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漢書》志·卷六
東漢 班固 著
食貨志下
凡是貨幣，金、錢、布、帛的使用，夏、商以前的詳細情況沒有記載。 姜太公為周朝制定「九府圜法」（掌管貨幣的九種官職和圓形貨幣制度）：一寸見方的黃金重一斤; 銅錢外圓內方，重量以銖為單位; 布、帛寬二尺二寸為一幅，長四丈為一匹。 所以貨幣中，黃金最珍貴，刀幣（古代貨幣）使用便利，銅錢像泉水一樣流通，布帛廣泛分佈，絲帛便於捆束攜帶。
姜太公離開周朝後，又在齊國推行這套貨幣制度。 到管仲輔佐齊桓公時，運用調節物價的權術，說：“年成有豐收和歉收，所以糧食有貴有賤; 政令有寬鬆和緊急，所以物資有輕賤和貴重。 君主不加以管理，囤積貨物的商人就會在市場上活動，趁著百姓物資短缺，牟取百倍的利潤。 所以擁有萬乘兵車的國家，一定有積累萬金的商人; 擁有千乘兵車的國家，一定有積累千金的商人，這是因為利益被他們兼併了。 計算農業的本錢和儲備，本來足夠百姓食用，但仍有百姓饑餓，是因為糧食被囤積起來了。 百姓糧食有餘就會輕視糧食，君主就趁機以低價收購; 百姓糧食不足就會重視糧食，君主就趁機以高價賣出。 只要根據時機收購和賣出，調節物價，就能使物價穩定。 堅守物價穩定的原則，讓有萬戶人家的城邑一定有萬鍾糧食儲備，儲備的錢財達千萬; 有千戶人家的城邑一定有千鍾糧食儲備，儲備的錢財達百萬。 春天用這些糧食和錢財支援耕種，夏天支援除草，農具、種子、糧食，都能從儲備中獲取。 這樣，大商人就不能豪強掠奪百姓了。 “齊桓公於是憑借小小的齊國聯合諸侯，彰顯了霸主的名聲。
一百多年後，周景王時期擔心銅錢太輕，準備改鑄大錢，單穆公說：“不行。 古代上天降下災禍，君主就會估量物資和貨幣，調節物價，來救濟百姓。 百姓嫌貨幣太輕，就鑄造重幣流通，於是有『母幣』（重幣）輔助『子幣』（輕幣）流通，百姓都能受益。 如果百姓覺得重幣不便使用，就多鑄輕幣流通，也不廢除重幣，於是有『子幣』輔助『母幣』流通，無論小額還是大額交易都便利。 現在大王廢除輕幣改鑄重幣，百姓失去原來的貨幣，財產能不匱乏嗎？ 百姓如果匱乏，大王的用度就會短缺，短缺就會加重對百姓的徵收，百姓無法供給，就會產生背離之心，這是疏遠百姓啊。 況且斷絕百姓的財路來充實王府，就像堵塞河流的源頭來形成池塘，很快就會枯竭。 大王請慎重考慮。 “周景王不聽，最終鑄了大錢，上面刻著”寶貨“，錢的內外邊緣都有輪廓，用來鼓勵農業、救濟貧困，百姓也得到了好處。
秦朝統一天下後，貨幣分為二等：黃金以「溢」（二十四兩）為單位，是上等貨幣; 銅錢的形制像周朝的錢，上面刻著“半兩”，重量與銘文一致。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類，只作為器物裝飾和寶藏，不作為貨幣，但它們的價值會隨時代變化而波動。
漢朝建立後，認為秦朝的銅錢太重，使用不便，就允許百姓鑄造“莢錢”（輕薄如榆莢的銅錢）。 黃金以一斤為單位。 但不法逐利的百姓囤積錢財、操控市場，物價急劇上漲，米價漲到每石萬錢，馬價漲到每匹百金。 天下平定后，漢高祖下令商人不能穿絲織衣服、不能乘車，徵收重稅來使他們陷入困境、蒙受恥辱。 漢惠帝、高後時期，因天下剛平定，又放寬了對商人的限制，但商人的子孫仍不能擔任官吏。 漢文帝五年（西元前175年），因銅錢越來越多且分量輕，就改鑄四銖錢，上面仍刻著“半兩”。 廢除禁止私人鑄錢的法令，允許百姓自由鑄錢。 賈誼勸諫說：
法令允許天下百姓公開租用工匠、開採銅錫鑄錢，敢在銅錫中摻雜鉛鐵投機取巧的人，判處黥刑。 但鑄錢的實際情況是，不摻雜鉛鐵投機取巧，就無法獲利; 而摻雜的分量很輕微，利潤卻很豐厚。 有的事情會招致災禍，有的法令會引發奸邪，現在讓百姓掌握鑄幣的權力，各自隱秘地鑄錢，卻想禁止他們牟取厚利、做細微的手腳，即使每天都判處黥刑，這種現象也無法制止。 從前，百姓犯罪判刑的，一個縣多則上百人，還有被官吏懷疑、遭受拷打、四處奔走的人，數量更多。 制定法令卻引誘百姓陷入陷阱，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過去禁止私人鑄錢，死刑案件積壓; 現在允許公開鑄錢，黥刑案件積壓。 制定這樣的法令，君主還能依靠什麼呢？
另外，百姓使用銅錢，各郡縣的標準不同：有的地方用輕錢，一百枚輕錢要外加若干枚才夠標準; 有的地方用重錢，按實際重量卻不被接受。 法定的貨幣標準不統一，官吏如果急於統一標準，就會造成繁瑣苛刻，卻難以做到; 如果放任不管，市場上的貨幣使用就會混亂，銅錢的形制和銘文也會雜亂無章。 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怎麼能治理好呢！
