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漢書》志·卷四
東漢 班固 著
刑法志
人具備天地的本性，心懷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聰明精細，是萬物中最有靈性的。 人的爪牙不足以滿足慾望，奔跑速度不足以躲避危險，沒有毛髮羽毛抵禦寒暑，必須依靠利用外物來養活自己，依靠智慧而不是蠻力，這正是人尊貴的原因。 所以沒有仁愛就不能結成群體，不能結成群體就無法戰勝外物，無法戰勝外物就無法滿足生活所需。 結成群體卻物資不足，爭鬥之心就會產生。 古代聖明的君主卓越地率先施行恭敬、謙讓、博愛之德，眾人心中歡喜就會追隨他。 追隨他形成群體，他就成為君主; 眾人歸附他，他就成為帝王。 《洪範》說：“天子是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帝王。 “聖人通過類比來端正名分，稱君主為父母，闡明仁、愛、德、讓是王道的根本。 仁愛依靠恭敬才不會衰敗，德行依靠威嚴才能長久確立，所以制定禮儀來推崇恭敬，創立刑罰來顯示威嚴。 聖人本身具有聰明睿智的本性，必然能通曉天地的心意，制定禮儀、興辦教育、設立法令刑罰，一舉一動都順應民情，效仿天地法則。 所以說：先王制定禮儀，“效仿上天的光明，依據大地的本性”。 刑罰、威嚴、監獄，類比上天的雷霆殺戮; 溫和、仁慈、恩惠、和睦，效仿上天孕育生長萬物。 《尚書》說“上天規定禮儀等級”“上天討伐有罪之人”。 所以聖人依據上天規定的禮儀等級制定五禮，依據上天的討伐之意制定五刑。 最重的刑罰是動用軍隊（甲兵），其次是用斧鉞斬殺; 中等刑罰是用刀鋸割刑，其次是用鑽鑿肉刑; 較輕的刑罰是用鞭杖抽打。 重刑在原野上施行（如戰爭），輕刑在集市、朝堂上施行，這種制度的由來已經很久了。
從黃帝在涿鹿作戰平定炎帝（火災之害），顓頊部署軍隊平定共工（水害）開始，到唐堯、虞舜時期，天下治理得極好，卻仍流放共工、放逐訡兜、驅逐三苗、誅殺鯖，之後天下才服從。 夏朝有《甘扈之誓》（討伐有扈氏），殷商、周朝都依靠武力平定天下。 天下平定后，收藏兵器，用禮樂教化百姓，但仍設立司馬官職，配置六軍兵力，依據井田制制定軍賦制度。 方圓一裡為一井，十井為一通，十通為一成，一成方圓十里; 十成為一終，十終為一同，一同方圓百里; 十同為一封，十封為一畿，一畿方圓千里。 賦稅分為稅和賦：稅用來滿足糧食需求，賦用來滿足軍隊需求。 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一丘。 一丘有十六井，配備戰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為一甸。 一甸有六十四井，配備戰馬四匹、兵車一輛、牛十二頭、披甲士兵三人、普通士兵七十二人，武器裝備齊全，這就是“乘馬之法”。 一同方圓百里，總計一萬井，扣除山川、沼澤、城池、住宅、園林、道路，剩餘三千六百井，確定徵收軍賦的有六千四百井，配備戰馬四百匹、兵車一百輛，這是卿大夫封地中較大的，稱為“百乘之家”。 一封方圓三百一十六里，總計十萬井，確定徵收軍賦的有六萬四千井，配備戰馬四千匹、兵車一千輛，這是較大的諸侯國，稱為“千乘之國”。 天子的畿內方圓千里，總計一百萬井，確定徵收軍賦的有六十四萬井，配備戰馬四萬匹、兵車一萬輛，所以天子被稱為“萬乘之主”。 戰馬、士兵、武器平時就準備齊全，春天整頓軍隊進行“搜”（春季狩獵練兵），夏天臨時駐紮進行“苗”（夏季狩獵練兵），秋天整治軍隊進行“狝”（秋季狩獵練兵），冬天大規模檢閱進行“狩”（冬季狩獵練兵），都在農閒時操練。 五國為一屬，屬設屬長; 十國為一連，連設連帥; 三十國為一卒，卒設卒正; 二百一十四國為一州，州設州牧。 連帥每年檢閱戰車，卒正每三年檢閱士兵，州牧每五年大規模檢閱戰車和士兵，這是先王為國家建立軍事力量、充實兵力的大致策略。
