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著名大臣虞世南有段膾炙人口的論述，將漢武帝的一生功績做了精采概括：「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文中的「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是指漢武帝在內政方面做了重大調整，有著非凡的意義。

推恩令 削強藩勢力

西漢建立後，國家實行的是郡縣制和分封制相結合的制度。但是劉邦對異性諸侯心生猜忌，在一個個清除的同時，又大封劉姓諸侯王，以鞏固漢家天下。分封制雖能起到拱衛皇權的作用，但諸侯王的勢力越來越大，對中央政權構成了強大的威脅。景帝時期，晁錯提出「削藩」，縮減諸侯封地，卻激化了諸侯與天子之間的矛盾，引發「七國之亂」。雖然叛亂被平息，但各諸侯國的勢力依然不可小覷。

武帝即位後，為了實現大一統的目標，必須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各諸侯的勢力。此時，主父偃提出「推恩令」。「推恩令」的內容是：諸侯王除了將王位傳給嫡長子繼承，還可以用「推恩」的形式，也就是廣布恩惠，讓其他兒子也能在本侯國內分封。

詔令頒布後，梁王劉襄和城陽王劉延率先上書請求推恩，武帝下詔批准。其他諸侯王也相繼上書，請求朝廷允許推恩。諸侯國的封地雖然變小了，但還能夠向朝廷交納貢賦，也足夠供養祭祀，仍然起到輔佐中央政府的作用。最實質的意義是，王侯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威脅到天子了。「推恩令」的實行，使原來獨立的地方王國，自動地將權力上交給了中央朝廷。此後，地方的王與侯僅僅享受物質上的特權，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稅，但是沒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權。

此外，武帝還頒布了附益法、阿黨法，即與諸侯們勾結、為他們謀求利益者都要受到嚴懲。如此，諸侯對中央政權的威脅逐漸消除。

抑相權 設內朝

武帝的朝廷組織結構，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那就是中朝（內朝）的設置，形成了中外朝並存的局面。內朝，是侍中、尚書等官員組成的決策機構，能夠隨侍皇帝左右並在宮裡辦公；外朝，就是由丞相率領的三公九卿組成的文武官員體系。增設內朝，主要是出於抑制漢初以來丞相權力過大而做出的變革。

武帝即位後，先後有兩位皇太后的貴戚竇嬰、田蚡當上丞相。特別是田蚡很驕橫，提出的建議皇帝都要聽從，還要求官府的地給他擴建私宅。鑑於此，武帝開始有意削減相權，取消了丞相的「除吏權」，並改變列侯拜相的傳統。元朔五年，武帝任用平民出身的老儒生公孫弘做丞相，之後再封他做平津侯，改變皇權旁落的局面。

同時，武帝還設立了特殊的內朝，匯集一批有才之士，輔佐自己實現大一統的志向。方式是，當皇帝和外朝大臣在政見上有分歧時，內朝官員便出面與外朝辯論，從而推行皇帝的執政理念。武帝也成立尚書台，擴大尚書權力，選用儒生任職，處理國家重大事務，取代了部分相權，並直接向皇帝負責。到武帝以後，內朝權力繼續擴大，逐步取代外朝的職權。

設立朝廷和地方的監察制度

武帝對政治制度的另一大變革就是加強並完善了監察體制。主要表現在：第一，在朝廷增設監察官司直和司隸校尉，強化對文武百官的監察和京城的治理；第二，在地方設置十三州刺史部，加強對地方和諸侯國的監察。

元狩五年，武帝在丞相下設置「司直」一職，輔佐檢舉違法之人。武帝晚年，鑑於巫蠱之案，於征和四年創設司隸校尉，領符節帶兵督察王公貴族。在巫蠱之案後，撤銷司隸校尉的領兵權，改為持節監察京畿地區的治安。司隸校尉的權位不高，卻直屬皇帝、直接受皇帝命令，具有相對獨立的監察權。

武帝的另一個創舉，就是設置十三刺史部，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和控制。元封五年，他將全國分成了十三個監察區，每個區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京城附近的七郡歸為一個區，仍由司隸校尉負責，其它十二個州都由「刺史」負責。

刺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強們相互勾結，對抗中央，防止重蹈同姓王犯上作亂的局面。同時，刺史也要負責向中央推薦他們認為有才幹的官吏，對於政績不好的地方官還有權罷免。

刺史的地位在當時是相當高的，相當於欽差大臣，而且是長年任職的，在地方還有自己的辦公地點。武帝在監察方面的三大舉措，大大強化皇帝對百官和地方的監察力度，也為後世所承襲。

豪強遷京師 解除地方禍亂

阻礙漢武帝實現大一統目標的三大問題是：豪強橫行、諸侯強大和匈奴犯邊。當初，董仲舒就給武帝提出抑制豪強勢力的建議。

豪強包括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依附他們的門客、類似於黑社會的遊俠等，也常常被叫做豪門、豪右等。武帝之所以要打擊他們，就是因為他們依仗雄厚的經濟實力，與不法官吏勾結，兼併土地，欺壓百姓，妨礙中央政令的推行。武帝將豪強、豪族遷往茂陵地區，既能充實京師，又能消除奸猾之徒，讓豪強禍亂自動解除。

此外，武帝還重用執法嚴苛的官吏打擊豪強。他治理國家，寬猛相濟，王霸雜用。武帝時期的「酷吏」在整個西漢時期占了絕大比例。最後，豪強勢力走向衰弱。

無論是「推恩令」還是設置刺史，包括收相權、抑制豪強，都是武帝變古創制之舉，這些舉措為他的大一統理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