現在百姓放棄農業，開採銅礦的人越來越多，放下農具，冶鍊銅料、燒製木炭; 私鑄的劣錢越來越多，五穀卻沒有增加; 善良的人因誘惑而做奸邪之事，本分的人陷入刑罰，刑罰使用得越來越不恰當，怎麼能忽視呢！ 國家知道這些隱患，官吏商議後一定會說“禁止私鑄”。 但禁止的方法不當，造成的傷害一定會更大。 如果禁止鑄錢，銅錢一定會升值; 升值后利潤豐厚，私鑄的人就會像烏雲一樣湧現，判處死刑也不足以禁止！ 奸邪之事層出不窮，法令禁令多次失效，都是因為銅在民間流通。 所以銅遍佈天下，造成的災禍非常廣泛。
現在廣泛的災禍可以消除，還能帶來七種好處。 什麼是七種好處？ 君主收回銅料，不讓它在民間流通，百姓就不能鑄錢，黥刑案件不會積壓，這是第一種好處。 假錢不會增多，百姓不會對貨幣產生懷疑，這是第二種好處。 開採銅礦、鑄造貨幣的人回到農業生產，這是第三種好處。 銅料全部歸君主所有，君主憑藉積累的銅料調節物價，銅錢貶值就用方法收購，升值就用方法拋售，貨物價格一定會穩定，這是第四種好處。 用銅製造兵器，賜給權貴大臣，根據等級規定數量，用銅器區分貴賤，這是第五種好處。 用銅控制各種物資，調節盈餘和短缺，收購多餘的物資，就能使官府充實、商人陷入困境，這是第六種好處。 控制我們閑置的銅資源，用來與匈奴爭奪百姓，敵人一定會歸附，這是第七種好處。 所以善於治理天下的人，能把災禍轉化為福氣，把失敗轉化為成功。 現在長期放棄七種好處，卻推行帶來廣泛災禍的政策，我實在感到痛心。
漢文帝沒有聽從賈誼的建議。 當時，吳王劉濞作為諸侯，憑藉封地內的銅礦鑄錢，財富與天子相當，後來最終叛亂。 鄧通是大夫，因獲准鑄錢，財富超過諸侯王。 所以吳王和鄧通鑄造的錢遍佈天下。
漢武帝依靠漢文帝、漢景帝積累的財富，痛恨匈奴、南越的危害，即位幾年後，嚴助、朱買臣等人招撫東甌，處理南越、東越事務，江淮地區因此動蕩不安，耗費巨大。 唐蒙、司馬相如開始開拓西南夷，開山修路一千多里，來擴大巴蜀地區的疆域，巴蜀百姓因此疲憊不堪。 彭吳打通穢貊、朝鮮的通道，設置滄海郡，燕、齊地區於是紛紛被徵調服役。 到王恢謀劃馬邑之謀（誘擊匈奴），匈奴斷絕和親，侵擾北方邊境，戰爭接連不斷，天下人都承受著勞役之苦。 戰爭日益頻繁，出征的人要自帶物資，居家的人要供應物資，朝廷內外都被軍務困擾，百姓因貧困而鑽法律空子，財富不斷消耗，無法滿足需求。 捐獻物資的人可以補任官職，出錢的人可以免除罪行，選拔官吏的制度逐漸敗壞，廉恥觀念相互混淆，勇武之人被任用，法令嚴厲完備。 善於謀取利益的大臣，從這時開始出現。
此後，衛青每年率領幾萬騎兵出擊匈奴，於是奪取了黃河以南的土地，修築朔方城。 當時又開通西南夷的道路，參與修建的有幾萬人，從千里之外運送糧草，通常運十多鍾（一鐘六石四鬥）糧食，到達后只剩一石，還在邛、僰等地散發錢財來安撫當地百姓。 幾年後道路仍未開通，蠻夷趁機多次進攻，官吏派兵鎮壓。 巴蜀的全部租稅不足以支付費用，就招募豪強在南夷地區開墾土地，將糧食繳納給官府，再到京城的都內官署領取錢財。 在東方設置滄海郡，人力物力的耗費與開拓西南夷相當。 又發動十多萬人修築朔方城的防禦工事，漕運糧食的路程很遠，崤山以東的百姓都承受著勞役，花費達幾十上百萬萬，國庫因此空虛。 於是招募百姓捐獻奴婢，可終身免除徭役; 捐獻奴婢給官府的人，擔任郎官的可提升等級; 以及捐獻羊就能擔任郎官，這些制度都是從這時開始的。
這之後四年，衛青每年率領十多萬人進攻匈奴，斬殺俘獲匈奴士兵的人賞賜黃金二十多萬斤，而漢軍士兵和馬匹死亡十多萬，兵器、糧草、漕運的費用還不算在內。 這時大司農掌管的儲備錢財和賦稅收入已經耗盡，不足以供給士兵。 有關部門請求允許百姓購買爵位、贖回因犯罪被禁錮的身份，或減輕罪名; 請求設置賞賜官職，名叫「武功爵」，每級售價十七萬錢，總共價值三十多萬金。 凡是購買「官首」（武功爵第五級）的人，可試用補任官吏，優先任命; 購買「千夫」（武功爵第七級）的人，待遇與五大夫（二十等爵第九級）相同; 犯罪的人購買武功爵可減輕二等罪名; 爵位最高可買到「樂卿」（武功爵第八級）。 用這種方式彰顯軍功。 軍功多的人往往超越等級提拔，功勞大的封侯、擔任卿大夫，功勞小的擔任郎官。 官吏選拔的途徑變得雜亂多樣，官職因此荒廢。
自從公孫弘用《春秋》的義理約束大臣、擔任漢朝丞相，張湯用嚴厲的法律條文審理案件、擔任廷尉后，“見知故縱法”（知道他人犯罪而不舉報就視為故意縱容）就產生了，而對廢棄法令、誹謗朝政的人嚴加追究的案件也增多了。 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的跡象顯露，公卿大臣追查線索審理案件，牽連他們的黨羽，因此被處死的有幾萬人，官吏處理案件更加殘酷急迫，法令也更加嚴苛。 當時，朝廷招攬推舉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有的被提拔到公卿大夫的職位。 公孫弘作為丞相，穿粗布衣服，吃飯沒有兩種以上的菜餚，為下屬樹立榜樣，但這對改變世俗沒有説明，朝廷反而逐漸追求功利。
