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保衛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評析
齊 輝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而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廣大中國國民黨將士
前 言:衡陽保衛戰中如果說:民國六十七年(1978)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史學界衝破重重阻力,對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作了愈來愈多的研究;並且出現了愈來愈多的符合歷史實際的評價、甚至是謳歌的話;
那麼,在對抗戰後期中國國民黨正面戰場上的一次重大戰役——長衡會戰中「衡陽保衛戰」的研究仍涉及甚少。
在整個抗戰時期,衡陽儘管不像上海、武漢、廣州、長沙等大城市那樣聲名顯赫;然而,拂去歷史的塵埃,我們可以驚異地發現,衡陽這座城市在抗戰中實在佔有很重要的一席。衡陽,稱得上是一座當之無愧的「抗戰名城」。
抗戰時期著名的國軍報刊《掃蕩報》曾在社論中這樣寫道:
「衡陽,這一度成為全世界注視中心的城市,在我們的抗戰史中,曾佔有輝煌之一頁。提起衡陽,稱得上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國外,這個城市與中國軍隊英勇善戰的英名永遠流傳。」
當然,給衡陽帶來如此盛譽的,是方先覺將軍率領的國民革命「第十軍」官兵,為保衛衡陽而進行「四十七天」浴血奮戰的英雄壯舉。
本文試圖就《衡陽保衛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討;一則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使衡陽的抗戰精神重放異彩,激勵後人;二則在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之際;
謹以此文——祭奠那些長眠在衡陽這塊血沃土地上的中國國民黨第十軍將士,使生者無愧、死者安慰。
正 文
一、民國三十三年(1944),日軍為了逆轉它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厄運,「內心極度焦灼」的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大將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陸作戰」的設想,並得到了天皇裁可。
後來日大本營遂將此作戰命名為「一號作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號作戰」的主要內容是先攻佔平漢鐵路之南段,進而打通湘桂及粵漢鐵路兩線;摧毀中美空軍基地,防止美國B—29重型遠程轟炸機對日本本土的空襲。
日軍稱這次作戰「確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規模最大的一次一連串的大軍作戰。」這次作戰,無疑也是已成強弩之末的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跳」。
展閱大陸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史著或教科書,在論及豫湘桂戰役即日本的「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時,對國民黨正面戰場抵抗的評價,往往都說成是「大潰敗」。
但從具體的局部的情況來看,衡陽一戰則實屬「例外」。衡陽這一地方,戰略位置極為重要。
民國三十三年(1944)八月十二日,一篇社論就曾經談道,衡陽:「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得失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的隔斷,和西南大後方受到直接的威脅。」
衡陽的飛機場是我國東南空軍基地,和西南空軍基地之間的中間聯絡站,倘若失去就使得辛苦經營的空軍基地歸於無用;從福建建甌空襲日本的門司,飛行距離為1,425公里,從桂林去空襲則要延長到2,220公里。
衡陽位於湘江和耒水合流處,依靠這兩條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輸出的稻穀三千萬石,還有豐富的礦產於此集中。這些對大後方的軍食民食和軍事工業是極端重要的,倘若失守會加深大後方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卻給了敵人以『以戰養戰』的可能性。
這篇社論繼續談道:「英美人士對於衡陽戰役亦抱著很大的擔心」。他們指出:衡陽比長沙更為重要。他們憂慮:如果衡陽失守,戰爭將會延長。他們憂懼大後方的經濟危機。
由於衡陽一地戰略位置的顯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所必須奪取的目標,所以重慶國民政府方面和蔣中正本人對衡陽一戰也甚為關注。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晚,蔣中正親自打電話給駐守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說:「此次會戰關係國家民族存亡,衡陽得失尤為此次勝敗關鍵,希望安心死守,餘必督促陸空助弟完成空前大業。」