周朝王道衰落，法度崩壞，到齊桓公任用管仲，才使國家富足、百姓安定。 齊桓公詢問稱霸天下、動用軍隊的方法，管仲說：“您想整頓軍隊、修繕武器，大國也會這樣做，小國也會防備，這樣很難快速實現目標。 “於是管仲在治理內政時融入軍事訓練，在鄉里確定戶籍編製，在郊外完成軍事編製。 把百姓按什伍編製聯結起來，平時共同生活、共享歡樂，危難時共同擔憂、共擔禍福，所以夜間作戰能聽到彼此的聲音，白天作戰能看到彼此的身影，緊急時刻能互相拼死救助。 訓練完成後，對外抵禦夷狄，對內尊崇天子，使中原各國安定。 齊桓公去世后，晉文公繼位，也先安定百姓，制定《被廬之法》（軍事法規），率領諸侯，交替擔任盟主。 但他的禮儀已經很不合規制，又隨時苟且迎合來追求速成之功，所以不能完全符合王道制度。 齊桓公、晉文公之後，天下逐漸衰落，到魯成公推行「丘甲制」（按丘征發甲士），魯哀公實行「田賦制」（按田畝征賦），春季搜獵、夏季練兵、秋季治軍、冬季大閱等軍事活動都偏離了正道。 《春秋》記載並批評這些做法，以保存王道。 此時軍隊頻繁調動，百姓疲憊困苦，沒有堅守節操、為國犧牲的道義。 孔子對此痛心，說：“用未經訓練的百姓去作戰，這是拋棄他們。 “所以孔子評價子路說：”仲由啊，千乘之國的軍賦，可讓他去治理。 “子路也說：”千乘之國，夾在大國之間，加上戰爭侵擾，再遭遇饑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能讓百姓有勇氣，並且懂得道義。 “治理軍賦、訓練士兵，用禮義教化百姓，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春秋之後，大國消滅弱國、吞併小國，形成戰國時代，各國逐漸增加軍事禮儀，把它當作娛樂，用來互相誇耀。 秦國改稱為「角抵」（雜技表演類的競技活動），先王的軍事禮儀淹沒在淫樂中了。 英雄豪傑順勢而為、輔佐時勢，用權謀欺詐互相傾軋，吳國有孫武，齊國有孫膑，魏國有吳起，秦國有商鞅，他們都能擒敵取勝，著作流傳後世。 此時，各國合縱連橫，互相攻伐，交替勝負。 齊愍王依靠“技擊”（注重個人武藝的士兵）強大，魏惠王依靠“武卒”（精銳士兵）振奮，秦昭王依靠“銳士”（精銳士兵）取勝。 世人正爭奪功利，遊說的人都以孫武、吳起的學說為根本。 當時只有荀子明白王道，批評這種風氣說：“孫武、吳起這類人，看重權勢利益、推崇權謀欺詐; 在暴亂昏亂的國家，君臣有隔閡、上下離心、政治謀劃不善，所以權謀欺詐才能奏效。 如果仁人在上位，被百姓敬仰，百姓就像子弟保衛父兄、手足保護頭目一樣守護他，誰能抵擋呢？ 鄰國看待我們，像親戚一樣歡樂，像椒蘭一樣芬芳，看待他們的君主，卻像痛恨仇人一樣。 人情難道會願意為厭惡的人去攻打喜愛的人嗎？ 所以用桀攻打桀，還有技巧高低之分; 用桀欺詐堯，就像以卵擊石，有什麼僥倖可言！ 《詩經》說：'周武王豎起旗幟，虔誠地手持斧鉞，軍隊像烈火一樣猛烈，沒有人敢阻擋我們。 '說的是用仁義安撫百姓的人，天下無敵。 像齊國的技擊，殺死一個敵人就賞賜黃金，遇到小敵、弱敵，還能勉強使用; 遇到大敵、強敵，就會四散奔逃，這是亡國之兵。 魏國的武卒，穿著三層鎧甲，使用十二石的強弩，背負五十支箭，把戈放在車上，頭戴頭盔、腰佩寶劍，攜帶三天的口糧，中午前能奔行百里，考核合格就免除他家的徭役，賜給有利的田宅。 這樣一來，國家土地雖廣，稅收卻必然減少，士兵的體力幾年後就會衰退，這是危國之兵。 秦國人，生活環境狹隘困苦，君主役使百姓殘酷嚴厲，用權勢脅迫他們，用困苦限制他們，用賞賜引誘他們，用刑罰逼迫他們，讓百姓要想從君主那裡獲得利益，除了作戰別無他路。 功勞和賞賜相互促進，斬殺五個敵人就能役使五戶人家，這種制度最為周密，所以秦國能四代在天下取勝。 但這些都是為了賞賜、追求利益的士兵，不過是雇工買賣式的軍隊，沒有安分守己、堅守節操的道理。 所以秦國雖然土地廣闊、兵力強大，卻常常提心吊膽，擔心天下各國聯合起來攻打自己。 至於齊桓公、晉文公的軍隊，可以說進入了正軌、有節制，但仍沒有以仁義為根本。 所以齊國的技擊抵擋不住魏國的武卒，魏國的武卒抵擋不住秦國的銳士，秦國的銳士抵擋不住齊桓公、晉文公的節制之師，齊桓公、晉文公的節制之師抵擋不住商湯、周武王的仁義之師。 ”