第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仍兩次出擊匈奴，大獲全勝。 匈奴渾邪王率領幾萬人前來歸降，漢朝於是派遣三萬輛車迎接他們。 渾邪王等人到達后，受到賞賜，有功的將士也得到賞賜。 這一年的花費總共達一百多萬萬。
在此之前十多年，黃河決口，淹沒梁國、楚國地區，百姓已經多次陷入困境，而沿黃河的郡縣修築堤壩堵塞決口，堤壩總是剛修好就又決口，費用無法計算。 後來番係想減少底柱山（黃河中的山）的漕運困難，開鑿汾河、黃河的渠道用來灌溉農田; 鄭當時因渭水漕運路線曲折遙遠，開鑿從長安到華陰的直渠; 朔方也開鑿灌溉管道。 參與修建的各有幾萬人，經過兩三年，工程仍未完成，花費各達十幾萬萬。
天子因討伐匈奴的緣故，大量飼養馬匹，往來長安餵養的馬匹有幾萬匹，負責飼養的士兵在關中不足，就從附近郡縣徵調。 而歸降的匈奴人幾萬人都得到豐厚賞賜，衣食依靠官府供給，官府無法滿足，天子就減少自己的膳食，減少四匹馬拉的車駕，拿出皇宮府庫的儲備來救濟。
第二年，崤山以東遭受水災，百姓大多饑餓匱乏，天子於是派遣使者掏空各郡國的糧倉來賑濟貧民。 仍然不夠，又招募豪強富人借貸給貧民。 還是不能救助，就將貧民遷移到函谷關以西，以及充實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區，共七十多萬人，衣食都依靠官府供給。 幾年後，官府借給他們產業，使者分區管理，車輛和官員往來不斷，花費數以億計，國庫因此大空。 而富商大賈有的囤積物資、奴役貧民，車輛成百地運輸貨物，囤積居奇，連封君都要低頭依賴他們。 冶煉鑄造、煮鹽的商人，有的積累財富達萬金，卻不説明官府緩解急需，百姓更加貧困。
於是天子與公卿商議，改鑄貨幣來補充費用，同時打擊驕奢兼併的人。 當時皇家禁苑中有白鹿，少府有很多銀、錫。 自從漢文帝改鑄四銖錢，到這時已四十多年，從建元年間以來，朝廷用度不足，官府常常就近在有銅礦的山上鑄錢，百姓也私自鑄錢，數量多得無法計算。 銅錢越來越多且分量輕，物資越來越少且價格貴。 有關部門上奏說：「古代有用皮幣的制度，諸侯用皮幣進行朝聘、祭祀。 金屬貨幣有三等，黃金為上等，白銀為中等，紅銅為下等。 現在半兩錢法定重量為四銖，而奸邪之人有的偷偷磨刮銅錢的邊緣獲取銅屑，銅錢越來越輕薄，物資越來越貴，遠方使用貨幣的成本高、不便利。 “於是用一尺見方的白鹿皮，邊緣裝飾刺繡，製成皮幣，價值四十萬錢。 王侯、宗室朝見天子、祭祀時，必須用皮幣墊在玉璧下面，才能舉行儀式。
又用銀錫鑄造「白金」（銀錫合金貨幣）。 認為天上的瑞兆沒有比龍更尊貴的，地上的瑞兆沒有比馬更尊貴的，人間的瑞兆沒有比龜更尊貴的，所以白金貨幣分為三品：第一品重八兩，圓形，上面有龍紋，名叫“白撰”，價值三千錢; 第二品重量稍輕，方形，上面有馬紋，價值五百錢; 第三品更輕，橢圓形，上面有龜紋，價值三百錢。 命令官府銷毀半兩錢，改鑄三銖錢，重量與銘文一致。 私自鑄造各種金錢的人都判處死刑，但官吏和百姓犯法的仍多得無法計算。
於是任命東郭鹹陽、孔僅為大農丞，掌管鹽鐵事務，而桑弘羊因善於理財得到寵幸。 東郭鹹陽是齊國的大鹽商，孔僅是南陽的大冶鍊商，都積累了千金財富，所以鄭當時推薦他們。 桑弘羊是洛陽商人的兒子，因擅長計算，十三歲就擔任侍中。 所以這三個人談論理財事務，能細緻到分毫。
法令變得更加嚴厲，很多官吏被罷免。 戰爭多次發動，百姓大多購買爵位來免除徭役，或買到五大夫、千夫爵位，可徵調的士兵越來越少。 於是朝廷任命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擔任官吏，不願擔任的人要繳納馬匹; 原來的官吏都被派去上林苑砍伐荊棘，修建昆明池。
第二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規模出擊匈奴，賞賜達五十萬金，軍馬死亡十多萬匹，漕運、車輛、兵器的費用還不算在內。 這時國庫匱乏，士兵常常得不到俸祿。
有關部門說三銖錢太輕，輕錢容易被人做手腳，於是請求各郡國改鑄五銖錢，在銅錢邊緣鑄造輪廓，使人們無法磨刮獲取銅屑。
大農丞孔僅、東郭鹹陽上奏說：“山林河海，是天地間的寶藏，本應歸少府管轄，陛下不據為私有，把它交給大農來輔助賦稅。 希望招募百姓自己承擔費用，使用官府的器具煮鹽，官府提供煮鹽用的牢盆（大鐵鍋）。 遊手好閒、想獨佔山林河海財富來牟取暴利、奴役貧民的人，他們阻撓鹽鐵官營的言論，多得聽不完。 敢私自鑄造鐵器、煮鹽的人，用鐵鉗鎖住左腳，沒收他們的器具。 不出產鐵的郡，設置小鐵官，隸屬於所在縣。 “朝廷派遣孔僅、東郭咸陽乘坐驛車巡視天下鹽鐵事務，設立鹽鐵官署，提拔原來的鹽鐵富商擔任官吏。 官吏中商人的比例越來越高。
