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治理语言中，最常见的特征，是将控制包装为服务，将监控伪装为温暖，将治理替换为“贴心”。近日，《泰州政法》刊发的一篇名为《格格网事 | “网”住烦心事，“格”外有办法！》的文章，正是一篇典型的“温情维稳”范例。
文章讲述了若干“网格员”深入社区、关爱老人、年审公交卡、排查安全隐患的日常“善举”。乍看之下，确实是一幅和谐社会、邻里互助的美丽图景。然而，正是在这片看似温暖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一套冷峻而高效的制度机器——中共式“网格化管理”。
要理解这套制度的本质，我们必须从其起源与逻辑谈起。
一、什么是“网格化管理”？一张看不见的权力之网
“网格化管理”最早在2000年代由中共政法系统提出，初衷并非改善民生，而是应对大规模社会稳定风险。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工进城、群体性事件频发、信访压力剧增，传统的治理方式日益失效。为此，政法委主导推动“将社会切割为若干单元、责任到人、层层监督”的机制。
简单说，就是把每个社区、每个楼栋、每条街巷甚至每户家庭，纳入一个精细化的“网格”。每一个网格有专人负责——网格员。他们的职责，不仅包括民生服务，更包括舆情监测、治安巡查、重点人群排查、突发事件上报。这是中共社会维稳系统在基层最精密的“触角”。
因此，网格员从来就不是普通的服务人员，而是一个政法—综治—社区体系中“基层情报员”的角色。他们服务的不是居民，而是体制；他们面对的不是问题，而是风险；他们传达的不是温度，而是命令。
二、“贴心服务”背后的精确控制：每一项“好事”都不简单
回到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感人故事”。
在高桥社区，网格员为老人完成养老金认证，手把手教会家属如何使用手机——表面是数字鸿沟下的贴心帮助，实质却是国家对老龄人群身份、生存状态和资金流的再次“数据化”与“归档”。
在泰山社区，网格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办理公交卡年审——不仅代办材料、送卡上门，还讲解优惠政策——看似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便利，实则是一次隐形的“身份校验”和“能力评估”，为后续是否列为“重点群体”提供数据支撑。
在方洲社区，网格员走进小店排查燃气、电气安全，教店主消防知识——这些行为确实涉及公共安全，但也同时涉及对“低收入群体、个体经营者”的精准建档、排查、信息收集。一个“防火检查”的背后，是一次政治忠诚度的筛查，是对“流动人口”“易生事群体”的数据再收割。
你以为的温情故事，不过是权力在你生活每一个角落悄然驻扎。
三、谁在监控你？谁在评估你？“网格员”的双重身份
网格员看似是“社区大姐”“亲切小陈”，但他们手中却握有一套远超常规社区工作者的权限与任务：
他们会对辖区内的访民、上访家庭、异见人士、精神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定期汇报；
他们参与政法委组织的“平安建设”打分体系，要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做预警；
他们甚至可以协助公安进行“入户劝返”“上门谈话”“预防犯罪”工作。
换言之，他们是政权的“耳目”。他们每一次进门“帮忙”，背后都可能是一次“行为审查”；每一次送卡上门，都可能是一次“关系网评估”；每一次扫码登记，都是一笔数据“入库”。
别忘了，在新疆等地区，网格化管理的终极形态，是“人脸识别+智能安防+楼栋警长+邻里打分”四位一体的维稳机制。而中共目前正试图将这种高度技术化、密闭化的模式向全国复制，尤其是在江苏、河南、湖南、四川等“维稳压力大”的省份推广。
四、社区不是前哨站，居民不是维稳对象
真正的公共服务，必须建立在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的明确划分基础上。而中共的“网格化管理”，正是通过模糊服务与治理、模糊人情与指令，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穿透。它将基层社会“去自治化”，使得原本可以自主解决的社区问题，全部纳入政法系统的视野中。
当网格员成为了“便民+情报+宣传”的三合一角色，社区就不再是居民共治的空间，而是政权维稳的“最小作战单元”。
今天，是养老金认证；明天，是政治动向报告；后天，就是“非法聚集预警”——这样的社会，距离自由，只会越来越远。
五、舆论包装术：中共如何制造“温情铁笼”
中共对“网格化管理”的舆论操作非常老练。一方面，官方媒体会大量推出“网格员感人故事”，将其塑造为“新时代活雷锋”；另一方面，在各种“政务指数评比”“文明城市测评”中，网格化被当作治理现代化的象征。最终，这套本质为“社会控制系统”的结构，被描绘成“服务型政府”的典范。
这种叙事伪装的结果是：老百姓不仅不觉察被监控，反而感恩戴德。人们逐渐接受一个逻辑——只要有人上门帮我，就算我被登记、被评估、被归档，也是“好事”。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六、结尾：拒绝温情掩盖的极权，守住公民的边界
我们必须警惕：在中共政权手中，每一个制度创新，每一项技术手段，都不会单纯服务于人民，而是首先服务于权力。
“网格化管理”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回退。它并不构建信任，而是在制造监视；它不是真正的关怀，而是一场有组织、有纪律的情感操控。它让权力进入你家厨房、你母亲的手机、你孩子的校外补习班，最后进入你的心中，让你“自愿配合”。
这正是极权最阴冷、最深远的统治术：用温情讲故事，用服务化名控制，用关怀包裹恐惧。
当我们看到一个网格员为老人送卡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人情，更要看到制度。当我们看到网格员帮居民排查隐患时，我们不能只感动于细致，更要警觉于记录。当我们看到政法系统满口“精准服务”，我们更该追问一句：你要精准到哪里？你要管到谁的生活？
社会的自由，不会在一次次“贴心服务”中增长；相反，正是从这类事无巨细的渗透中，一点一点失去。（撰文｜李青委、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