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01月18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46年3月20日，一架從上海起飛的軍用飛機，降落在日本東京厚木機場。機艙門打開，出來了一位中國人。美軍上校上前迎接。這位中國人，就是法官梅汝璈。

他此行的任務，是代表中國參加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擔任中國法律代表團的團長和首席法官。他是這場由盟軍主導的國際大審判11位大法官中，唯一的東方面孔。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梅汝璈在中華民國時期的榮耀，以及在中共統治下的悲苦。

東京審判 仗劍而行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市郊的梅村。1924年，他從清華學校畢業，赴美留學，並在24歲時就拿下芝加哥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

1929年回國後，他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任教，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英美法專家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曾經擔任國民政府的教育部次長、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系教授。

1946年，他被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前往東京。

到達東京之後，盟軍和中國同胞在帝國飯店為他接風洗塵。宴會上，還發生了一段佳話。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琇，把一柄三尺長的寶劍贈給梅汝璈。梅汝璈感慨地說：「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不是壯士。」

顧毓琇大聲回應：「你代表全中國人民和幾千萬死難同胞，來到侵略者的首都審判元凶，這還有什麼比這更壯的嗎？」

當天晚上，梅汝璈在日記裡寫道：「戲文裡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但現在是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可雪我心頭之恨！」

在東京審判這場震撼世界的歷史大事件裡，梅汝璈以智慧與勇氣，為中國、為中華民族，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為中國爭尊嚴

梅汝璈在東京審判中的作為，至今仍被人傳頌。

有一次，11位法官身著法袍，坐在審判席上預演。大家注意到，身後的國旗順序是美國第一，中國第二。中國法律顧問吳學義立刻打手勢，提醒梅法官：不對，中國應該在第一。

梅汝璈馬上向庭長提出：「中國國旗應該插在第一位。」

美國法官克萊墨問：「為什麼？」

梅汝璈當即列舉：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軍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代價。

隨後，中美法官展開激烈辯論。最終，美國讓步，中華民國國旗插在了第一位。

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代表團首次在國際會議上把國旗插在首位。

法官的座次

1946年5月，開庭前的預演中，庭長宣布入場順序為：美、英、中、蘇。中國排在英國之後。

梅汝璈立刻表示反對。他說：「個人座位我不在意，但我代表的是中國。中國是受害最深、抗戰時間最長的國家，理應排在第二位。而且，如果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就沒有今天的審判。按照受降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

說完，他憤然脫下黑色法袍，拒絕參加彩排。他還強調：「今天有記者和攝影師在場，一旦明天見報，就成了既成事實。要麼立刻表決，要麼我辭職回國。」

最後，法官們同意了他的建議，中國法官座次排在第二位。

判決書的撰寫

在判決書問題上，有人主張統一書寫，但梅汝璈認為這樣不合適，他認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暴行，應該單獨寫成一章進行說明。他激動地說：「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比德軍在奧斯維辛毒氣室裡屠殺，更加慘絕人寰。」

最終，由於他的堅持，判決書採納了他的意見。在90多萬字的判決書中，有10多萬字由梅汝璈寫下，並且單設一章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在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判決書中留下了中國法官的聲音。

事後梅汝璈回憶說：「那些日子，我們就像鑽進成千上萬件證據和國際法典的蟲子，每天在裡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

量刑的堅持

在戰犯的量刑上，分歧很大。庭長主張流放，印度法官主張無罪釋放。梅汝璈卻堅決要求，必須對主要戰犯判處死刑。他說：「如果這些戰犯不能被判處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謝國人！」

最終，經過梅汝璈的不懈爭取，11名法官以6比5的微弱多數通過，東條英機、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絞刑。

可以說，梅汝璈在東京審判上，幾乎每一步都在捍衛中國的尊嚴。

投奔中共

東京大審判進行了兩年半的時間。審判結束的時候，國共內戰正在激烈進行。期間，梅汝璈經常從報紙上看到內戰的消息。

梅汝璈在美國的同學中，包括一些親共的人士，比如潛伏在國民政府中的經濟學家冀朝鼎，因此他受到影響，對國民黨有很多不滿，聽信了共產黨的話，誤認為共產黨才是希望。

東京大審判結束後，國民政府宣布任命梅汝璈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司法行政部長，但是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這一任命，去了香港。

在香港，他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聯繫。1949年年底，在中共方面安排下，他喬裝打扮後，祕密回到中國。

中共治下的悲涼

到北京後，梅汝璈經歷了短暫的禮遇。中共安排他當了外交部顧問，還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等。

他的工作關係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他雖在外交部上班，但顧問的職務幾乎是虛銜，他的實際工作不過是翻譯文件、研究資料。

中共篡政後，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全盤否定西方法律思想文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成為中共的敵人。所有教授英美法律系統的法學院全部被撤銷，所有與英美法系有關的專家學者都成為打壓對象。

這一切，對於梅汝璈這樣一個頂尖的英美法學專家來說，無疑是個沉重打擊。他既不能從事英美法的教學，也不能從事英美法的研究，更不能發表肯定英美法的言論。

他無奈地說：「我實際上只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

上當受騙成右派

1957年春，中共一再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要求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承諾「言者無罪」。

身為外交部顧問的梅汝璈，相信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承諾，「真誠」地給黨提了一些意見，主要說了三點：

一是對待蘇聯專家的問題。他說，有的地方把蘇聯專家奉為神明，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種表現。

二是一些具體制度的缺陷。他指出，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貪污案，他們的職務不是很高，但貪污的數量卻很大，這表明財務審批制度有缺陷，不能簡單的說是個人品質問題。

三是有些宣傳不實。他表示，經濟建設的宣傳中，很多是打腫臉充胖子，有的是做戲、表演，這種情況應該警惕和制止。

梅汝璈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是為了「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洞之後，他的上述言論都成了「罪過」。

不久，梅汝璈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成了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列的「右派分子」。

文革受辱挨批鬥

1966年「文革」開始後，梅汝璈曾被強制在外交部內掃廁所，寫外調材料。

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強調應該加強研究和教育。但在文革時，這篇文章被指責「煽動民族仇恨」「替軍國主義張目」，甚至被扣上「漢奸」的帽子。

外交部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寫的關於「東京審判」回憶錄的手稿，一些資料、照片、便條、筆記等，都被抄走了。他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也差點被抄走、燒掉。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經常跑醫院，心情也極度低落，總是聽說哪個老朋友被抓起來了，哪個老朋友自殺了。他的一雙兒女只讀到初中，就被迫下放農村勞動。

到1972年秋，梅汝璈突發偏癱，送往醫院後未能康復。1973年4月28日，他病逝，享年69歲。

結語

梅汝璈一生的輝煌都是在中華民國時代寫就的；在中共統治下的後半生，他留下了什麼？除了一部僅寫了一半的回憶錄外，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政治運動中受煎熬。

梅汝璈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復仇主義者，……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這句話值得今天的中國人深思與銘記。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期再見。

歡迎訂閱《百年真相》乾淨世界頻道：https://www.ganjing.com/channel/1f702725eeg3uz4eAgKxHgadC1kh0c
歡迎訂閱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J0WwxWijk8NemAqLtqj4Sw
訂閱Telegram群組：https://t.me/bainianzhenxiang

——《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