商人因貨幣制度變更，大多囤積物資追逐利潤。 於是公卿上奏說：「各郡國多遭受災害，貧民沒有產業的，招募他們遷移到土地肥沃的地方。 陛下減少膳食、節省用度，拿出皇宮的錢財賑濟百姓，放寬借貸，但百姓仍不都去田間耕種，商人越來越多。 貧民沒有積蓄，都依靠官府救濟。 過去徵收軺車（輕便馬車）稅、商人財產稅各有差別，請求恢復原來的稅收制度。 凡是商人、手工業者、放高利貸的人、買賣貨物的人，以及在城鎮囤積各種物資、靠經商牟利的人，即使沒有人戶籍，也要各自估算自己的財產並上報，通常是兩千錢徵收一算（一百二十錢）。 各種手工業作坊、從事冶鍊鑄造的人，四千錢徵收一算。 不是官吏、三老（鄉官）、北方邊境騎士的人，擁有軺車的徵收一算; 商人擁有軺車的徵收兩算。 船長五丈以上的徵收一算。 隱瞞財產不申報、申報不實的人，罰戍邊一年，沒收財產。 有能告發的人，將沒收財產的一半賞賜給他。 商人有戶籍的，以及他們的家屬，都不能購買土地，以便利農業。 敢違反規定的，沒收土地和財物。 ”
這時，豪強富人都爭相隱瞞財產，只有卜式多次請求捐獻財產説明官府。 天子於是破格任命卜式為中郎，賞賜左庶長爵位，十頃土地，向天下公佈，來教化百姓。 起初，卜式不願做官，天子強行任命他，逐漸提拔到齊國丞相。 相關事蹟記載在他的傳記中。
孔僅負責天下鐵器鑄造，三年後升任大農，位列九卿。 桑弘羊擔任大農中丞，掌管各種財政計算事務，逐漸設置均輸官（掌管物資運輸和調配）來流通貨物。 開始允許官吏捐獻糧食補任官職，郎官的俸祿可達六百石。
自從鑄造白金、五銖錢後的五年裡，赦免因私自鑄造金錢被判處死刑的官吏百姓數十萬人。 那些因私鑄而相互殘殺、未被發現的人，多得無法計算。 主動自首的有一百多萬人，但自首的人還不到私鑄者的一半，天下大概沒有人不私鑄金錢了。 犯法的人太多，官吏無法全部誅殺，於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別巡視各郡國，舉報兼併土地、為謀私利的郡守、諸侯相。 而禦史大夫張湯正顯貴掌權，減宣、杜周等人擔任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人因執法嚴酷擔任九卿，直指（直指使者，負責監察）夏蘭等人開始出現。 而大農顏異被誅殺。
起初，顏異擔任濟南亭長，因廉潔正直逐漸提拔到九卿。 天子和張湯制定白鹿皮幣后，詢問顏異的意見。 顏異說：「現在王侯朝賀時使用的倉璧，價值才幾千錢，而墊在下面的皮幣反而價值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高興。 張湯又與顏異有矛盾，後來有人告發顏異有其他非議，案件交給張湯審理。 顏異與客人交談時，客人談論新頒布的法令有不妥之處，顏異沒有回應，只是微微撇了撇嘴。 張湯上奏說，顏異作為九卿，看到法令不妥，不向朝廷進言，卻在心裡反對，判處死刑。 從此之後，有了“腹非罪”（心裡反對卻不說話的罪名）的判例，公卿大夫大多阿諛奉承來取悅君主。
天子頒布徵收財產稅的法令後，尊崇卜式，但百姓最終還是不願捐獻財產説明官府，於是大規模推行告發隱瞞財產的制度。
各郡國鑄造的銅錢，百姓多私自摻雜鉛鐵鑄造，銅錢大多分量不足，公卿請求命令京城的鑄錢官鑄造“赤仄錢”（邊緣用紅銅鑄造的錢），一枚赤仄錢相當於五枚普通銅錢，賦稅和官府用度必須使用赤仄錢，否則不被接受。 白金貨幣逐漸貶值，百姓不把它當作珍寶使用，官府下令禁止，也沒有效果，一年多后最終廢除。
這一年，張湯去世，百姓沒有懷念他的。
兩年後，赤仄錢貶值，百姓用各種方法投機使用，不便流通，又被廢除。 於是朝廷嚴禁各郡國鑄造銅錢，專門命令上林苑的三官（鐘官、辨銅官、均輸官）鑄造銅錢。 三官鑄造的銅錢增多后，下令天下不是三官鑄造的銅錢不得流通，各郡國之前鑄造的銅錢都廢除銷毀，將銅料運交給三官。 百姓私鑄銅錢的越來越少，因為計算成本發現得不償失，只有技術高超的大奸之徒還在私鑄。