可見,衡陽一戰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見一斑。
衡陽守軍的頑強抵抗,使得衡陽保衛戰最終演繹成《豫湘桂會戰》,乃至成為整個抗日戰爭後期最大的一次戰役。
二、如果我們不只局限於「豫湘桂會戰」,而把眼光放到整個抗日戰爭中去,溯渚史實,我們就會發現,衡陽保衛戰是全面抗戰八年之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人數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爭奪戰。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衡陽保衛戰打了四十七天,聞名於世的「台兒莊大捷」打了十四天,「第三次長沙會戰」打了四天。當時都是三面受敵,後方補給線始終暢通,外圍應援友軍展開反包圍,取得內外夾擊之效果。
非如衡陽之四面被包圍,孤軍奮戰。正如當時的新聞界評論道:「彈丸之地的衡陽,縱橫不過數十里,陸上有強敵四面包圍,空中有砲彈毒氣燒殺,處此危城,堅強的守了四十七天,真是不容易。」
又有新聞評論寫道:「衡陽孤軍打了四十七天,這是一個世界共知的事實。」從敵我雙方傷亡的數字來看,當然,守備衡陽的國軍第十軍只有七個團及配屬的暫編第五十四師一個營,共約18,000人之兵力。
從六月二十八日,敵人發動對衡陽的第一次總攻,一直到七月底,經過一個月餘的戰鬥,第十軍傷亡非常慘重。軍部直屬部隊已傷亡三分之二,預備第十師傷亡90%,第三師傷亡70%,第一九零師僅剩四百餘人;
各級軍官幾乎全部傷亡,每一次戰鬥均要連升數個營長、連長。例如:在「五桂嶺」爭奪戰中,第三師的第八團半天之內晉升五個營長,均先後陣亡。
當時受傷官兵很多。因無醫藥治療,不少輕傷官兵自動重返火線,即使傷不輕且還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願意留在陣地中。至衡陽保衛戰全部結束時,參加守城的國軍第十軍將士約18,000人,死傷15,000餘人,其中陣亡7,600人。
由此看來,在衡陽保衛戰臨近尾聲時,軍長方先覺與四位師長聯名給 蔣委員長發出的最後一電文,稱「我軍官兵傷亡殆盡」,實在不是誇大之辭。
當時,圍攻衡陽的日軍第11軍68師團和116師團,後因遭受我守城部隊的英勇抗擊,均傷亡摻重。敵第3、13、27、34、40、58等六個師團,抽調大批部隊增援,共計十餘萬人。
據日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資料記載,日軍從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日,這段時間內傷亡軍官798人,士兵19,286名。
七月二十日以後,資料上只載有約計傷亡9,100餘人字樣,並無確切數目,也未分別官兵。
根據以上數字,得知日軍攻佔衡陽的傷亡人數共在29,000人以上,為我傷亡人數之一倍。由於日軍的傷亡之慘重,致使「衡陽戰役,真相被當時日本軍方隱瞞,致日本國內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衡陽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衡陽市區呈長方形,東西寬約五百公尺,南北長約一千六百公尺,總面積約為一平方公里左右。在這如此狹小的地帶,雙方激戰達「四十七晝夜」之久,且傷亡人數高達44,000人以上;這不僅在「豫湘桂會戰」中,而且在整個八年抗戰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看戰役的激烈程度、殘酷性和慘烈性:
在長達四十七天的衡陽戰役中,日軍總共向衡陽城區發動了三次總攻。在第一輪總攻中,日機不斷前來轟炸,並大量投燃燒彈。當時衡陽城區成一片焦士,殆無房屋可供燃燒。
縣政府附近之野戰醫院收容傷患官兵中,有七百餘名被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其幸存未死傷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斷牆下、炸彈坑中、破防空洞與臨時掩蔽體中存身。
醫務人員因無衛生材料,對傷患無法按時換藥;只能用鹽水洗滌傷口,再用破布廢紙敷蓋而已。天熱蒼蠅太多,傷口因感染而發炎、化膿、潰爛、生蛆者不可勝數。重傷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
儘管衡陽為米市,主食本應不成問題,由於日機每天濫炸,城裡一片焦土,米倉被毀,官兵乃至無以為炊;炊事人員只得於斷瓦頽垣下掘取燒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飯,佐以鹽水,供官兵充饑。
餐時,群蠅飛來爭食,揮之不去。食後,官兵多腹中隱隱作痛,且常引起下瀉,因乏醫藥,不少人相繼死亡。日軍竟然不顧國際公法,還施放毒氣。
當時,據守「五桂嶺」南端的預十師第二十八團三營,除四人還在陣地外,八十餘人皆不幸中毒死亡。
由於我軍當時防毒設備極差,且數量不夠,因而,在後來敵人施放毒氣時;官兵只能盡速以毛巾重疊,在水中浸濕後捆於面部,毛巾上剪二圓孔,露出雙眼,以能繼續戰鬥。
我守城官兵中毒部分均類似灼傷,發生水泡,大如銀元,腫高半寸,內為黃水,較小之水泡則為綠色。中毒者兩腿不能直行。
事後報請「美第十四航空隊」化學戰,情報官「湯普生」上尉詳為研究,黃色水泡系(芥子氣)所致,綠色水泡則系(路易氏氣)所致。
湯普生並相信此種毒氣為「芥子氣與路易氏氣」之混合物,由七.五釐米(7.5公分)砲彈所散佈者(見1944年7月7日重慶《大公》、《掃蕩》等報戰訊)。
