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社會的視線之外，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在進行一項令人髮指的罪行——系統性地從政治犯身上強摘器官。這不是陰謀論，而是有大量證據支持的事實。研究員羅宇（Matthew Robertson）花費十多年時間調查中國器官移植系統，他的研究揭露了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器官販運產業。
什麼是國家主導的器官販運？
在大多數國家，器官移植來自自願捐贈者，依據醫療需求分配給受贈者。但中共的模式截然不同。
羅宇指出，至少在2015年之前（很可能延續至今），中國器官的主要來源是各類囚犯：死刑犯、良心犯、政治犯，甚至包括被綁架的流浪者。這些器官不是根據醫療需求分配，而是按照受贈者的支付能力——誰出錢多，誰就能得到器官。
國家、軍隊和準軍事醫院都設有移植部門，執行這些非法獲取的器官移植手術。一些私立醫院的外科醫生也將此作為「副業」，而這些「醫生」往往與國家有關聯，或本身就是黨政官員。
最有力的證據是什麼？
諷刺的是，最有力的證據來自中共官員自己的陳述。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被稱為「移植沙皇」）已經承認，中國醫院從囚犯身上獲取器官，以及存在器官買賣的事實。
但更令人震驚的證據來自中國醫學文獻本身。羅宇和雅各布·拉維（Jacob Lavee）醫生共同發表的論文《以器官摘取為手段的處決：中國違反死亡捐贈者規則》（Execution by organ procurement: Breaching the dead donor rule in China），在審查數千篇中國研究論文後，發現了71個明確違反「死亡捐贈者規則」的案例——這意味著捐贈者在器官被摘除時並未死亡，摘除器官本身就是致死的直接原因。
緊急移植的謎團
羅宇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沒有自願捐贈者系統的情況下，中國如何進行緊急肝臟移植？
在美國、澳洲或英國，急性肝衰竭患者需要在24到48小時內找到匹配的捐贈者，這依賴於剛好發生的交通事故等悲劇事件。但中國在2005年和2006年的肝移植登記年度報告顯示，約25%到30%的移植是在緊急基礎上進行的。
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所有器官都來自死刑犯，那麼必須在需要器官的確切時間、確切地點，剛好有一個血型匹配的囚犯被處決。這種巧合發生一次已經很罕見，更不用說系統性地發生了。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中共政府對大量潛在捐贈者進行了血型檢測，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活體器官庫」，隨時可以按需「提取」。
電話調查的真實性
有調查人員曾打電話到中國醫院詢問器官移植事宜，醫院人員在電話中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們有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並承諾可以安排手術。
許多人質疑這些電話的真實性。羅宇對此進行了詳細驗證：他取得了調查人員的Skype通話記錄，記錄顯示通話時間、日期和通話時長，並與音頻文件完全吻合。他甚至回撥了這些號碼，確認它們確實是相應的醫院。這些電話是真實的。
受害者是誰？
法輪功學員
最具爭議的問題是：器官來自誰？
證據強烈指向法輪功學員。1999年，中國開始大規模鎮壓法輪功，這是中國最大規模的宗教團體迫害。巧合的是，中國的器官移植活動在2000年（鎮壓開始六個月後）突然大幅增加。
羅宇下載並分析了約10萬篇中國醫學論文，數據顯示移植相關論文在2000年突然激增，並在2006年初（器官強摘首次被揭露時）略有下降。
其他證據包括：
- 法輪功學員在拘留期間被強制驗血和器官檢查
- 某位肝移植外科醫生同時擔任反法輪功宣傳組織的領導人
- 某位安全官員既參與迫害法輪功，又監督大量移植手術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外科醫生在一本標註「內部發行」的書中寫道：「法輪功是社會的癌症。」對於一個以切除癌症為職業的肝移植外科醫生來說，這種語言暗示了他可能認為殺害這些人並非壞事，這是典型的種族滅絕語言。
維吾爾人
近年來，證據顯示維吾爾人也成為器官強摘的受害者。
數十萬（甚至超過百萬）維吾爾人被關押在新疆的拘留營中。洩露的「新疆警察檔案」顯示，這些人口經歷了大規模的血液檢測和DNA採集。倖存者報告稱，他們接受了奇怪的醫學檢查，包括反覆的尿檢、腹部器官超聲波檢查、CT掃描等——這些檢查並非為了評估被拘留者的總體健康狀況，而似乎是針對性的器官評估。
更令人不安的是，至少有一個以上的案例顯示：醫院和勞改營緊鄰，旁邊就有火葬場。
弱勢群體：為何這些人成為目標？
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的共同點是：相較於執政的共產黨，他們是「弱勢」。
對於法輪功學員：
- 當時的獨裁者要求「消滅」法輪功（通過再教育、轉化）
- 存在未成文的規定：所有法輪功學員的死亡，都將被視為「自殺」
- 允許對他們進行極端酷刑以進行「再教育」
- 許多人拒絕透露姓名以保護親屬，成為無名的被拘留者
這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場景：一個龐大的、無名的、被監禁的人口，即使因器官移植而死亡，也不會有人知道真相。
「醫生」如何成為殺人犯？
在西方國家，醫生受專業倫理和法律約束。但在中國，醫療系統是國家的一部分，醫生沒有真正的專業自主權。
