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商祖」白圭
凈園財經 中國歷代財經風雲人物系列之四
談到白圭，有的朋友可能不是太了解，這個白圭不是秦國的大將白起，白起與王剪、廉頗、李牧並稱戰國四名將，兵聖，白起幾乎是常勝將軍，一生攻城無數，殲敵百萬。
白圭比白起大概要早30多年，約生於公元前370年，卒於公元前300年，周國人，曾在魏國為相，商界的人都知道，白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商租，其在商界聲譽與範蠡、子貢齊名。司馬遷稱他為「治生之祖」，《漢書》中認為白圭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
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
這句話顧名思義，就是別人不要的東西我要，別人需要的東西我給。一般情況下，「人取我與」這個比較好理解，也是經濟發展的理想模式，需求導向型經濟。「人棄我取」就不太好理解了，按照現在的話來說，這種投資是有風險的，市場明顯疲軟的情況下，仍然大量買進，需要相當的投資魄力和戰略眼光，這種產品一般應是資源型、基礎性大宗貨品，且有一定的消費周期性。
秦末的邊境有一個叫督道縣的縣城，是一個駐軍城鎮，糧食儲備充足，軍餉堆滿倉庫。漢朝軍隊達到鹹陽腳下時，督道縣駐軍及地方官員聞風喪膽，倉皇出逃，不戰而敗。城池一度陷入無政府狀態。民眾及盜賊混雜在一起，將國庫打開，金銀財寶被洗劫一空，唯獨滿倉黃陳澄澄的糧食無人問津。俗話說亂世黃金，兵荒馬亂年代，人們四處逃難，住無定所，朝不保夕，金銀顯然是硬通貨，人們洗劫金銀財寶是情理之中的事。
當時有督道縣一個姓任的倉庫管理員，卻獨具慧眼，心想，人不分國別、男女老少都得吃飯吧，誰當政了，也不能只靠空氣和陽光。於是，他和家人披星戴月，將附近倉庫裏的糧食一車一車拉回家，埋藏在地窖裏了。不久，秦朝滅亡，許多人從外面流浪歸來，當地糧食短缺，任氏向市場投放大量的儲糧，結果發了大財，當初那些被席卷而去的金銀財寶，悉數流向任氏的賬戶上了。
這個例子就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的經典案例。白圭就是這個著名理論的構建者與踐行者。
戰國與秦朝之交，許多商人經營珍寶奇玩等奢侈品，比如呂不韋的父親就說做珠玉寶石買賣是百倍利潤，此外經營鹽鐵等國有資源也非常能賺錢，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提到範蠡的學徒猗頓，就是靠經營鹽池發財的，邯鄲的郭縱靠冶煉鐵礦石致富，都是富可敵國。
秦朝巴郡縣有一個寡婦叫清，祖上留下了朱砂礦的產業，她經營有方，將家業發揚光大，名聲之大，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裏，受到了秦始皇的接見，並為她修建了「女懷清臺」的築臺。
猗頓、郭縱、寡婦清等人的致富之路是投資當時支柱型產業和基礎資源型產業，屬於商業的主流範式。白圭則不同，他另辟蹊徑，最後殊途同歸，更顯其智慧與商業眼光。
白圭樂觀時變 助戰平糴法
李悝是戰國魏文侯時的魏國宰相。他對魏文侯說，國家應實行平糴法來穩定糧價。這需要謹慎觀察每年的糧食收成。一般豐年可分為上中下三等，饑年也可分為上中下三等。國家應該在豐年的時候，從民間收購糧食，百姓手裏一般有100石就足夠生活了，到了荒年的時候，國家要開倉售糧，小饑之年就發售小豐之年收購上來的糧食，中饑之年就發售中豐之年收購上來的糧食，大饑之年就發售大豐之年收購上來的糧食，這樣百姓的糧價就能穩定，國家還能從中有些利潤，即使遇到水旱等天災，米價也不會太貴，百姓就不會背井離鄉，魏國實行這個製度有一定可以富強。
李悝的平糴法到了漢宣帝時代被正式設置為常平倉製度，可見其影響力之大，其實直到今天，平糴法仍然適用，國家進行資源儲備和糧食儲備，以穩定市場，成了經濟穩定發展的必備的戰略性手段。比如前一段時間全球石油天然氣價格飆升，美國數次向市場投放原油平抑油價。
平糴法是利用國家幹預的手段來穩定大宗商品物價，是強化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相應的，就會擠壓市場自行調節物價的空間，糧食本身起到了一種類貨幣調節的作用，一旦失效，將會對經濟造成沖擊。