日寇在進攻衡陽中所顯露出的殘酷性,連參加衡陽戰役的日軍官兵在戰後的回憶中,亦不得不承認了:
「緬甸印巴魯的作戰,南方的戛措魯卡那魯、紐吉尼亞和中國的衡陽,都是日軍高級指揮官的無能和參謀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戰場。」
儘管日軍在進攻衡陽之中暴露出他們的兇狠和殘酷,然而守城的國民革命軍第十軍廣大官兵「完全毋視戰鬥之慘酷與死亡之恐怖,已發揮同仇敵愾與團結精神之最大限。」
當時,無醫藥治療,輕傷官兵均自動重返第一線,甚至傷雖不輕尚能勉強行動者,均自願留在陣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戰鬥來麻木自己。真正的重傷者,必缺胳博或斷腿。尚能呻吟而創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
在日軍發動第二總攻期間,守軍砲彈及迫擊砲彈已消耗始盡,除留少數火砲及最後決死之幾發砲彈外,其餘火砲悉數埋入地下。步機槍彈已耗去85%。官兵傷亡,大部人槍俱毀,無法補充。
由於守軍軍屬各步兵團之迫擊砲口徑不一,有81釐米的,也有82釐米的。至七月下旬,81釐米砲彈已顆粒無存,而82釐米砲彈庫儲尚有數百發。
軍參謀長孫鳴玉將軍為求平衡第一線火力,特發動司令部幕僚,將半數的82釐米口徑砲彈「彈帶」部位,以磚石磨去其中徑17釐米,使能適合81迫擊砲發射,作最後決死之用。許多人都磨得雙手起泡,甚至流血。
方軍長出而慰之曰:「部隊官兵每一秒鐘都在流血,每一分鐘都有死亡;諸君為國效命,此其時也。」此情此景,史無前例。直到敵人發起第三次進攻,八月八日,城陷之時,因指揮系統瓦解,官兵只能各自為戰。
「斯時也,天地變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殺死一個敵人『以找回本錢』;殺死兩個便『賺一個』,並無一人退卻,亦無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時分,槍聲逐漸沈寂;四十七個晝夜,轟轟烈烈的衡陽保衛戰,終於在幸存官兵泣血椎心的痛苦中結束!」
上述日軍的兇狠殘暴和守軍的英勇頑強,我們可以窺知衡陽保衛戰的慘烈之極。戰後日本方面戰史資料稱:
「衡陽之戰,如欲惹人矚目,可稱之為『華南的旅順之戰』。此種比喻稍嫌誇張,但稱之為:『中日八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則絕對正確。」
戰後日本的一些軍人在回憶錄中也這樣寫道:「那次激戰,不分晝夜,反覆衝殺,血肉橫飛,持續多日,據說其慘狀與日俄戰爭攻奪『203』高地時一樣。迄今為止,在我們腦子裏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抗戰勝利後,以衡陽市參議會議長楊曉麓等五人組成的「請建衡陽為抗戰紀念城」代表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呈遞的請建衡陽為抗戰紀念城文,就這樣寫道:
「竊維抗戰八年,大會戰二十二次,而相持較久,關係至巨,貢獻最大而犧牲最烈者厥為衡陽一役。……然以配合作戰,構築工事之民夫,葬身槍林彈雨中者,即達3,174名,而直接被殺傷、間接因饑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8人,燒毀房屋45,697棟;
推毀大小工廠183家;荒廢田土375,000餘畝,損失財產82,204億餘元,論功位於蘇聯斯大林格勒,破壞程度比緒德之漢堡,尚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以故中央宣慰史劉文島;美大總統代表哈裏遜等,先後蒞衡視察,鹹言災害慘重,甲於全國,載諸報章,共聞共見。」
從以上事實,我們得出:衡陽保衛戰是全面抗戰八年之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官兵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城池爭奪戰。這樣一個結論,是大不為過的。
三、衡陽保衛戰最後以城陷失敗而告終,然而其歷史作用卻是巨大的
第一、它沈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大大延緩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的步伐進程;加劇了日本內閣的危機,並最終導致了東條內閣的垮台。
衡陽保衛戰中,敵人傷亡慘重,其中「以京都、大阪為中心的兩個師團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由於國軍利用地形,建築了堅固的工事,比日軍戰死的人要少得多;大約是日軍的1/3左右」,我第十軍將士確已向罪惡的侵略者索取了三倍以上的代價。
因此,衡陽之戰,「在我雖敗猶榮,在敵雖勝不武」。
在此之前,日軍攻佔到星州和馬來西亞,傷亡卻只有1,289人,掃蕩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三個師團另一個旅團,損失了2,624人。
而在「衡陽攻城戰」中,日軍競投入五個師團。一個獨立旅團和一個重砲兵部隊,曠日持久達四十七晝夜;而傷亡人數,竟在上述諸役傷亡總數三倍以上,無怪乎日軍視此一戰役為「苦難的戰役」。
由於日軍在衡陽一戰中損失慘重,致使日本方面為了維護其「皇軍」在華戰無不勝的神話;對戰役的真相多有隱瞞,致使日本國內很多人不知道有衡陽這個地方。
