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第一儒商”子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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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大约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春秋末年卫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善于经商,同时也是外交奇才。

子贡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国。

子贡善经营贸易,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记载。后人称子贡为中国儒商的先祖。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一个儒商的先祖,这似乎难以理解。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的呢?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人弃我取 人取我弃”

史籍记载了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

史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这必须要具备更为深远的商业眼光和投资勇气,财神范蠡也有这方面的商业思想,他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子贡的“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也是这个意思。

现代股票价值投资者也通常是在低价时买入,逢高卖出。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就是长期秉持“价值投资”理论,挑选优秀的企业,在股价较低时买入。

子贡很会抓住生意机会,就连孔子也不否认,《论语•先进》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回也奇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孔子讲颜回是贫民,一辈子就是穷,端木赐,即子贡,不服命,做买卖,很能了解市场行情,经常成功,回报率很高啊。

当吴越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棉以御寒,使丝棉紧缺价格走高。聪敏的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棉到吴国贩卖,这一“价格差”让他捞得“第一桶金”。

此外,子贡还首开了“跨国公司”之先河。据《史记》记载,他“鬻财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他发现各国权贵皆以佩戴珠宝为时尚,就大量制造贵重佩饰搞“跨国营销”,赢得盆满钵满。

就这样,子贡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贱买贵卖从中获利,预判商情正确率十有八九,加上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成为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巨商。

中华儒商第一人

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中,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范蠡排首位。人称“范蠡事业,端木生涯”。《论语》记载孔子与弟子对答,仅子贡一人达三十四次之多,超出其他任何一位弟子。

子贡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的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匿人之恶,以“温、良、恭、俭、让” 的传统美德为人生内在尺度,谦虚自律,克己扬人, 将“仁、礼、义” 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在商言商、在政言政。他博学多才,洞察时事,家累万金,被认为是“中华儒商第一人”,堪称儒商楷模。

子贡发家致富后,著书立说,广施仁德。《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赔偿。其仁德之心可见一斑。“中华儒商第一人”的挂冠当之无愧。

资助孔子传播儒家思想

子贡的一大贡献是对孔子学说与思想的积极传播。子贡是如何传播孔子思想的呢,他有他得天独厚的优势,别人比不了,也没有可比性。

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因为和鲁国当政者政见不一,而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学子几十人,先后到过卫、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十四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尽管在古代,旅游也是烧钱的活,何况是国际旅游,就算是没有导游和黑店强买强卖,最起码吃住行要花钱,办学也要花钱吧。这钱都是谁出呢?当然是子贡。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七十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而且孔子能够名扬天下,原因就是因为得到了子贡的资助。换句话说,孔子14年游学搞科研、学术传播和办教育,都是子贡给无偿赞助的,这其中包括学术活动经费和交通费、食宿费、宣传费、材料费等一切。如果子贡不是从内心赞同孔子的思想,能做的到吗?

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不象现代社会,将教育商业化,讲投资回报,或是干脆利用名人效应大力推销自己的品牌,甚至搞直播带货。子贡没有这样做,只是为孔子的学术传播做奉献,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

尊师崇道的孔门高徒

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诚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子贡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最尊重孔子的学生。

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可能是颜回,颜回深得孔子之道,换句话说,颜回的思想最切合孔子的安贫乐道、顺乎自然的思想,但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为悲痛,竟说“天要亡我啊。”足见孔子之痛心。

当然孔子内心深处对所有弟子可能都是十分关切和喜爱的,这也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的展现。《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孔子叹憾礼崩乐坏,其声也哀,师生二人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此后七日,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当时标准的服丧就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至臻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

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要机敏。加上子贡又是个大富豪,名声在外,江湖上就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比如,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马上回答说:“孔子就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

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赞美道:“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

《论语•子张》里还记载着,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诋毁孔子,被子贡当庭驳斥的故事。孔子过世后,叔孙武叔在朝廷中说:“子贡比孔子还要贤能啊。”鲁国大夫子服景伯将这话告诉给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有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边宗庙的雄伟堂皇。武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子贡的尊师重道,维护孔子的地位与尊严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这倒不只是子贡的谦虚,而是他对儒道儒学的尊崇和追随,从而能够体悟到师道尊严的内在涵义。子贡内心的确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知晓孔子道学的渊深,才能说出这番话来,这和表面上的谦虚还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