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人民日报在次日头版刊文称，此举“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意在加强党的领导“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
这是继《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工作条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条例》《网络安全工作条例》之后，又一部从“党中央”层面设立的决策性制度文件。表面看是一项内部管理机制的规范化，实质上却释放出极为明确的政治信号：最高权力，正在被制度性地集中于一处——党中央（准确说，是习近平个人）。
集中统一还是极权回潮？
所谓“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非国家宪法设立的正式机构，而是一种游离于法治结构之外、却全面凌驾于行政体系之上的“类专政机构”。条例明确强调：
要“推进党领导下的决策议事协调机制优化设置、规范运行”；
要“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强执行力”；
要“建立统一领导、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机制”。
这意味着，所有涉及国家战略方向、重大政策设计、关键议题落地的事务，都将绕过人大、国务院、司法规制等常规程序，交由一个不具法定身份、却权力无限扩张的“协调机构”拍板定夺。其运行逻辑高度集中、上通中枢、下压基层，不容置疑、不容异议，是一种标准的“政治中枢神经独裁化”工程。
当制度成为权力的遮羞布
此次条例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中共二十大后政治生态剧变的制度延伸。自清零崩塌、社会动荡、国际孤立以来，北京当局愈发强调“统一意志”“中央定于一尊”“听党指挥”。这份条例，正是为此套治理哲学补充的“操作规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条例通篇强调“提升协调效能”“加强任务落实”，却从未提及公民权利、舆论监督、法律边界；
所有政策问题都被简化为执行效率问题，而不是制度正当性或社会回应机制问题。
这正是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将制度工具化，将权力神化，将异议污名化。
在这样的制度逻辑中，任何治理问题的根源都不是“权力太大”，而是“落实不够”。于是，解决之道就不是收权限权，而是继续集中、再造机构、再设指挥部。国家陷入一个权力永远扩张、制度不断迭代、自我监督被彻底废除的恶性循环。
权力的“制度性回流”已成事实
设立“党中央决策协调机构”，实质上是把一切政策议题都纳入“个人—党中央—协调机制”这一极窄路径中，彻底压缩任何形式的横向协调、公众参与与合法辩论空间。今天的“议事协调”，明天就可能变成“密室裁决”。
这背后不仅是对行政体系的不信任，更是对整个政治系统之外任何独立声音的敌意。
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已完成了如下结构性转型：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统治”；
从“党政分设”走向“党控一切”；
从“程序协调”走向“组织战术”；
从“法治建设”走向“条例治国”。
这份条例，不过是把这种现实书面化、文件化，并以“制度名义”永久化。
治理失败掩盖下的组织恐慌
仔细分析这份条例的条文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隐藏的深层焦虑：
条例多次提到“工作任务落实不到位”“协调效能不强”“执行链条不顺”；
这表明，过去两年在疫情、金融、外贸、地方债、外交等重大领域的全面失控，已让最高当局意识到体制“塌陷”的风险；
于是，必须设立一个“能打电话直接管到县委书记”的政治指挥部，以便绕过一切“不服从”的中下层。
这不是制度的进步，而是体制内部信任机制彻底崩坏后的军事化应急治理机制。
历史正在倒退，代价正在转嫁
1975年，毛泽东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架空中共最高领导层，彻底把持政权。2025年的今天，习近平设立“党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制度化自己的指挥中枢。这不是政治创新，而是极权重建。
只不过，今天的中共多了一层“制度化语言”的伪装，更具欺骗性、更有冷静控制的表象。
但本质没变：
权力依然缺乏监督；
决策依然缺乏合法程序；
民众依然被排除于政治之外；
国家机器依然被用于防民、驯民、控民。
写在最后：中共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更大的问题
在这个治理逻辑中，一切失败都可以甩锅给“下级不执行”，一切灾难都可以归咎于“落实不到位”，一切社会不满都可以压制为“负能量”。而党中央，只需要不断出台条例、重设机制、发文开会，就可以继续运转这部合法性已破产的政治机器。
这是一个靠制造条例来制造权力幻象的政权。
它不是在“健全制度”，而是在用制度掩盖制度的坍塌；
它不是在“加强领导”，而是在用领导代替合法性与民意；
它不是在“落实工作”，而是在把治理的失败转嫁为人民的代价。（作者｜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