衡陽之戰,日軍原擬定三日之間結束,而實際卻延宕了四十七天,所以日方也不得不承認此戰「嚴重妨礙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日程」。
衡陽戰役結束後,敵人整備了將近一個月,才重新發動攻勢。
當時的重慶《掃蕩報》在評論中這樣寫道:
「就時間算,衡陽阻敵四十七天;若就消耗敵實力,挫折敵銳氣算,衡陽阻敵何止四十七天!……若無衡陽之守,也許敵寇更要猖獗。衡陽之戰的價值,不僅在於延宕敵寇打通內陸交通線時間,且有助於黔邊戰局的轉捩。」
該報評論又寫道:「因為衡陽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築餘暇。這種要塞雖沒有收到效果,但衡陽之固守,使敵入感到中國軍隊之堅強;又加之桂林之地形,與要塞之堅固,使他們停止於大榕江興安一帶,達四十日,以待補充。
因為敵人怕兵力火力不夠,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氣,所以須補充完整,方敢前進。假使不是衡陽之手,以挫敵人銳氣,敵人不必補充,大膽長驅直入。那麼,敵人侵入貴州,當提早三個月,那是敵人更要猖獗。
是衡陽之守雖僅四十七天,而大榕江興安四十天之停留,亦是方軍長之餘威。在軍事上爭取三個月時間,是如何的大功勛呢?」
對日戰場上的國軍
衡陽一役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劇了日本內閣的危機。由於衡陽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逐漸達到極限」。
民國三十三年(1944)七月十六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第二次總攻再度挫敗時。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松井太久郎)中將來到長沙第11軍司令部,傳達大本營要求儘快攻佔衡陽的命令,並力勸(橫山勇)將其主力投入衡陽。
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焦頭爛額,日本國內對一身兼任首相、陸相和參謀總長的(東條英機)極為不滿;東條深盼陸軍在中國戰場表現成績,以維持他的統治地位。如果衡陽之戰繼續膠著,他的內閣就岌岌可危。
此時,由於太平洋上的塞班島失陷。再加之日軍攻佔衡陽繼續受挫,七月十八日,東條終於被迫辭職下台。正如時文所稱:
「衡陽駐軍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態,展開抗戰史中最光榮之一頁,相持四十八日(按實際四十七日)不徒予後方以從容佈置之時間,且使太平洋美國毫不顧慮而取塞班島。東條內閣窮於應付而急遽崩潰。」
第二、衡陽保衛戰鼓舞了全國同胞的抗戰信心,展示了中國人反抗外來侵略、捍衛中華民國民族獨立的愛國主義精神。
當時重慶的《掃蕩報》給衡陽守軍的致敬書中這樣寫道:
「這四十天來,敵寇不斷用強大的兵力猛擊你們;甚至濫用毒氣,做出不齒於人類的野蠻事。而你們裝備劣勢,給養不足,援軍接應困難,負傷缺乏醫藥,各種條件都不如敵人。
你們用血肉抵檔敵人的砲火,用血肉保衛祖國的名城,給四萬萬同胞吐了一口悶氣!有了你們這一戰,才覺得做中國人是最高貴的。後方的同胞對你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說不盡的崇敬!」
當時的重慶《大公報》也發表社論稱道:
「衡陽雖以陷落敵手,衡陽守軍的戰績尚在!衡陽四十七天是索得敵軍巨大的代價,衡陽四十七天是在明恥教戰。全國人都應慚愧對國家太少貢獻;
而凡是中華軍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決心與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陽守軍,我們以為衡陽之戰貢獻至大,不僅向敵人索取了代價,也給中國軍人做了榜樣。」
《救國日報社》在自己的社論中也這樣寫道:
「抗戰八年,戰死疆場之英雄烈士,至少數十萬人;而保衛國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數;但其對國家貢獻之大,於全局勝敗有決定作用者,當為衡陽守軍。」
對守城的中國國民黨第十軍頑強作戰的精神,連日方也嘆為觀止,稱:
「敵人之首將方先覺將軍為一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四個旅;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因而,在「苦難的衡陽戰役」結束後,日大本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抗戰勝利後,南京政府把衡陽定為「抗戰紀念城」。
民國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日,衡陽抗戰紀念城在嶽屏山頂舉行了命名奠基典禮時,蔣公 中正在所頒「訓詞」裏說:
「我第十軍殘餘部隊,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歷時四十八日之久,此為全世界稀有之奇績,而我中華固有道德之表現與發揚,亦以此為最顯著。」
國軍將領白崇禧也在題辭中寫道:
「民族聖戰,喋血湘衡,精忠報國,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聞名,金城永固,葆以光榮。」
中國國民黨元老張群在題辭中寫道:
「八年抗戰,重固金湯,正義克申,上格蒼蒼。勒此負瑉,永志勿忘,為民族範,為國家光。」衡陽保衛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評析