所以說：「善於治軍的人不必布陣，善於布陣的人不必作戰，善於作戰的人不會失敗，善於應對失敗的人不會滅亡。 “像虞舜整頓百官，咎繇擔任司法官，雖有”蠻夷侵擾中原、盜賊違法作亂“的情況，卻無需動用刑罰，這就是所謂”善師不陳“。 商湯、周武王征伐，布陣誓師，卻能流放夏桀、擒獲商紂，這就是所謂“善陳不戰”。 齊桓公向南征服強大的楚國，讓它向周王室進貢，向北討伐山戎，為燕國開闢道路，恢復滅亡的國家、延續斷絕的世系，功勞在諸侯盟主中居首，這就是所謂“善戰不敗”。 楚昭王遭遇闔廬入侵的災禍，國家滅亡、自己逃亡，父老鄉親送別他，昭王說：“父老們回去吧！ 何必擔心沒有君主？ “父老們說：”有這樣賢明的君主啊！ “一起跟隨他; 有人奔走投奔秦國，號哭請求救援，秦國人為此出兵。 楚國和秦國合力，最終擊退吳軍，昭王返回國都，這就是所謂“善敗不亡”。 而秦國依靠四代的勝利，佔據山河險阻，任用白起、王翦等豺狼般的人，施展他們的爪牙，攻伐六國、統一天下。 但秦國過度使用武力、極盡欺詐，士兵百姓不願歸附，服役的刑徒反過來成為敵人，像暴風一樣興起、像烏雲一樣聚集，最終共同攻打秦國，這是最下等的做法。 大凡軍隊，是用來恢復滅亡的國家、延續斷絕的世系、平定叛亂、消除禍害的。 所以伊尹、呂尚這樣的將領，子孫保有封國，與商、周兩朝並存。 到了末世，君主苟且使用欺詐武力，滿足貪婪殘暴的慾望，爭奪城池時殺人滿城，爭奪土地時殺人遍野。 孫武、吳起、商鞅、白起這類人，都在生前被誅殺，他們的國家也在後來滅亡。 報應的趨勢，各按其類別到來，這是必然的道理。
漢朝建立，漢高祖具備神武之才，施行寬厚仁愛的政策，招攬英雄豪傑，誅殺秦始皇、項羽。 任用蕭何、曹參這樣的文臣，採用張良、陳平這樣的謀略，發揮陸賈、酈食其這樣的辯才，明確叔孫通制定的禮儀，文武搭配，大致奠定了治國方略。 天下平定后，沿襲秦朝制度，在各郡國設置材官（地方預備役士兵），京城設有南北軍駐守。 到漢武帝平定百越，在內增設七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在外設有樓船軍（水軍），每年都按時訓練，整治軍備。 到漢元帝時，採納貢禹的建議，才廢除角抵之戲，但沒有規範治軍、整頓軍隊的事務。
古人說：「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百姓都會使用，廢除一種都不行，誰能廢除軍隊呢？ “家庭不能沒有鞭杖懲罰，國家不能廢除刑罰，天下不能停止征伐。 關鍵在於使用時有主次之分，施行時有順逆之別。 孔子說：“工匠要想做好工作，必須先磨利工具。 “文德是帝王的利器，威武是文德的輔助。 文德施加的範圍越廣，威武征服的範圍就越大; 德行施予的越多，威嚴控制的範圍就越廣。 夏、商、周三代興盛，以至於刑罰擱置不用、軍隊停止調動，是因為治國主次有序，這是帝王的最高功業。
從前周朝的制度，制定三種刑法來治理諸侯國、整治四方：一是治理新建立的諸侯國用輕刑，二是治理穩定的諸侯國用中刑，三是治理混亂的諸侯國用重刑。 五刑的規定：墨刑（臉上刺字）有五百條，劓刑（割鼻子）有五百條，宮刑（破壞生殖器官）有五百條，刖刑（砍腳）有五百條，死刑有五百條，這就是治理穩定諸侯國用的中刑。 凡殺人者在集市上處死並暴屍，受墨刑的人讓他看守城門，受劓刑的人讓他看守關口，受宮刑的人讓他看守宮內，受刖刑的人讓他看守園林，受完刑（保留頭髮的輕刑）的人讓他看守糧倉。 淪為奴隸的人，男子歸入罪隸，女子從事舂米、砍柴。 有爵位的人、七十歲以上的人、未成年的人，都不淪為奴隸。
周朝王道衰落，周穆王年老昏聵，命令甫侯根據當時情況制定刑法，來整治四方。 墨刑的條文有一千條，劓刑的條文有一千條，髕刑（挖膝蓋骨）的條文有五百條，宮刑的條文有三百條，死刑的條文有二百條。 五刑的條文共三千條，比治理穩定諸侯國的中刑多五百條，這就是治理混亂諸侯國用的重刑。
春秋時期，王道逐漸崩壞，教化無法推行，子產輔佐鄭國時鑄造刑書（將刑法鑄在鼎上公佈）。 晉國的叔向批評他說：「從前先王根據具體情況判斷案件，不制定成文刑法，擔心百姓產生爭奪之心，即便如此仍難以禁止，所以用道義約束他們，用政令糾正他們，用禮儀規範他們，用信用守護他們，用仁愛對待他們; 設立祿位來鼓勵他們順從，嚴厲斷刑來威懾他們放縱。 還擔心不夠，所以用忠誠教誨他們，用行為感化他們，用事務教導他們，用和睦團結他們，用恭敬對待他們，用威嚴管理他們，用果斷判決他們。 還尋求聖明睿智的君主、明察秋毫的官員、忠誠守信的鄉長、仁慈寬厚的老師，百姓這樣才能被任用，不會發生禍亂。 