楊可主持的告發隱瞞財產的制度推行到天下，中產以上的家庭大多被人告發。 杜周負責審理這些案件，很少有翻案的。 朝廷於是分別派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批前往各郡國，審理財產稅案件，沒收的百姓財物數以億計; 奴婢數以千萬計; 土地，大縣達幾百頃，小縣也有一百多頃; 房屋也與此相當。 於是中產以上的商人大多破產，百姓只顧貪圖吃喝穿著，不從事儲蓄產業，而官府因鹽鐵官營、財產稅的收入，用度逐漸寬裕。 又擴大函谷關的範圍，設置左右輔郡（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起初，大農掌管的鹽鐵官分佈廣泛，設置水衡都尉，想讓它掌管鹽鐵事務。 到楊可主持告發隱瞞財產後，上林苑的財物增多，就命令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 上林苑裝滿財物后，又進一步擴建。 這時南越想與漢朝進行船戰，朝廷於是大規模修建昆明池，周圍環繞著宮館。 建造樓船，高達十多丈，上面插著旗幟，非常壯觀。 天子被這種景象觸動，於是修建柏梁台，高達幾十丈。 宮室的修建，從此日益華麗。
朝廷將沒收的財產分配給各官府，水衡都尉、少府、太僕、大農都各自設置農官，常常在各郡縣沒收的土地上耕種。 沒收的奴婢，分配到各苑囿飼養狗、馬、禽獸，以及交給各官府使用。 官府的機構更加雜亂繁多，服勞役的奴婢數量龐大，黃河漕運的糧食達四百萬石，加上官府自行購買的糧食，才足夠供應。
所忠上奏說：「世家子弟、富人有的鬥雞、走狗、賽馬，打獵、賭博，擾亂百姓生活。 “朝廷於是徵召所有違反規定的人，相互牽連的有幾千人，稱為”株送徒“（因受牽連而被押送的囚犯）。 捐獻財產的人可以補任郎官，郎官選拔的標準因此敗壞。
這時崤山以東遭受黃河水災，連續幾年收成不好，有的地方出現人吃人現象，受災地區方圓二三千里。 天子憐悯百姓，命令饑民可以流動到江淮地區謀生，想留下的人，就安置他們。 使者的車輛在路上接連不斷，護送饑民，還從巴蜀調運糧食賑濟。
第二年，天子開始出巡各郡國。 向東渡過黃河，河東太守沒料到天子突然到來，無法供應物資，自殺。 向西越過隴山，天子的隨從官員沒有糧食吃，隴西太守自殺。 於是天子向北出蕭關，率領幾萬騎兵在新秦中打獵，檢閱邊境軍隊後返回。 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內沒有邊防哨所，天子於是誅殺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員，同時允許百姓在邊境各縣放牧，官府借給母馬，三年後歸還，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廢除告發隱瞞財產的制度，用這些措施充實新秦中。
得到寶鼎後，朝廷建立後土祠、泰一祠，公卿大臣商議封禪之事，各郡國都預先修建道路，修繕原來的宮殿，凡是地處馳道（天子專用道路）的縣，都修建宮室儲備物資，設置供天子使用的物品，盼望天子到來。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邊境。 天子因崤山以東糧食不足，赦免天下囚犯，派遣南方樓船士兵二十多萬人進攻南越，調發三河以西的騎兵進攻西羌，又派遣幾萬人渡過黃河修築令居城（在今甘肅永登）。 開始設置張掖郡、酒泉郡，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設置屯田官，派遣六十萬戍邊士兵在那裡屯田。 中原地區修繕道路運送糧食，遠的要走三千里，近的也要走一千多里，都依靠大農供應。 邊境士兵裝備不足，就調撥武庫、工官的兵器來補充。 戰車和戰馬缺乏，官府錢財不足，難以買到馬匹，於是頒布法令，命令封君以下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級向天下各亭捐獻母馬，每個亭飼養母馬，每年考核繁殖數量。
齊國丞相卜式上書，願意父子一起戰死南越。 天子下詔表揚他，賞賜關內侯爵位，四十斤黃金，十頃土地，向天下公佈，但天下人沒有回應的。 列侯有上百人，沒有誰請求參軍。 到舉行飲酎禮（祭祀宗廟時諸侯獻金助祭）時，少府檢查諸侯獻上的黃金，因黃金成色不足或分量不夠，被削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 天子於是任命卜式為御史大夫。 卜式任職后，發現各郡國大多認為官府經營鹽鐵不便，鐵器品質差、價格貴，有的地方還強迫百姓購買。 而且徵收船稅，商人減少，物資漲價，於是卜式趁機向天子反映船稅的問題。 天子不高興。
漢朝連續三年出兵，誅殺羌人，消滅南越和東越，從番禺以西到蜀地南部設置十七個新郡，暫且按照當地舊俗治理，不徵收賦稅。 南陽、漢中以西的各郡，分別根據距離新郡的遠近，為新郡的官吏士兵提供糧食和財物，以及運輸車輛、馬匹和裝備。 而新郡還時常發生小規模叛亂，殺死官吏，漢朝派遣南方的官吏士兵前往鎮壓，每年要出動一萬多人，費用都依靠大農供應。 大農依靠均輸官調節鹽鐵收入來補充賦稅，所以能供應這些費用。 但軍隊經過的縣，縣裡只是勉強供應物資，不敢談論減輕賦稅的法令。