齊 輝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而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廣大中國國民黨將士
前 言:衡陽保衛戰中如果說:民國六十七年(1978)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史學界衝破重重阻力,對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作了愈來愈多的研究;並且出現了愈來愈多的符合歷史實際的評價、甚至是謳歌的話;
那麼,在對抗戰後期中國國民黨正面戰場上的一次重大戰役——長衡會戰中「衡陽保衛戰」的研究仍涉及甚少。
在整個抗戰時期,衡陽儘管不像上海、武漢、廣州、長沙等大城市那樣聲名顯赫;然而,拂去歷史的塵埃,我們可以驚異地發現,衡陽這座城市在抗戰中實在佔有很重要的一席。衡陽,稱得上是一座當之無愧的「抗戰名城」。
抗戰時期著名的國軍報刊《掃蕩報》曾在社論中這樣寫道:
「衡陽,這一度成為全世界注視中心的城市,在我們的抗戰史中,曾佔有輝煌之一頁。提起衡陽,稱得上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國外,這個城市與中國軍隊英勇善戰的英名永遠流傳。」
當然,給衡陽帶來如此盛譽的,是方先覺將軍率領的國民革命「第十軍」官兵,為保衛衡陽而進行「四十七天」浴血奮戰的英雄壯舉。
本文試圖就《衡陽保衛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討;一則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使衡陽的抗戰精神重放異彩,激勵後人;二則在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之際;
謹以此文——祭奠那些長眠在衡陽這塊血沃土地上的中國國民黨第十軍將士,使生者無愧、死者安慰。
正 文
一、民國三十三年(1944),日軍為了逆轉它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厄運,「內心極度焦灼」的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大將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陸作戰」的設想,並得到了天皇裁可。
後來日大本營遂將此作戰命名為「一號作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號作戰」的主要內容是先攻佔平漢鐵路之南段,進而打通湘桂及粵漢鐵路兩線;摧毀中美空軍基地,防止美國B—29重型遠程轟炸機對日本本土的空襲。
日軍稱這次作戰「確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規模最大的一次一連串的大軍作戰。」這次作戰,無疑也是已成強弩之末的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跳」。
展閱大陸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史著或教科書,在論及豫湘桂戰役即日本的「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時,對國民黨正面戰場抵抗的評價,往往都說成是「大潰敗」。
但從具體的局部的情況來看,衡陽一戰則實屬「例外」。衡陽這一地方,戰略位置極為重要。
民國三十三年(1944)八月十二日,一篇社論就曾經談道,衡陽:「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得失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的隔斷,和西南大後方受到直接的威脅。」
衡陽的飛機場是我國東南空軍基地,和西南空軍基地之間的中間聯絡站,倘若失去就使得辛苦經營的空軍基地歸於無用;從福建建甌空襲日本的門司,飛行距離為1,425公里,從桂林去空襲則要延長到2,220公里。
衡陽位於湘江和耒水合流處,依靠這兩條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輸出的稻穀三千萬石,還有豐富的礦產於此集中。這些對大後方的軍食民食和軍事工業是極端重要的,倘若失守會加深大後方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卻給了敵人以『以戰養戰』的可能性。
這篇社論繼續談道:「英美人士對於衡陽戰役亦抱著很大的擔心」。他們指出:衡陽比長沙更為重要。他們憂慮:如果衡陽失守,戰爭將會延長。他們憂懼大後方的經濟危機。
由於衡陽一地戰略位置的顯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所必須奪取的目標,所以重慶國民政府方面和蔣中正本人對衡陽一戰也甚為關注。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晚,蔣中正親自打電話給駐守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說:「此次會戰關係國家民族存亡,衡陽得失尤為此次勝敗關鍵,希望安心死守,餘必督促陸空助弟完成空前大業。」
可見,衡陽一戰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見一斑。