百姓知道有成文刑法，就不會敬畏君主，反而會產生爭奪之心，依據刑法條文爭辯，妄圖僥倖得逞，這就沒法治理了。 夏朝有混亂的政治，所以制定禹刑; 商朝有混亂的政治，所以制定湯刑; 周朝有混亂的政治，所以制定九刑。 三種刑法的出現，都是在末世。 現在您輔佐鄭國，制定三種刑法並鑄造刑書，想以此安定百姓，不是很難嗎！ 《詩經》說：『效法周文王的德行，每天安定四方。 '又說：'效法周文王，天下各國都信任。 '像這樣，哪裡需要成文刑法呢？ 百姓知道爭端的依據后，會拋棄禮儀而依據刑書，哪怕是細微的小事，也會爭訟不休，混亂的案件會增多，賄賂盛行。 在您的有生之年，鄭國恐怕要衰敗了！ “子產回復說：”像您說的那樣，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到子孫後代，我只是為了挽救當前的亂世。 “輕薄的政治風氣，從此逐漸滋生。 孔子對此痛心，說：“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儀規範百姓，百姓有羞恥心且能歸正; 用政令引導百姓，用刑罰規範百姓，百姓能避免犯罪卻沒有羞恥心。 “”禮樂不興盛，刑罰就不會恰當; 刑罰不恰當，百姓就會不知所措。 “孟孫氏任命陽膚擔任司法官，陽膚向曾子請教，曾子也說：”君主失去正道，百姓離散已經很久了。 如果查清案件實情，應該憐悯他們而不是高興。 ”
逐漸衰落至戰國時期，韓國任用申不害，秦國任用商鞅，推行連坐法，創立誅滅三族的刑罰; 增加肉刑、死刑，有鑿頭頂、抽肋骨、鍋烹等酷刑。
到秦始皇時，兼併戰國各國，於是廢除先王的制度，取消掌管禮儀道義的官職，專門任用刑罰，親自處理司法文書，白天審理案件，夜晚批閱公文，給自己規定每天處理一石（一百二十斤）重的文書才休息。 但奸邪之事仍不斷發生，穿囚服的人擠滿道路，監獄像集市一樣熱鬧，天下百姓憂愁怨恨，最終爆發叛亂推翻秦朝。
漢朝建立，漢高祖剛進入關中，就與百姓約定三條法令：“殺人者處死，傷人及盜竊者按罪懲罰。 “廢除秦朝繁雜苛刻的法令，百姓非常高興。 後來四方少數民族沒有歸附，戰爭沒有停止，三條法令不足以遏制奸邪，於是相國蕭何收集秦朝法令，選取適合當時的內容，制定九章律。
漢惠帝、高後時期，百姓剛擺脫秦朝的殘酷統治，希望撫養老人、養育子女。 蕭何、曹參擔任丞相，以無為而治的政策安撫百姓，順從百姓的意願而不加以擾亂，因此百姓衣食逐漸富足，刑罰使用得很少。
到漢文帝即位，親自實行清靜無為的政策，鼓勵農業生產，減少租稅。 將相都是舊功臣，大多質樸少文，吸取秦朝因暴政滅亡的教訓，議事時力求寬厚，以談論他人過失為恥。 教化在天下推行，誣告陷害的風氣改變。 官吏安心任職，百姓樂於本業，糧食儲備每年增加，戶口逐漸增多。 風氣淳樸深厚，法令寬鬆。 選拔張釋之擔任廷尉，對有疑問的案件傾向於從輕處理、讓百姓受益，因此刑罰大幅減少，以至於全國每年審理的案件只有四百起，有刑罰擱置不用的風氣。
漢文帝即位第十三年，齊國太倉令淳於公有罪應當受刑，朝廷下詔將他逮捕關押到長安。 淳於公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被捕臨行時，他罵女兒們說：“生孩子不生兒子，危急時刻沒有用處！ “他的小女兒緹縈，內心悲傷哭泣，跟隨父親來到長安，上書漢文帝說：”我父親擔任官吏，齊地百姓都稱讚他廉潔公正，現在因犯法應當受刑。 我痛心的是，死去的人不能復活，受刑的人身體不能復原，即使後來想改過自新，也沒有機會了。 我願意沒入官府做奴婢，來贖免父親的刑罰，讓他能改過自新。 “奏書呈給漢文帝，漢文帝憐悯她的心意，於是下令說：”詔令御史：聽說虞舜時期，只是在罪犯的衣服上畫特殊標記、讓他們穿不同的衣服來表示懲罰，百姓就不會犯罪，治理得多麼好啊！ 現在法令有三種肉刑，奸邪卻沒有停止，過錯在哪裡呢？ 難道是我的德行淺薄、教化不明嗎？ 我深感慚愧。 所以教化不純正，愚昧的百姓就會陷入犯罪，《詩經》說：『和樂善良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 '現在百姓有過錯，教化還沒施行，刑罰就已經施加，有的人想改邪歸正，卻沒有機會，我非常憐悯他們。 