第二年，即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卜式被貶為太子太傅。 桑弘羊擔任治粟都尉，兼任大農，完全取代孔僅掌管天下鹽鐵事務。 桑弘羊認為各官府各自採購物資，相互競爭，導致物價上漲，而天下繳納的賦稅有的還不夠運輸費用，於是請求設置大農部丞幾十人，分別主管各郡國，各郡國大多設置均輸官、鹽鐵官，命令遠方各郡將本地特產，按照過去商人轉運販賣的方式作為賦稅，相互調配運輸。 在京城設置平准官（掌管物價調節），統一接收天下運來的物資。 召集工官製造車輛和各種器具，所需費用都依靠大農供應。 大農所屬各官全面掌控天下物資，物價上漲就賣出，物價下跌就買入。 這樣，富商大賈就無法牟取暴利，轉而回歸農業，物資價格不會暴漲。 所以這種抑制天下物價的制度，名叫“平准”。 天子認為這個辦法可行，就批准了。 於是天子向北到達朔方，向東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巡視海上，沿北部邊境返回。 所經過的地方賞賜百姓，用掉絲帛一百多萬匹，錢財、黃金數以億計，都從大農那裡支取。
桑弘羊又請求允許百姓捐獻糧食補任官吏，以及用糧食贖罪。 命令百姓向甘泉宮捐獻糧食，各有差別，捐獻者可終身免除徭役，不再被告發隱瞞財產。 其他郡的百姓向急需糧食的地方捐獻糧食。 各農官都徵收糧食，崤山以東的漕運糧食每年增加六百萬石。 一年內，太倉、甘泉宮的糧倉都裝滿了。 邊境有多餘的糧食，各均輸官儲存的絲帛達五百萬匹。 百姓沒有增加賦稅，天下的用度卻很充裕。 於是桑弘羊被賞賜左庶長爵位，還賞賜了二百斤黃金。
這一年發生小旱，天子命令百官求雨。 卜式說：「官府應當依靠租稅生活，現在桑弘羊讓官吏坐在集市上販賣物資牟利。 把桑弘羊烹殺，天才會下雨。 “過了很久，漢武帝生病，任命桑弘羊為御史大夫。
漢昭帝即位第六年（西元前81年），下詔讓各郡國推舉賢良文學之士，詢問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關鍵。 賢良文學之士都回答，希望廢除鹽鐵官、酒類專賣官、均輸官，不要與天下百姓爭奪利益，君主以身作則崇尚節儉，這樣之後教化才能興盛。 桑弘羊反駁，認為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是國家的重要事業，是控制四方少數民族、安定邊境、充實用度的根本，不能廢除。 後來桑弘羊與丞相田千秋一起上奏廢除酒類專賣。 桑弘羊自認為為國家謀取了巨大利益，誇耀自己的功勞，想為子弟謀取官職，又怨恨大將軍霍光，於是與上官桀等人謀反，被誅殺。
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五代，沒有對鹽鐵、貨幣制度進行改變。 漢元帝時曾廢除鹽鐵官，三年後又恢復。 貢禹上奏說：「開採銅礦鑄造銅錢，一年有十萬人不耕種，百姓因私鑄銅錢犯罪的人很多。 富人家裡裝滿錢財，仍不滿足。 百姓人心動搖，放棄農業追逐商業，耕種的人不到一半，奸邪之事無法禁止，根源在於銅錢。 痛恨商業就要斷絕它的根源，應當廢除開採珠、玉、金、銀、鑄造銅錢的官職，不再用這些作為貨幣，廢除徵收商業稅的法令，租稅、俸祿、賞賜都用布、帛和糧食，讓百姓專心從事農業和養蠶織布。 “議事的人認為交易需要貨幣，布、帛不能按尺寸分割。 貢禹的建議最終被擱置。
從漢武帝元狩五年（西元前118年）三官開始鑄造五銖錢，到漢平帝元始年間（西元1-5年），總共鑄造銅錢二百八十億萬多枚。
王莽暫代朝政時，改變漢朝制度，認為周朝的貨幣有“母幣”“子幣”相互輔助的制度，於是改鑄大錢，直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上面刻著“大錢五十”。 又鑄造契刀、錯刀。 契刀的環像大錢，刀身像刀，長二寸，上面刻著“契刀五百”。 錯刀用黃金鑲嵌銘文，刻著“一刀直五千”。 加上五銖錢，共四種貨幣，同時流通。
王莽正式稱帝后，認為“劉”字包含“金”“刀”偏旁，於是廢除錯刀、契刀和五銖錢，改鑄金、銀、龜、貝、錢、布六種貨幣，名叫“寶貨”。
小錢直徑六分，重一銖，上面刻著“小錢直一”。 次一等的直徑七分，重三銖，刻著“幺錢一十”。 又次一等的直徑八分，重五銖，刻著“幼錢二十”。 又次一等的直徑九分，重七銖，刻著“中錢三十”。 又次一等的直徑一寸，重九銖，刻著“壯錢四十”。 加上之前的「大錢五十」，共六種錢幣，價值各與銘文一致。
黃金重一斤，價值一萬錢。 朱提銀（產於朱提縣的優質銀）重八兩為一“流”，價值一千五百八十錢。 其他銀重八兩為一“流”，價值一千錢。 這是兩種銀貨幣。