白圭出奇招，一定程度上助推平糴法功效，因其完全是市場自主調節，形成了對平糴法非常有效的補充與調節。白圭的一切商業活動都取決於市場觀察及收成，他經營的思路概括為兩句話，叫作「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就是說，每年秋天，糧食豐收大量上市，價格比較低廉，白圭大量買進；同時，把在秋冬農閑季節裏農民、手工業者需要的蠶絲、漆等原材料賣出去。到了春天，春蠶大量上市，蠶絲價格比較低廉，白圭又大量收購；這時是糧食青黃不接的季節，白圭再把去年買的糧食拿出來賣。這是「人取我予」。白圭與李悝做法不同的是，李悝手裏只拿著一只球在拋不落地，而白圭手裏拿著兩三只球同時在拋卻不落地，技藝更高一籌。
豐年和荒年的商機是如何研判的呢？白圭主張「樂觀時變」，就是以積極的態度去研究和把握經濟起落和市場瞬息變化。他繼範蠡之後總結出了一套農業經濟循環理論和豐歉的規律：「大陰在卯，穰；明歲衰惡。午至，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
白圭把12年劃分為一個周期，結合五行理論，他認為每三年將會出現一次農業收成的起落。比如，前三年風調雨順，後三年往往是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年之後又是大澇，澇年過後才是好景。白圭根據這一預測規律，瞅準商機，走上了致富之路。
薄利多銷 為富當仁
現代人對商人的理解是唯利是圖，傳統文化中的古代商人卻遠非現代人定義的那樣。白圭是個十分追求商業規範和仁義道德的人。
司馬遷用12個字道出了白圭安身立命的經商原則，這12個字是：「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
什麽意思呢？就是說啊，商人經商從長期性投資來看，不需要追求高投資回報率，比如說，賣口糧，就可以經銷質量稍差一點的谷物，因為只是填飽肚子，達到溫飽，貨品不是最優價格就低廉一些，普通百姓就能買得起，受惠面廣。如果經營的糧食是用來作為莊稼種子，就不一樣了，一定要選優良品種出售，這樣農業就會有保障，最基本的國計民生就有了保障。白圭在這裏區分了生活性消費和生產性消費，糧食並非奢侈品不需要做成皇宮裏的貢品一樣，既擡高了物價，百姓還買不起，但生產性消費，關系到第一產業農業生產盛衰的大問題，就不能用次級品種簡單替代。
白圭經營思想樸實、做買賣務實，薄利多銷，不謀暴利，為富當仁，既考慮到國家層面的長治久安，又兼顧平民百姓的實際消費能力。事實證明，白圭的仁商之道，收效甚好，滿足了更多的需求，推動了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時也加快了資金周轉，促進了商品流通，利潤自然源源不斷。
司馬遷說，「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是說，貪婪的商人往往只能獲利三分，而廉正的商賈卻反而能獲利五分。正是天道不偏不倚啊！
潔身自好 與仆同樂
白圭經商善於總結經驗，他說，經商就要象政治家伊尹、呂尚那樣善於謀劃，又要象軍事家孫子、吳起那樣智勇善戰，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樣果斷，他還總結了經商四字箴言，即「智、勇、仁、強」，抓住商機應象猛虎和雄鷹撲食那樣發自本能的果敢與勇毅。
漢景帝時代，皇上采用了晁錯的削藩建議，從而激化了諸侯爭霸的矛盾，吳王劉濞發動七王叛亂，聲勢浩大，皇權岌岌可危，漢景帝迫不得已將晁錯殺了，以期與叛軍求和解圍，但吳王劉濞依舊乘勢擴張，漢景帝派大將周亞夫平判，要求列侯貴族們隨軍出征，一時間，長安城內萬人空巷，列侯封君們四處籌款以備戰事，但是，投資商們沒有一個看好西漢局勢的，紛紛關門不放款。
長安城內有個叫無鹽氏的人，比較有錢，反其道行之，公開表示願意向列侯封君們放款，條件是利息為10倍，王公貴胄們迫不得已也只好用封地抵押來貸款，其實，如果漢景帝戰敗，封地也是劉濞的戰利品，哪裏還能質押啊。但無鹽氏的智慧與果敢就表現這裏，3個月後，周亞夫平亂成功，無鹽氏如期收回本金，10倍的利息也納入囊中。這個故事恰恰能佐證白圭四字箴言商道的價值所在。
