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份當時被《紅旗雜誌》稱為「偉大的歷史文件」的通知，其主要內容包括：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通知》指稱黨內有資產階級存在，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旗幟，批判學術權威。這標誌著一場打破人倫界限的血腥浩劫－「十年文革」正式展開。
在推動人民公社、大躍進失敗、中國逾千萬人陷於飢荒死亡後，毛澤東的黨內威信遭到質疑批評。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在上海《文匯報》斥責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指責他的京劇《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為被打倒的彭德懷所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翻案，自此揭開了文革政治鬥爭的序幕。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當時引發了巨大震動，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成立了「文化革命5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提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指出學術批判不應過度，應慎重對待，反對將所有矛盾與爭議升級為政治因素與階級鬥爭。
毛澤東於1966年4月抓住機會，以陳伯達、張春橋、江青、康生等人為成員，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小組」，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嚴厲批判了彭真與《二月提綱》，重新設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最高指揮機關。
文革初期，包括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黨政要員認為這是新一輪的「反右」行動。直到1966年8月，毛澤東呼籲「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將矛頭對準批准通過《二月提綱》的劉少奇，指劉是黨內頭號走資派，文革的火焰開始轉向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
在紅衛兵的四處串聯下，文革的烈火席捲中國，毛澤東與林彪等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數十萬名紅衛兵揮手致意的場景成為經典的歷史畫面。「破四舊立四新」、「打倒走資派」、「造當權者的反」成為了1300多萬紅衛兵的共同信仰，許多文物、建築、古蹟被破壞，師長、父母遭到子女和學生的「批鬥」。據統計，僅在1966年8月，北京就有超過1770人被紅衛兵和其他人打死，其中包括教師、學生、工人和房主。
《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樣一段：
「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别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這種毫不留情的階級鬥爭反映了毛澤東主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這份《通知》的通過與貫徹也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從一場政治運動走向血腥革命。
1981年，中共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曾在1981年6月召開的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這個決議，認定「十年文革」為「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造成「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未反思或檢討毛澤東的責任，避談文革。
文革對現今中國早已不再是焦點。中國作家馮驥才在《一百個人的十年》序言中提到，「作為政治文革的一部分已然過去，再不會回來；但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文革已無形地滲入我們的血液之中。」文革一直在心靈深處發揮影響，但沒有人意識到它的根源。如何防止文革的幽靈重現，已成為中國無法回避的問題，除了經濟發展之外。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