刑罰到了砍斷肢體、刻畫肌膚的地步，終身無法恢復，多麼殘酷的刑罰，多麼缺乏仁德啊！ 這難道符合百姓父母的心意嗎！ 廢除肉刑，用其他刑罰代替; 讓罪犯根據罪行輕重服刑，只要不逃亡，服刑滿年限就赦免。 詳細制定法令。 ”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上奏說：「肉刑用來遏制奸邪，由來已久。 陛下下明詔，憐悯萬民中一旦犯罪受刑就終身無法恢復的人，以及罪犯想改邪歸正卻沒有機會的情況，陛下的大德，是我們比不上的。 我們謹慎商議，請求制定法律：凡應當判處完刑（保留頭髮的輕刑）的，改為完刑城旦舂（男子築城、女子舂米）; 應當判處黥刑的，改為髡鉗城旦舂（剃去頭髮、用鐵鉗束頸，男子築城、女子舂米）; 應當判處劓刑的，改為笞刑三百; 應當判處斬左腳的，改為笞刑五百; 應當判處斬右腳，以及殺人後主動自首、官吏因受賄枉法、守護官府財物卻監守自盜，已經判決后又犯應當笞刑之罪的，都判處死刑（棄市）。 罪犯判決后，判處完刑城旦舂的，服刑滿三年改為鬼薪、白粲（男子採薪供祭祀、女子擇米供祭祀）; 鬼薪、白粲服刑一年，改為隸臣妾（男女奴隸）; 隸臣妾服刑一年，赦免為平民; 隸臣妾服刑滿兩年，改為司寇（防禦盜賊）; 司寇服刑一年，以及被判處如司寇（類似司寇的刑罰）服刑兩年的，都赦免為平民。 罪犯逃亡或犯耐刑（剃去鬍鬚的刑罰）以上罪行的，不適用此令。 以前判處城旦舂刑罰且沒有禁錮規定的，按城旦舂的服刑年限赦免。 我們冒死請求。 “漢文帝下令：”可以。 “此後，表面上有減輕刑罰的名聲，實際上卻增加了死刑。 判處斬右腳的人改為死刑，判處斬左腳的人笞五百，判處劓刑的人笞三百，受刑者大多死亡。
漢景帝元年，下詔說：“加重笞刑對重罪者沒有區別，僥倖不死的，也無法正常生活。 制定法令：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 “案件仍有很多受刑者死亡。 到漢景帝中元六年，又下詔說：“施加笞刑時，有的罪犯還沒打完就死了，我非常憐悯他們。 將笞三百改為笞二百，笞二百改為笞一百。 “又說：”笞刑是用來教化百姓的，制定關於笞刑刑具的法令。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绾請求：”笞刑的刑具（箠）長五尺，根部粗一寸，用竹子製成，末端薄半寸，竹節都要削平。 受笞刑的人，笞打臀部。 不得更換行刑者，打完一個罪犯才能更換。 “從此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但酷吏仍用笞刑顯示威嚴。 死刑已經很重，而生刑又過輕，百姓容易犯罪。
到漢武帝即位，對外追求征服四方少數民族的功績，對內滿足聲色享樂的慾望，頻繁徵發徭役，百姓貧困消耗，窮苦百姓犯法，酷吏嚴厲斷案，奸邪仍無法遏制。 於是任用張湯、趙禹等人，逐條制定法令，創立“見知故縱法”（知道有人犯罪而不舉報就視為故意縱容）、“監臨部主法”（監管官員對下屬犯罪負責），放寬對故意加重罪名、製造冤案的處罰，加重對釋放罪犯的處罰。 後來奸猾之徒鑽法律空子，互相攀比效仿，法令逐漸嚴密。 律、令共三百五十九章，死刑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種死刑適用情況，死刑判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件。 法律文書堆滿桌案，掌管的人都無法全部看完。 因此各郡國執行時出現混亂，有的罪行相同卻判決不同。 奸猾官吏趁機謀取私利，想讓罪犯活就引用免死的判例，想陷害罪犯就引用死刑的判例，議論的人都為冤案感到痛心。