白圭雖身為富豪，卻能始終勤儉持家，並且能善待仆侍，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司馬遷稱贊他說：「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寥寥數語，談起來輕松，真正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錢之後，窮奢極侈、為富不仁者大有人在，自視高人一等、目中無人者眾，誰能象白圭那樣用度節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呢？
家累千金、商海拔萃卻能戒驕戒躁，這樣的高凈值人士，還能與仆同樂，這不正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商賈的優良品質嗎？白圭所言所行不愧為一代商聖，值得今天的人們深思。
白圭治水的故事
隔行如隔山，經商之外的人對白圭不甚了解這可以理解，但大家對「千裏之堤，潰於蟻穴」這個成語應該不陌生，這個成語出自《韓非子•喻老》，意思是千裏的堤壩，看起來非常牢固，但往往會因為小小的螞蟻洞穴而崩潰掉，成語警告我們處理事情要有見微知著的遠見，常備防微杜漸的誡勉之心，才能夠防患於未然，避免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千裏之堤，潰於蟻穴」符合事物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規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不積跬步無以成千裏，說的也是積少成多的道理，成功與失敗往往隱匿在事物的不經意的細節中。
商聖白圭曾在魏國有一段治水防災的故事，見證的就是「千裏之堤，潰於蟻穴」這個成語所蘊含的深刻道理。
魏惠王時期，魏國都城大梁靠近黃河，因而經常患水災，白圭時任魏國宰相，就派人去治水。白圭治水獨具一格，他派人到城外堤壩那，專門尋找螞蟻洞穴，沿著河壩一直找下去，凡是看到有蟻穴的，就把裏面的螞蟻弄死，再把小小的洞窩堵上，這能起什麽作用呢，人們一開始都懷疑白圭是不是在做無用功，但奇怪的是經他這麽一治，水患居然消失了。原來白圭事先做過細致的調查，發現螞蟻洞是導致大壩潰敗的首犯元兇，小洞多了連成一片時，發水是就會導致決口破堤。
白圭治水看似輕而易舉，舉手之勞，實則不然，即便是蟻洞，也要勤查勤補、不辭勞苦，無法一蹴而就，要想長治久安就得警惕心常備，重視落實細節，同時故事還告訴我們在所謂的自然災害面前，人類更應該學會要敬畏自然、尊重規律。「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便是白圭治水心得，後世逐漸將其延伸演繹為處世哲理名言。
白圭在魏國治水獲得巨大成功，福澤一方，魏國後來政治不太清明，白圭不居亂邦，以旅遊的名義潤到中山國和齊國，這兩個國家的統治者想把白圭留在自己的身邊，白圭婉言謝絕了。很多人不理解，認為白圭放著高官厚祿不做，四處野遊，不是自絕前程嗎？
白圭說出了五個理由，人們聽後心服口服，認為白圭的確不是一般人，他的遠見卓識普通人趕不上。白圭說：「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盛典之事，是國家信用衰弱的表現；他們疏於維護自己的聲譽，國家信譽已經縮水了；不講仁愛，人情自然就冷淡；路上的行人沒有幹糧，居家者物資不足，國家財政捉襟見肘了；自己不能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又沒有一套良性的人事任用製度，靠誰來建功立業呢？一個國家出現這五個跡象，一定會走向衰敗和滅亡。」
白圭走到秦國時，不滿商鞅重農抑商的政策，同時反感商鞅重典治國的嚴苛手段，治國興邦的理念完全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白圭對從政心灰意冷。上帝在關閉一扇門的時候，總會打開打開另一扇門。沒想到，白圭後來在商界獲得了巨大成功，被司馬遷譽為經營民生的鼻祖，他的很多經營思想成為後世研磨學習的經典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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