衡陽守軍的頑強抵抗,使得衡陽保衛戰最終演繹成《豫湘桂會戰》,乃至成為整個抗日戰爭後期最大的一次戰役。
二、如果我們不只局限於「豫湘桂會戰」,而把眼光放到整個抗日戰爭中去,溯渚史實,我們就會發現,衡陽保衛戰是全面抗戰八年之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人數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爭奪戰。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衡陽保衛戰打了四十七天,聞名於世的「台兒莊大捷」打了十四天,「第三次長沙會戰」打了四天。當時都是三面受敵,後方補給線始終暢通,外圍應援友軍展開反包圍,取得內外夾擊之效果。
非如衡陽之四面被包圍,孤軍奮戰。正如當時的新聞界評論道:「彈丸之地的衡陽,縱橫不過數十里,陸上有強敵四面包圍,空中有砲彈毒氣燒殺,處此危城,堅強的守了四十七天,真是不容易。」
又有新聞評論寫道:「衡陽孤軍打了四十七天,這是一個世界共知的事實。」從敵我雙方傷亡的數字來看,當然,守備衡陽的國軍第十軍只有七個團及配屬的暫編第五十四師一個營,共約18,000人之兵力。
從六月二十八日,敵人發動對衡陽的第一次總攻,一直到七月底,經過一個月餘的戰鬥,第十軍傷亡非常慘重。軍部直屬部隊已傷亡三分之二,預備第十師傷亡90%,第三師傷亡70%,第一九零師僅剩四百餘人;
各級軍官幾乎全部傷亡,每一次戰鬥均要連升數個營長、連長。例如:在「五桂嶺」爭奪戰中,第三師的第八團半天之內晉升五個營長,均先後陣亡。
當時受傷官兵很多。因無醫藥治療,不少輕傷官兵自動重返火線,即使傷不輕且還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願意留在陣地中。至衡陽保衛戰全部結束時,參加守城的國軍第十軍將士約18,000人,死傷15,000餘人,其中陣亡7,600人。
由此看來,在衡陽保衛戰臨近尾聲時,軍長方先覺與四位師長聯名給 蔣委員長發出的最後一電文,稱「我軍官兵傷亡殆盡」,實在不是誇大之辭。
當時,圍攻衡陽的日軍第11軍68師團和116師團,後因遭受我守城部隊的英勇抗擊,均傷亡摻重。敵第3、13、27、34、40、58等六個師團,抽調大批部隊增援,共計十餘萬人。
據日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資料記載,日軍從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日,這段時間內傷亡軍官798人,士兵19,286名。
七月二十日以後,資料上只載有約計傷亡9,100餘人字樣,並無確切數目,也未分別官兵。
根據以上數字,得知日軍攻佔衡陽的傷亡人數共在29,000人以上,為我傷亡人數之一倍。由於日軍的傷亡之慘重,致使「衡陽戰役,真相被當時日本軍方隱瞞,致日本國內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衡陽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衡陽市區呈長方形,東西寬約五百公尺,南北長約一千六百公尺,總面積約為一平方公里左右。在這如此狹小的地帶,雙方激戰達「四十七晝夜」之久,且傷亡人數高達44,000人以上;這不僅在「豫湘桂會戰」中,而且在整個八年抗戰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看戰役的激烈程度、殘酷性和慘烈性:
在長達四十七天的衡陽戰役中,日軍總共向衡陽城區發動了三次總攻。在第一輪總攻中,日機不斷前來轟炸,並大量投燃燒彈。當時衡陽城區成一片焦士,殆無房屋可供燃燒。
縣政府附近之野戰醫院收容傷患官兵中,有七百餘名被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其幸存未死傷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斷牆下、炸彈坑中、破防空洞與臨時掩蔽體中存身。
醫務人員因無衛生材料,對傷患無法按時換藥;只能用鹽水洗滌傷口,再用破布廢紙敷蓋而已。天熱蒼蠅太多,傷口因感染而發炎、化膿、潰爛、生蛆者不可勝數。重傷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
儘管衡陽為米市,主食本應不成問題,由於日機每天濫炸,城裡一片焦土,米倉被毀,官兵乃至無以為炊;炊事人員只得於斷瓦頽垣下掘取燒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飯,佐以鹽水,供官兵充饑。
餐時,群蠅飛來爭食,揮之不去。食後,官兵多腹中隱隱作痛,且常引起下瀉,因乏醫藥,不少人相繼死亡。日軍竟然不顧國際公法,還施放毒氣。
當時,據守「五桂嶺」南端的預十師第二十八團三營,除四人還在陣地外,八十餘人皆不幸中毒死亡。
由於我軍當時防毒設備極差,且數量不夠,因而,在後來敵人施放毒氣時;官兵只能盡速以毛巾重疊,在水中浸濕後捆於面部,毛巾上剪二圓孔,露出雙眼,以能繼續戰鬥。
我守城官兵中毒部分均類似灼傷,發生水泡,大如銀元,腫高半寸,內為黃水,較小之水泡則為綠色。中毒者兩腿不能直行。
事後報請「美第十四航空隊」化學戰,情報官「湯普生」上尉詳為研究,黃色水泡系(芥子氣)所致,綠色水泡則系(路易氏氣)所致。
湯普生並相信此種毒氣為「芥子氣與路易氏氣」之混合物,由七.五釐米(7.5公分)砲彈所散佈者(見1944年7月7日重慶《大公》、《掃蕩》等報戰訊)。
日寇在進攻衡陽中所顯露出的殘酷性,連參加衡陽戰役的日軍官兵在戰後的回憶中,亦不得不承認了:
「緬甸印巴魯的作戰,南方的戛措魯卡那魯、紐吉尼亞和中國的衡陽,都是日軍高級指揮官的無能和參謀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戰場。」
儘管日軍在進攻衡陽之中暴露出他們的兇狠和殘酷,然而守城的國民革命軍第十軍廣大官兵「完全毋視戰鬥之慘酷與死亡之恐怖,已發揮同仇敵愾與團結精神之最大限。」
當時,無醫藥治療,輕傷官兵均自動重返第一線,甚至傷雖不輕尚能勉強行動者,均自願留在陣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戰鬥來麻木自己。真正的重傷者,必缺胳博或斷腿。尚能呻吟而創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
在日軍發動第二總攻期間,守軍砲彈及迫擊砲彈已消耗始盡,除留少數火砲及最後決死之幾發砲彈外,其餘火砲悉數埋入地下。步機槍彈已耗去85%。官兵傷亡,大部人槍俱毀,無法補充。
由於守軍軍屬各步兵團之迫擊砲口徑不一,有81釐米的,也有82釐米的。至七月下旬,81釐米砲彈已顆粒無存,而82釐米砲彈庫儲尚有數百發。
軍參謀長孫鳴玉將軍為求平衡第一線火力,特發動司令部幕僚,將半數的82釐米口徑砲彈「彈帶」部位,以磚石磨去其中徑17釐米,使能適合81迫擊砲發射,作最後決死之用。許多人都磨得雙手起泡,甚至流血。
方軍長出而慰之曰:「部隊官兵每一秒鐘都在流血,每一分鐘都有死亡;諸君為國效命,此其時也。」此情此景,史無前例。直到敵人發起第三次進攻,八月八日,城陷之時,因指揮系統瓦解,官兵只能各自為戰。
「斯時也,天地變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殺死一個敵人『以找回本錢』;殺死兩個便『賺一個』,並無一人退卻,亦無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時分,槍聲逐漸沈寂;四十七個晝夜,轟轟烈烈的衡陽保衛戰,終於在幸存官兵泣血椎心的痛苦中結束!」
上述日軍的兇狠殘暴和守軍的英勇頑強,我們可以窺知衡陽保衛戰的慘烈之極。戰後日本方面戰史資料稱:
「衡陽之戰,如欲惹人矚目,可稱之為『華南的旅順之戰』。此種比喻稍嫌誇張,但稱之為:『中日八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則絕對正確。」
戰後日本的一些軍人在回憶錄中也這樣寫道:「那次激戰,不分晝夜,反覆衝殺,血肉橫飛,持續多日,據說其慘狀與日俄戰爭攻奪『203』高地時一樣。迄今為止,在我們腦子裏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抗戰勝利後,以衡陽市參議會議長楊曉麓等五人組成的「請建衡陽為抗戰紀念城」代表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呈遞的請建衡陽為抗戰紀念城文,就這樣寫道:
「竊維抗戰八年,大會戰二十二次,而相持較久,關係至巨,貢獻最大而犧牲最烈者厥為衡陽一役。……然以配合作戰,構築工事之民夫,葬身槍林彈雨中者,即達3,174名,而直接被殺傷、間接因饑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8人,燒毀房屋45,697棟;
推毀大小工廠183家;荒廢田土375,000餘畝,損失財產82,204億餘元,論功位於蘇聯斯大林格勒,破壞程度比緒德之漢堡,尚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以故中央宣慰史劉文島;美大總統代表哈裏遜等,先後蒞衡視察,鹹言災害慘重,甲於全國,載諸報章,共聞共見。」
從以上事實,我們得出:衡陽保衛戰是全面抗戰八年之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官兵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城池爭奪戰。這樣一個結論,是大不為過的。
三、衡陽保衛戰最後以城陷失敗而告終,然而其歷史作用卻是巨大的
第一、它沈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大大延緩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的步伐進程;加劇了日本內閣的危機,並最終導致了東條內閣的垮台。
衡陽保衛戰中,敵人傷亡慘重,其中「以京都、大阪為中心的兩個師團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由於國軍利用地形,建築了堅固的工事,比日軍戰死的人要少得多;大約是日軍的1/3左右」,我第十軍將士確已向罪惡的侵略者索取了三倍以上的代價。
因此,衡陽之戰,「在我雖敗猶榮,在敵雖勝不武」。
在此之前,日軍攻佔到星州和馬來西亞,傷亡卻只有1,289人,掃蕩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三個師團另一個旅團,損失了2,624人。
而在「衡陽攻城戰」中,日軍競投入五個師團。一個獨立旅團和一個重砲兵部隊,曠日持久達四十七晝夜;而傷亡人數,竟在上述諸役傷亡總數三倍以上,無怪乎日軍視此一戰役為「苦難的戰役」。
由於日軍在衡陽一戰中損失慘重,致使日本方面為了維護其「皇軍」在華戰無不勝的神話;對戰役的真相多有隱瞞,致使日本國內很多人不知道有衡陽這個地方。
衡陽之戰,日軍原擬定三日之間結束,而實際卻延宕了四十七天,所以日方也不得不承認此戰「嚴重妨礙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日程」。