漢宣帝在民間時就知道這些情況，即位后，廷史路溫舒上疏，說秦朝有十大過失，其中一條仍存在，就是負責斷案的官吏。 這件事記載在《路溫舒傳》中。 漢宣帝深感憐悯，於是下詔說：“近來官吏執法，刻意玩弄法律條文，越來越嚴苛，這是我的德行不足。 判決案件不恰當，讓有罪的人作惡、無辜的人被殺，父子悲傷怨恨，我非常痛心。 現在派遣廷史到各郡參與審案，但廷史職位低、俸祿少，現設置廷平官，俸祿六百石，共四人。 務必公平斷案，以符合我的心意。 “於是選拔於定國擔任廷尉，選取明察寬恕的黃霸等人擔任廷平，每年秋季後審理疑難案件。 當時漢宣帝常到宣室殿，齋戒后審理案件，刑罰號稱公平。 當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說：「聖明的君主設置諫官，不是為了推崇德行，而是為了防止安逸享樂; 制定法律、明確刑罰，不是為了治理，而是為了挽救衰亂。 現在明主親自聽取案情，即使不設置廷平，案件也會公正; 如果為後代考慮，不如刪減修訂法令。 法令一旦確定，愚昧的百姓知道躲避，奸猾的官吏無法玩弄法律。 現在不端正根本，卻設置廷平治理末節，將來政治衰敗、聽政懈怠，廷平就會攬權成為禍亂的根源。 “漢宣帝沒來得及修改法令。
到漢元帝剛即位，就下詔說：“法令是用來抑制強暴、扶助弱小的，應該讓百姓難以觸犯、容易躲避。 現在法令繁多且不簡潔，連掌管法令的人都不能明確，卻想網羅那些不懂法令的百姓，這難道是刑罰恰當的本意嗎！ 商議刪減、減輕法令，逐條上奏，只求方便百姓安寧。 ”
到漢成帝河平年間，又下詔說：“《甫刑》說'五刑的條文有三千條，死刑的條文有二百條'，現在死刑條文有一千多條，法令繁多，超過一百萬言，臨時新增的判例每天都在增加，即使熟悉法令的人也不知道依據，想讓百姓明白，不是很難嗎！ 用這樣的法令網羅百姓，使無辜的人早死，難道不可悲嗎！ 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熟悉法令的人商議，減少死刑條文及可刪減簡化的內容，讓法令清晰易懂，逐條上奏。 《尚書》不是說嗎？ '要憐悯用刑啊！ '仔細審核，務必依據古代制度，我會盡心查看。 “有關官員沒有仲山父那樣明察的才能，不能趁機廣泛宣揚君主的恩德、建立明確的制度，制定一代法令，只是收集細微條文，列舉幾件小事來應付詔書而已。 因此沒有制定重大的法令修訂方案，一直延續到現在。 議論的人有的說，法律難以頻繁改變，這是庸人不懂變通，阻礙治國之道，是聖明君主常擔憂的。 所以簡略列舉漢朝建立以來，法令逐漸確定且符合古代、方便當代的內容。
漢朝建立初期，雖然有三條約定，但法令寬鬆得能讓吞舟之魚逃脫（比喻大奸大惡之人逃脫懲罰）。 不過死刑中仍有誅滅三族的法令，法令規定：「應當誅滅三族的人，都先受黥刑、劓刑，斬左右腳，用笞刑打死，砍下頭頍懸掛，在集市上剁成肉醬。 對誹謗辱駡的人，還要先割掉舌頭。 “所以稱為”具五刑“。 彭越、韓信等人都受此刑罰。
到漢高後元年（西元前187年），才廢除誅滅三族罪和妖言令。
漢文帝二年（西元前178年），又下詔給丞相、太尉、御史：“法律是治理的準則，用來禁止強暴、保護好人。 現在罪犯已經判決，卻讓無罪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連坐並被收捕，我不認同這種做法。 商議廢除。 “左右丞相周勃、陳平上奏說：”父母、妻子、子女、兄弟連坐並收捕，是為了讓罪犯心中有所牽掛，不敢輕易犯罪。 連坐收捕的制度，由來已久。 我們的愚見，認為還是保留舊制方便。 “漢文帝又說：”我聽說，法律公正百姓就忠厚，定罪恰當百姓就順從。 況且治理百姓、用善道引導他們的是官吏; 如果不能引導，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懲罰他們，這是法律反而傷害百姓，成為施暴的工具。 我看不出舊制的好處，應該仔細考慮。 “陳平、周勃才說：”陛下對天下施加大恩，讓有罪的人不牽連家人，無罪的人不被連坐，這是大恩德，我們比不上。 我們謹奉詔，廢除所有連坐收捕的法律。 “後來新垣平謀反，又恢復了誅滅三族的刑罰。 由此可見，風俗改變，人的本性相近但習慣相差很遠，確實如此。 以漢文帝的仁厚、陳平、周勃的智慧，仍有這樣過重的刑罰和錯誤的議論，更何況沉溺於末世風氣的庸才呢？
