们预计2035年之后中国将迎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双重崩溃。

我们在十几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准确预测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中国25-29岁消费最活跃年轻人口从2015年的1.27亿下滑到2025年的0.75亿，10年下滑41%，导致中国很多产业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被迫用出口消化产能过剩。事实证明，我们用人口预测经济非常准确，因为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的长期趋势必然决定经济的长期趋势。因此，一些人口经济学者利用新生人口数据预测妇幼产业、幼儿园和中小学倒闭潮，准确率几乎就是100%。同样，用各年龄段人口和预期寿命预测养老和殡葬产业，准确率也是接近100%。

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就是经济科技活动的生命载体，人口的长期变化必然决定经济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我们可以100%的确定，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就是中国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灾难，就是摧毁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危机。因此，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性改革，扭转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就是拯救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任务，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大任务。

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今天，消费显著不足，经济刺激就应该以消费为主，鼓励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费刺激，也是对未来最大的投资。挽救中国经济，除了未充分满足的新质生产力和消费需求之外，应当全力对结婚和生孩子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长期而言，对于超低生育率的中国来说，最大经济刺激应当是鼓励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经济刺激措施仅短期有效，无法挽救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危机。鼓励生育对消费和生产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长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决消费不足和长期发展前景恶化。因此，可以把产业补贴和消费补贴都取消，把几乎所有经济刺激资金都用来鼓励结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国经济科技长期发展。这不是极端，这是拯救中国经济科技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为社会创造新的消费者，同时也创造就业、税收和GDP。生孩子为社会创造新的劳动创造者，为社会贡献税收和GDP，为社会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保费用。生孩子是为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做贡献，鼓励生育就是政府最应该做的长期投资。除了伟大的科学发现、思想发现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最大贡献。发达国家用于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约占GDP的2%~3%，中国不足1%！养老支出是没有未来发展效益的消费支出，但中国财政和社保的养老支出已经占GDP的4%，远高于鼓励生育的支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强迫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去养老人，却不愿帮助年轻人养孩子，这等于是让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的行为之一。

年轻人没有义务缴纳社保费用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政府也没有权利拿年轻人的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但政府却打着仁慈与福利的旗号这样做了，这实为压榨年轻人和摧毁未来的愚蠢行为。养孩子是对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政府却让年轻人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破坏养孩子的伟大价值贡献。政府拿年轻人本应该用于养孩子的钱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这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政府应当停止让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及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或者，政府就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去鼓励年轻人生育孩子。否则，政府就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未来的邪恶专制暴政。因此，政府应该拿出比养老支出更多的钱去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的资金应该占GDP的5%以上。

中国可以通过压缩财政投资基础建设、压缩庞大的行政开支、压缩低效的产业补贴等筹集鼓励生育的资金。目前，中国可以通过彻底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来筹集鼓励生育资金。现代货币发行方式有三种：1、财政式发行货币，直接印钱作为财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负债，但要警惕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2、债务式发行货币，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央行购买债券，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可能性，但容易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过多；3、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央行用本币买入外汇资产，等于是外国印钱购买本国的商品和资产。外汇占款就是外国印钱买中国产品，为何中国不自己印钱让自己的国民消费呢？因此，中国应当改变货币发行方式，通过扩大财政式发行货币，压缩债务式发行货币和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就可以轻易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日本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多发行货币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日本陷入超级老龄化、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饱和、经济发展预期恶化、房价暴跌导致房地产资产泡沫破灭、企业和居民缺乏贷款需求、银行放贷比较谨慎。通过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适当提高银行利率、严格限制房地产信贷、央行收回贷款回笼货币、央行卖出债券回笼货币、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融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打击房价上涨预期或政府收割房价上涨收益、补足容易价格上涨的产业短板，就可以降低货币乘数与通货膨胀，再允许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进而让政府更多以财政方式发行货币，即通过印钱获得财政收入。如此，中国政府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中国正在面临日本式经济危机，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级老龄化持续推进，中国应当果断改变货币发行方式，直接印钱筹集鼓励生育资金，挽救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未来。所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鼓励生育，让国家承担年轻人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同时以低房价低房租来降低年轻人压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统一免费提供孩子的教育、医疗、幼托，以集中采购方式免费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湿、玩具、基础婴儿用品包等，再给予生育补贴或生育奖励。同时，改革教育，消除学区房、消除补课需求、消除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消除高考恶性过度内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业的学历与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过度竞争与父母压力。