衡陽戰役結束後,敵人整備了將近一個月,才重新發動攻勢。
當時的重慶《掃蕩報》在評論中這樣寫道:
「就時間算,衡陽阻敵四十七天;若就消耗敵實力,挫折敵銳氣算,衡陽阻敵何止四十七天!……若無衡陽之守,也許敵寇更要猖獗。衡陽之戰的價值,不僅在於延宕敵寇打通內陸交通線時間,且有助於黔邊戰局的轉捩。」
該報評論又寫道:「因為衡陽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築餘暇。這種要塞雖沒有收到效果,但衡陽之固守,使敵入感到中國軍隊之堅強;又加之桂林之地形,與要塞之堅固,使他們停止於大榕江興安一帶,達四十日,以待補充。
因為敵人怕兵力火力不夠,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氣,所以須補充完整,方敢前進。假使不是衡陽之手,以挫敵人銳氣,敵人不必補充,大膽長驅直入。那麼,敵人侵入貴州,當提早三個月,那是敵人更要猖獗。
是衡陽之守雖僅四十七天,而大榕江興安四十天之停留,亦是方軍長之餘威。在軍事上爭取三個月時間,是如何的大功勛呢?」
對日戰場上的國軍
衡陽一役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劇了日本內閣的危機。由於衡陽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逐漸達到極限」。
民國三十三年(1944)七月十六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第二次總攻再度挫敗時。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松井太久郎)中將來到長沙第11軍司令部,傳達大本營要求儘快攻佔衡陽的命令,並力勸(橫山勇)將其主力投入衡陽。
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焦頭爛額,日本國內對一身兼任首相、陸相和參謀總長的(東條英機)極為不滿;東條深盼陸軍在中國戰場表現成績,以維持他的統治地位。如果衡陽之戰繼續膠著,他的內閣就岌岌可危。
此時,由於太平洋上的塞班島失陷。再加之日軍攻佔衡陽繼續受挫,七月十八日,東條終於被迫辭職下台。正如時文所稱:
「衡陽駐軍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態,展開抗戰史中最光榮之一頁,相持四十八日(按實際四十七日)不徒予後方以從容佈置之時間,且使太平洋美國毫不顧慮而取塞班島。東條內閣窮於應付而急遽崩潰。」
第二、衡陽保衛戰鼓舞了全國同胞的抗戰信心,展示了中國人反抗外來侵略、捍衛中華民國民族獨立的愛國主義精神。
當時重慶的《掃蕩報》給衡陽守軍的致敬書中這樣寫道:
「這四十天來,敵寇不斷用強大的兵力猛擊你們;甚至濫用毒氣,做出不齒於人類的野蠻事。而你們裝備劣勢,給養不足,援軍接應困難,負傷缺乏醫藥,各種條件都不如敵人。
你們用血肉抵檔敵人的砲火,用血肉保衛祖國的名城,給四萬萬同胞吐了一口悶氣!有了你們這一戰,才覺得做中國人是最高貴的。後方的同胞對你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說不盡的崇敬!」
當時的重慶《大公報》也發表社論稱道:
「衡陽雖以陷落敵手,衡陽守軍的戰績尚在!衡陽四十七天是索得敵軍巨大的代價,衡陽四十七天是在明恥教戰。全國人都應慚愧對國家太少貢獻;
而凡是中華軍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決心與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陽守軍,我們以為衡陽之戰貢獻至大,不僅向敵人索取了代價,也給中國軍人做了榜樣。」
《救國日報社》在自己的社論中也這樣寫道:
「抗戰八年,戰死疆場之英雄烈士,至少數十萬人;而保衛國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數;但其對國家貢獻之大,於全局勝敗有決定作用者,當為衡陽守軍。」
對守城的中國國民黨第十軍頑強作戰的精神,連日方也嘆為觀止,稱:
「敵人之首將方先覺將軍為一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四個旅;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因而,在「苦難的衡陽戰役」結束後,日大本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抗戰勝利後,南京政府把衡陽定為「抗戰紀念城」。
民國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日,衡陽抗戰紀念城在嶽屏山頂舉行了命名奠基典禮時,蔣公 中正在所頒「訓詞」裏說:
「我第十軍殘餘部隊,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歷時四十八日之久,此為全世界稀有之奇績,而我中華固有道德之表現與發揚,亦以此為最顯著。」
國軍將領白崇禧也在題辭中寫道:
「民族聖戰,喋血湘衡,精忠報國,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聞名,金城永固,葆以光榮。」
中國國民黨元老張群在題辭中寫道:
「八年抗戰,重固金湯,正義克申,上格蒼蒼。勒此負瑉,永志勿忘,為民族範,為國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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