大龜（元龜）甲長一尺二寸，價值二千一百六十錢，相當於十朋大貝（每朋為兩貝）。 公龜甲長九寸，價值五百錢，相當於十朋壯貝。 侯龜甲長七寸以上，價值三百錢，相當於十朋幺貝。 子龜甲長五寸以上，價值一百錢，相當於十朋小貝。 這是四種龜貨幣。
大貝長四寸八分以上，兩枚為一朋，價值二百一十六錢。 壯貝長三寸六分以上，兩枚為一朋，價值五十錢。 幺貝長二寸四分以上，兩枚為一朋，價值三十錢。 小貝長一寸二分以上，兩枚為一朋，價值十錢。 不足一寸二分的貝，不符合標準，不能算作一朋，每枚價值三錢。 這是五種貝貨幣。
布貨幣分為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十種。 小布長一寸五分，重十五銖，上面刻著“小布一百”。 從小布往上，每種布的長度依次增加一分，重量依次增加一銖，銘文各為布的名稱，價值各增加一百錢。 最高到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價值一千錢。 這是十種布貨幣。
寶貨總共包括金、銀、龜、貝、錢、布六種名稱，二十八個品級。
鑄造錢、布都用銅，摻雜鉛錫，形制、輪廓仿照漢朝的五銖錢。 其中金、銀與其他金屬混合，顏色不純凈; 龜甲不足五寸，貝不足六分的，都不能作為寶貨。 大龜（元龜）為“蔡”（大龜的別稱），不是士農工商能擁有的，有大龜的人，要交給大卜（掌管占卜的官員），由官府支付報酬。
百姓因貨幣種類繁雜而混亂，寶貨無法流通。 百姓私下用五銖錢交易。 王莽對此感到擔憂，下詔：“敢反對井田制、攜帶五銖錢的人，視為蠱惑民眾，流放到四方邊遠地區抵禦鬼怪。 “於是農民、商人失業，糧食、貨幣制度都被破壞，百姓在道路上哭泣。 因買賣田宅、奴婢、私鑄銅錢而犯罪的人，從公卿大夫到平民，多得無法計數。 王莽知道百姓愁苦，就只推行「小錢直一」和「大錢五十」兩種貨幣，龜、貝、布等貨幣暫且擱置。
王莽性格急躁多擾，不能無為而治，每次興辦事務，都想依據古代制度、引用儒家經文。 國師公劉歆說周朝有泉府官（掌管市場、稅收和借貸），收購賣不出去的物資，供應百姓急需的物品，這就是《周易》所說的“整理財務、端正言辭，禁止百姓做壞事”。 王莽於是下詔說：“《周禮》中有賒貸（賒欠和借貸）制度，《樂語》中有五均（調節物價）制度，傳記中也有相關的管理記載。 現在推行賒貸，設立五均，設置各種管理機構，是為了使百姓整齊劃一，抑制兼併。 “於是在長安和五個都城（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設立五均官，將長安的東市令、西市令以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的市長，改名為五均同市師; 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其他四個都城分別稱“東”“西”“南”“北”，每個五均官都設置五名交易丞、一名錢府丞。 工匠、商人能開採金、銀、銅、鉛錫，採集龜甲、獲取貝殼的，都要向當地的司市錢府（五均官下屬機構）申報，根據季節開採。
又依據《周官》徵收賦稅：凡是土地不耕種的，視為不生產，繳納相當於三個農夫的賦稅; 城鎮中住宅不種植樹木的，視為不毛之地，繳納相當於三個農夫的布稅; 百姓遊手好閑、沒有職業的，繳納一匹布的賦稅。 不能繳納布稅的人，要服勞役，官府供給衣食。 凡是在山林、水澤中獲取各種物資（鳥、獸、魚、鱉、各種昆蟲）以及從事畜牧業的人，婦女從事養蠶、織布、紡紗、縫補的人，工匠、醫生、巫師、占卜者、算命先生以及其他有技藝的人，商人在店鋪、里巷、客舍中經營的人，都要向所在地的官府申報自己的職業和收入，扣除成本，計算利潤，按十分之一的比例繳納賦稅。 敢不申報、申報不實的人，沒收全部獲取的物資，還要為官府服勞役一年。
各司市官通常在每季的第二個月，核實所掌管的物資，確定物資的上、中、下三種價格，各自將這種價格作為當地的市場基準價，不受其他地方價格的限制。 百姓買賣五穀、布帛、絲綿等生活必需卻賣不出去的物資，均輸官要考察核實，按成本價收購，不讓百姓虧損。 如果各種物資價格上漲，超過基準價一錢，就按基準價賣給百姓; 如果價格低於基準價，就允許百姓自由交易，以防囤積。 百姓因祭祀、喪葬缺乏錢財的，錢府官用收取的工匠、商人的賦稅進行賒貸，祭祀賒貸不超過十天，喪葬賒貸不超過三個月。 百姓因貧困想借貸錢財從事生產的，均輸官公平放貸，扣除成本，根據利潤收取利息，年利率不超過十分之一。