《周官》中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的制度。 五聽：一是聽言辭，二是看神色，三是聽氣息，四是聽語氣，五是看眼神。 八議：一是議親（皇親國戚），二是議故（故舊好友），三是議賢（賢才），四是議能（有才能的人），五是議功（有功的人），六是議貴（貴族），七是議勤（勤勞的人），八是議賓（賓客）。 三刺：一是詢問群臣，二是詢問群吏，三是詢問百姓。 三宥：一是因不知情而犯罪，二是因過失而犯罪，三是因遺忘而犯罪。 三赦：一是年幼體弱，二是年老昏聵，三是失智愚昧。 凡囚犯，“重罪戴著手銬、腳鐐和頸枷，中罪戴著手銬和腳鐐，輕罪戴著手銬; 帝王的同族只戴頸枷，有爵位的人只戴腳鐐，等待審判“。 漢高祖七年（西元前200年），下詔給御史：「疑難案件，有的官吏不敢判決，有罪的人長期不審理，無罪的人長期被關押不判決。 從今以後，各郡縣的疑難案件，分別上報所屬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根據罪名作出判決回復。 不能判決的，都移交廷尉，廷尉也應作出判決回復。 廷尉不能判決的，謹慎寫成奏章，附上相應的律、令條文上報。 “君主的恩德如此，官吏仍不能奉行。 所以漢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145年）又下詔說：“所有疑難案件，即使法律條文符合定罪，但人心不服的，就上報重審。 “後來法官仍回避法律條文，按自己的主觀想法判決。 到漢景帝後元年（西元前143年），又下詔說：“案件是重大事務，人有愚智之分，官員有上下之別。 疑難案件上報重審，有命令讓上報重審的，即使回復后發現判決不當，上報重審的人也不算過失。 “從此之後，刑罰更加詳備，接近五聽、三宥的本意。 漢景帝三年（西元前154年）又下詔說：“年老的人，是大家尊敬的; 鰥夫、寡婦不受牽連的，是大家憐悯的。 規定：八十歲以上、八歲以下，以及懷孕未分娩的婦女、教師、侏儒應當關押的，寬容關押（不戴刑具）。 “到漢宣帝元康四年（西元前62年），又下詔說：”我憐悯年老的人，頭髮牙齒脫落，氣血衰退，也沒有暴虐叛逆之心，現在有的因觸犯法律被關押在監獄，不能安享天年，我非常憐悯。 從今以後，八十歲以上的人，除誣告、殺人傷人外，其他罪行都不追究。 “到漢成帝鴻嘉元年（西元前20年），制定法令：”年齡未滿七歲，因鬥毆殺人及犯死罪的，上報廷尉，得以減死。 “這符合三赦中”幼弱、老眊“的規定。 這些都是法令逐漸確定，接近古代且方便百姓的例子。
孔子說：「如果有賢明的君主興起，必然要經過一代人（三十年）才能推行仁政; 善人治理國家一百年，才能消除殘暴、廢除死刑。 “說的是聖明君主承接衰亂而興起，用道德教化百姓，改變他們的習俗，必然要經過一代人才能成就仁道; 至於善人治理國家，雖不能達到仁政的最高境界，卻仍能在一百年內消除殘暴、廢除死刑。 這是治理國家的標準。 現在漢朝國運昌盛，已經兩百多年，考察漢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代之間，判處死刑的案件，大致每年每一千人中才有一人，耐刑以上到斬右腳的案件，是死刑的三倍多。 古人說：「滿堂的人飲酒，有一人在角落悲傷哭泣，整個堂的人都會因此不快樂。 “帝王對待天下，就像對待滿堂的人一樣，所以有一個人受冤屈，帝王心中就會悲傷。 現在各郡國每年被處死的人以萬計，天下監獄有兩千多所，冤死的人多得相互重疊，監獄中的囚犯卻沒減少一人，這是陰陽和氣未能融洽的原因。
探究刑罰繁多的原因，是因為禮教沒有確立、刑法不明確、百姓大多貧窮、豪強謀取私利、奸邪不能及時捕獲、監獄不公平。 《尚書》說「伯夷頒布法典，用刑罰治理百姓」，說的是制定禮儀來制止刑罰，就像用堤壩防止洪水泛濫。 現在堤壩逐漸毀壞，禮制沒有確立; 死刑超過限度，生刑容易觸犯; 饑寒交迫，百姓窮困到胡作非為; 豪強擅自謀取私利，成為奸邪的庇護者，奸邪有地方隱藏，就會逐漸增多：這就是刑罰繁多的原因。 孔子說：「古代懂法的人能減少刑罰，這是抓住了根本; 現在懂法的人不遺漏有罪的人，這是抓住了末節。 “又說：”現在審理案件的人，想方設法要處死罪犯; 古代審理案件的人，想方設法要讓罪犯活下來。 “與其殺死無辜的人，不如放過有罪的人。 現在的法官，上下互相驅使，以苛刻為明察，苛刻的人獲得功名，公平的人多有後患。 諺語說：「賣棺材的人希望每年都有瘟疫。 “不是憎恨別人想殺死他們，而是利益在於人死亡。 現在審理案件的官吏想陷害別人，也像這樣。 這五種弊端，是刑罰特別繁多的原因。