從技術上講，從活人身上摘取心臟存在「技術難題」：不能先殺死他們，因為那樣心臟就會停止跳動，無法復甦。因此，唯一的方法是在供體仍然活著、心臟仍在跳動時摘除器官。這意味著摘除心臟本身就是致死的直接原因。
在軍隊醫院，如果上級說「我們現在要摘取器官」，醫生無法拒絕。羅宇指出，有些醫生擔心如果拒絕，會威脅到自己的生命。
這一切如何開始？
羅宇認為，這不一定需要一個明確的「殺死這些人」的命令。系統本身的邏輯就足以解釋這一切。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一直有自己的特殊醫療保健系統，主要通過軍隊醫院提供。從1970年代開始，這個醫療保健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總是移植專家。周恩來的私人醫生就是移植專家。
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幾個因素匯聚在一起：
-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融入全球經濟
- 在日本或美國接受培訓的外科醫生回國
- 醫療保健系統實際上已經私有化
- 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直接激勵官員，允許他們從經濟增長中獲利
- 突然有大量被拘留的人口（法輪功學員）可以被隨意殺害
羅宇說：「他們在政治敵人的器官上創造了一個市場。他們滿足了需求，因為對器官的需求非常大。如果你把這些人拘留了，你可以讓他們成為奴隸勞工，或者你可以通過將他們的身體轉化為器官來賺錢。」
在這個系統的約束和激勵下，將被拘留者貨幣化是「理性」的。這不是難以置信的事情——我們可能會感到震驚，我們可能會說這真的很糟糕，但在那個系統的約束下，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榨取性鎮壓」
政治學家通常認為，威權國家鎮壓人民是有成本的——需要動用安全機構的資源，可能損害合法性等。
但羅宇提出了「榨取性鎮壓」（extractive repression）的概念：這是一種「有利可圖」的鎮壓形式，國家可以通過鎮壓行為來降低成本。
這不單單只是國家的成本，他們同時在經濟上獲利——個別外科醫生、醫院和醫療系統都能獲利。此外，中共因在移植技術方面的創新而贏得全球認可，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並贏得西方外科醫生的讚譽。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國家實際上在向外國人「出售本國民眾」的身體部位。雖然這似乎更加變態，但遵循市場邏輯，外國人會支付更多費用，因為器官代表著生命，所以他們願意支付大量金錢。
規模有多大？
羅宇的論文發現了71個明確「違反死亡捐贈者規則」的案例。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並非所有移植手術都會寫成論文。即使寫成了論文，也不是所有論文都能被找到或包含在數據庫中。研究團隊為了極其謹慎，排除了數十個沒有明確提到「插管」（insertion of breathing tube）這一特定詞彙的案例。如果使用稍微寬鬆的標準，他們可以找到100多個案例。
實際數字很可能要大得多。
國際社會的應對
立法努力
美國已有多項法案試圖應對這一問題：
- 制裁參與器官強摘的個人
- 建立報告系統，收集相關數據
- 禁止醫療保險 或Medicare 為在中國進行的器官移植付費
具體行動：精神病學濫用案例的成功
羅宇提到了一個成功的先例：2000年代中期，中共也主要針對法輪功學員（以及其他人）進行精神病學濫用，將他們關押在精神病院，注射藥物，甚至創造了「氣功誘發精神病」的診斷來合法化對宗教信仰者的拘留和酷刑。
人權觀察的研究員羅賓·芒羅（Robin Munro）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將證據提交給〈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在可信的國際人權組織、媒體和專業協會的壓力下，〈中國精神病學協會〉面臨被踢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威脅。
結果是：雖然中國精神病學協會不承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但濫用行為停止了。
消極行動：長期忽視中國發生的掠奪器官
相比之下，在中國發生的器官強摘問題上：
- 人權觀察或國際特赦組織等主要人權組織沒有全力支持
- 有影響力的媒體要麼不報導，要麼試圖淡化這個問題
- 沒有對中國移植機構施加壓力的環境
- 移植學會、世界衛生組織等相關機構沒有動力採取行動
羅宇指出，如果美國政府真的想對專業協會施加壓力，國家有各種工具可以做到。但迄今為止，這些工具大多未被使用。
結語
這不是陰謀論，這是有充分證據支持的系統性犯罪。證據來自：
- 中國官員自己的承認
- 中國醫學文獻中的明確記錄
- 經過驗證的電話調查
- 移植活動與鎮壓時間線的吻合
- 倖存者的證詞
- 洩露的官方文件
羅宇的建議很簡單：「如果你對器官強摘感到好奇，想知道這是否真的發生了：去讀那些論文、去閱讀它們，用你自己的大腦來評估，你就會明白了。」
這場人類歷史上的悲劇仍在發生，國際社會的沉默使得「國有器官」的產業得以延續至今，甚至波及到每一個中國人身上。只有當更多人瞭解了真相，更多組織採取行動，這場以國家進行的反人類罪行才有可能被制止。
國家機器持續從人民器官上牟利：中共是如何系統性的掠奪器官？｜美國思想領袖 American Thought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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