羲和（王莽時期掌管天文曆法、財政的官）魯匡上奏說：“名山大澤的資源，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都由官府管理，只有酒類專賣還沒有管理。 酒是上天賜予的美味，帝王用它頤養天下百姓、祭祀祈福、扶助衰老、治療疾病。 各種禮儀聚會，沒有酒就無法舉行。 所以《詩經》說『沒有酒就買給我』，而《論語》說『買來的酒不喝』，這兩者並不矛盾。 《詩經》描述的是太平盛世，酒類由官府專賣，味道醇和可口，適合飲用; 《論語》中孔子處於周朝衰亂時期，酒類由百姓販賣，品質低劣、不純正，所以孔子懷疑而不喝。 現在禁止天下釀酒，就沒有酒來舉行禮儀、相互供養; 如果放任不管、沒有限制，就會耗費錢財、傷害百姓。 請求效仿古代制度，讓官府釀酒，以二千五百石糧食為一均（釀酒單位），通常開設一個酒坊釀酒售賣，以五十釀為標準。 一釀用粗米二斛、酒曲一斛，能釀出酒六斛六斗。 每月初一，根據當地米和酒曲的價格，計算三斛米曲的總成本，平均分成三份，以其中一份作為一斛酒的基準價。 扣除米曲的成本，計算利潤，分成十份，其中七份上繳官府，三份以及酒渣、灰燼用來支付工匠的工資和柴火費用。 ”
羲和任命命士（王莽時期的官吏）監督五均、六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名山大澤稅收六種管理事務），每個郡有幾人，都任用富商。 洛陽的薛子仲、張長叔，臨菑的姓偉等人，乘坐驛車謀取利益，在天下各地往來，趁機與郡縣官吏勾結，大多偽造帳簿，官府倉庫中的物資與記錄不符，百姓更加困苦。 王莽知道百姓被這些人傷害，又下詔說：“鹽是飲食的重要調料，酒是各種藥物的首領、宴會的佳品，鐵是農業的根本，名山大澤是富饒的寶藏，五均賒貸是百姓獲取公平物價、得到救濟的依靠，鐵布、銅冶是流通物資、滿足百姓需求的保障。 這六種事務，不是普通百姓能家家經營的，必須依靠市場購買，即使價格貴幾倍，也不得不買。 豪強富商趁機要脅貧弱百姓，古代聖人知道這種情況，所以加以管理。 每種管理事務都制定條例禁令，違反的人判處死刑。 “但貪官污吏和奸猾之徒更加肆意侵奪，各方百姓都無法安居樂業。
五年後，天鳳元年（西元14年），王莽又重申推行金、銀、龜、貝貨幣，略微調整它們的價值。 廢除大、小錢，改鑄「貨布」，長二寸五分，寬一寸，錢首（上部）長八分多，寬八分，中間的圓孔直徑二分半，錢足（下部）長八分，間距寬二分，上面的銘文右邊是“貨”，左邊是“布”，重二十五銖，價值二十五枚貨泉。 貨泉直徑一寸，重五銖，銘文右邊是“貨”，左邊是“泉”，每枚價值一錢，與貨布兩種貨幣同時流通。 又因大錢流通時間長，擔心百姓仍攜帶使用，就命令百姓暫且只流通大錢，與新鑄的貨泉都按每枚一錢使用，同時流通六年，之後不得再攜帶大錢。 每次更換貨幣，百姓都因此破產，很多人陷入刑罰。 王莽因私自鑄錢判處死刑，以及因反對寶貨被流放到四方的人太多，無法全部執行，就減輕刑罰：私自鑄造貨泉、貨布的人，與妻子兒女一起被沒收為官奴婢; 官吏和鄰居知道卻不舉報的，與私鑄者同罪; 反對寶貨的百姓，罰服勞役一年，官吏被罷免官職。 但犯罪的人更多，甚至五家相互牽連都被沒收，各郡國用囚車鐵鏈押送囚犯到長安的鐘官（掌管鑄錢的官），因愁苦而死的人佔十分之六七。
鑄造貨布六年後，匈奴入侵侵擾嚴重，王莽大規模招募天下囚犯、奴隸，稱為“豬突豨勇”（比喻勇猛的士兵），對官吏百姓徵收財產稅，稅率為三十分之一。 又命令公卿以下到郡縣佩戴黃綬的官吏，都要飼養軍馬，官吏最終又把這個負擔轉嫁給百姓。 百姓一動就觸犯禁令，無法耕種養蠶，徭役繁重，加上乾旱、蝗蟲接連發生。 又因制度混亂，上自公侯，下到小吏，都得不到俸祿，就私自徵收賦稅，賄賂上級，案件久拖不決。 官吏用苛刻殘暴的手段樹立權威，借王莽的禁令侵擾剝削百姓。 富人無法保全自己，窮人無法生存，於是起來反抗成為盜賊，依靠山林水澤躲避，官吏不能擒獲就隱瞞不報，盜賊範圍逐漸擴大，於是青州、徐州、荊楚地區的盜賊常常數以萬計。 因戰鬥死亡、被邊境少數民族俘虜、犯罪受刑、饑餓瘟疫、人吃人，到王莽被誅殺時，天下戶口減少了一半。
自從徵發「豬突豨勇」四年後，漢軍誅殺王莽。 兩年後，漢光武帝接受天命，清除繁瑣苛刻的制度，恢復五銖錢，天下重新開始。
讚曰：《周易》說“減少多餘的，補充不足的，根據事物的多少公平施予”，《尚書》說“促進物資流通，互通有無”，周朝設有泉府官，而《孟子》也批評“豬狗吃人的食物卻不知道收斂，野外有餓死的人卻不知道開倉救濟”。 所以管仲的物價調節政策，李悝的平籴法，桑弘羊的均輸法，耿壽昌的常平倉制度，都是有歷史依據的。 古代推行這些制度時，有合理的數量規定，官吏賢能、法令推行順暢，所以百姓依靠這些制度獲利，天下各國都得到治理。 到漢武帝時，國家用度充足，而百姓沒有增加賦稅，這是次一等的情況。 至於王莽，制度不合時宜，奸邪之人專權，官府和百姓都財力枯竭，這是最糟糕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