從東漢建武、永平年間（西元25-75年），百姓剛擺脫戰爭災禍，有安居樂業的想法，與漢高祖、惠帝時期相同，而政策注重抑制豪強、扶助弱小，朝廷沒有專權弄勢的大臣，鄉里沒有豪強俠客。 按人口比例計算，審理的案件比漢成帝、哀帝時期減少十分之八，可以說清明瞭。 但仍不能達到古代的盛世，是因為弊端沒有完全消除，刑罰的根本沒有端正。
荀子關於刑法的論述實在精闢！ 他說：「現在有些學者認為，上古太平時代沒有肉刑，只有象徵性的刑罰——比如用黑墨畫臉代替黥刑，讓犯人穿麻鞋、赭色衣服且不縫衣邊。 這種說法根本不對！ 如果真像他們說的那樣，莫非上古時代根本沒人犯罪？ 若果真如此，那不僅不需要肉刑，連象徵性刑罰也是多餘的。 反之，若當時確實有人犯罪，卻只施加輕刑，就相當於殺人者不償命、傷人不受罰。 罪行嚴重而刑罰過輕，百姓就會毫無畏懼，這是最大的禍亂。 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正是為了禁絕暴行惡念，並懲戒已然之罪。 若殺人不用償命，傷人不需受刑，實則是縱容暴行、寬恕罪惡。 所以象徵性刑罰並非源於太平盛世，恰恰是亂世的產物。 但凡爵位、官職、獎賞、刑罰，都必須與行為性質相對應。 只要有一件事賞罰失當，就是混亂的開端。 德行與爵位不匹配，才能與官職不相稱，獎賞與功勞不對等，刑罰與罪行不相當——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了。 徵討暴虐、誅殺叛逆，正是治國威嚴的體現。 '殺人者處死，傷人者受刑'，這是歷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原則，無人能追溯其起源。 因此在治世用重刑，亂世用輕刑：因為治理太平時代犯罪必須重罰，而亂世犯罪本就可寬恕。 《尚書》說『刑罰隨世道治亂有輕重』，正是這個道理。 至於《尚書》所言『象刑惟明』，是指效法天道來制定刑法，哪裡是什麼穿麻鞋赭衣的象徵性刑罰呢？ ”
荀子的說法既然正確，又根據世俗說法議論：禹王繼承堯舜的盛世之後，尚且因自覺德政衰微而制定肉刑; 商湯、周武王沿用此制，也是因為當時民風已不如唐虞時代淳厚。 如今漢朝承接在衰周暴秦的積弊之後，世風比夏商週三代更加澆薄，若硬要推行堯舜時代的輕刑，就如同用羸弱的馬韁去駕馭奔突的烈馬，完全違背了匡救時弊的需要。 再說文帝廢除肉刑的本意是為保全百姓性命，但現在實際情況是：原本該受髡鉗刑的罪行，被改為死刑。 名義上減輕刑罰，反而把更多百姓推入死刑羅網，這便喪失了原本的惠民之本。 結果每年處死的人數以萬計，正是刑罰過重導致的惡果。 而對於那些穿牆盜竊、忿怒傷人、放縱、官吏貪贓等罪行，僅施以髡鉗之刑又完全不足以懲戒。 因此每年受刑者多達十萬之眾，百姓既無畏懼之心，更不知廉恥——這恰是刑罰過輕釀成的苦果。 當今所謂的“能幹官吏”，公然以濫殺盜賊立威：專權擅殺者反被認可能幹，依法辦事者卻被視作無能。 這種破壞法制、混淆名實的亂象數不勝數，最終導致法網愈密而奸邪愈猖，刑罰愈繁而民心愈驕。 即便經過一世（三十年）也難見仁政，百年仍不能消除暴戾——根源就在於禮樂缺失而刑罰失正。 當下最要緊的，是應當從清源正本的角度思考，刪定法律條令：將律文精簡為二百章，專門對應死刑罪名; 其他按古法可免死的罪行，如今卻面臨死刑者，皆可改用肉刑替代。 至於傷人、盜竊、官吏受賄枉法、男女等罪，則恢復古刑，將律法擴充至三千章。 而那些苛細的詆欺條文、牽強附會的微末之法，應全部廢除。 如此改革后，刑罰才能令人敬畏而禁令易於規避：官吏無法專權濫殺，法律統一明確，罪刑輕重相稱，百姓性命得以保全。 使刑罰合乎中道，契合天人和諧之理，既遵從古制，又成就時世安定之風。 縱然難以達到周成王、康王時刑罰擱置不用的境界，但實現漢文帝時期刑獄清簡的局面應當可期。 《詩經》說「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尚書》言“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正是說明施政合乎民心者，功業成就後自能承受天賜福祿、延綿國運，這就是所謂“天子有德，萬民得益”的真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