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应当是帮助年轻夫妇养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实际上，无论是脱离家庭的社会化养老，还是脱离家庭的公共化养孩子，都是缺乏责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锅饭”，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一定不能破坏婚姻家庭，对单身妈妈的补贴与保护，就会导致更多离婚、单亲妈妈和低生育率，导致单亲孩子家庭成长问题。鼓励生育必须是先鼓励结婚，鼓励早结婚、早生育，才能长期提高生育率。不婚、离婚、晚婚、晚育、单亲家庭等，都会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国应当立即废除鼓励晚婚的结婚年龄限制，把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龄、生育年龄、女性岗位妈妈比例、男性岗位爸爸比例等都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鼓励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为越是优秀的人，事业和时间的机会成本越高，鼓励生育补贴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极端信仰、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的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最低，更容易通过生育补贴生育孩子。如此，鼓励生育变成种族与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欧洲，鼓励生育让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为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最低，获得生育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

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必须克服平等思想，根据智商、学历、品德、文化信仰等差异化鼓励生育，给予高智商大学生更高鼓励生育补贴，低智商、低学历、伊斯兰教教原教旨主义等不参与或少参与鼓励生育，并驱逐黑人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在中国，汉族是智商与文化进化最高的优秀族群。中国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和儒家文化为灵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人口文化特型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但是，汉族曾经长期被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所打压，汉族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鼓励生育就应该扭转这种历史错误，给予汉族更高生育补贴。

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和生孩子的困境，国家应该通过提供廉价住房、生育贷款等方式支持大学生生育孩子。实际上，大学生生育孩子，就能降低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妇幼产业等相关孩子消费，激活经济发展前景，就能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向大学生提供养孩子无息贷款，保障无业大学生或低收入大学生可以安心生育孩子，也临时降低财政压力。孩子满6岁免50%贷款，孩子满12岁再免30%贷款，孩子满18岁再免20%贷款。

印刷货币用于鼓励生育及为年轻人提供廉价住房，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费，降低居民负债，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科技长期发展。居民消费变成企业收入，增加投资和就业，降低企业负债。经济发展，税收增加，降低政府负债。通过印刷货币刺激经济，再保持5%左右通货膨胀率，就能全面降低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假设GDP增长率5%，通货膨胀率5%，贷款利率5%，名义GDP增长率10%，个人和企业收入名义增长率10%，财政名义增长率10%，债务负担每年降低5%。相反，以前债务式货币发行方式，让金融机构和大企业获益更大，拉大贫富差距，抑制居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

同样，多印刷货币也可以用于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印刷货币鼓励生育及刺激消费，就能增加进口，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印刷货币，增加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然后把所得外币变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变成当地华人的贷款及鼓励生育资金，或者直接作为鼓励对外移民的资金，推动华人对外移民扩张和中国资产的海外扩张，也带动中国出口增长。比如，俄乌战争结束以后，就可以鼓励中国男光棍移民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中国应该改革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鼓励海外华人积极获取海外国籍，进而方便中国对外移民和海外资产的扩张。

在专制体制下，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利益、人口宣传谬论和党政领导对人口经济问题的无知，导致中国人口政策一再严重失误，造成对中华民族的巨大伤害。中国生育率在1970年代已经大福下滑，但中国在计划生育部门利益误导下，却在1979年实施了更严的一胎政策。中国在1991年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却在计划生育生育部门误导下，在1991年实施强制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中国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显示超低生育率，却被计生委和体制内专家千方百计阻碍人口政策调整，数据严重造假，结论严重误导。他们把当时1.2总和生育率造假到1.8，并把1.8的生育率当作最佳生育率，坚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动摇。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显示超低生育率，仍被计划生育既得利益和错误人口思想所耽误。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的计生委人口专家、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的翟振武，他在2014年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说：“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实际上，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峰值1786万也不足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36%，计生委权威专家远离实际的巨大误判显然是有意误导国家重大决策。

2020年人口普查，再次显示超低生育率，但由于过去计划生育宣传的错误人口思想误导，很多人形成对中国人口规模的厌恶，主张大幅减少中国人口，对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的危险视而不见。由于新生人口在二十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鼓励生育无法直接变成显著的经济增长政绩，导致政府对鼓励生育缺乏积极性，导致中国未能全力扭转超低生育率危机，这是巨大的民族危险和国家悲哀。民间人口经济学者的警告，爱国者们千方百计的呼吁，却被言论自由限制直接扼杀，更没法进入中央决策，这是巨大的民族悲剧和国家不幸。

中国人口政策的悲剧，就是在专制体制之下，部门利益和党政领导错误思想所导致的巨大灾难。计划生育部门全方位发动宣传机器，对中国全国上下进行洗脑，以论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代价却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时让中国人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看不到巨大危机，甚至是把中国人口大崩溃当作是好事。如此，整个中国陷入无知的危险。计划生育部门利益所引发的灾难，将至少危害中国百年，甚至是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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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燕铭时评；202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