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專題系列之(二) : 家文化系列】
《中國古代的家庭》篇(二)：古代家庭的家業
【第六集】
家業的營建
家業既是家庭的物質文化基礎，也是構成社會財富的一個因素。
古代家庭，建立和維繫家業，有三個普遍特點：一是絕大多數是“以農為本“;二是“家世傳業”；三是“治業惟勤”的經營之道 。古代的基本職業為士、農、工、商“四民”；所謂“家業”，也不外仕、農、工、商這“四業”。
1、“士”：自戰國、秦、漢以來，我國由貴族政治體制演進為君主專制下的官僚政治體制，形成了“官本位”的社會。士這一群體，多是把經書傳給子孫，以圖世代為官，成為官宦世家。他們是政府官員的來源，也就居於“四民”之首，社會地位優越。西漢的韋賢及其少子，就是靠父祖傳授經書，得以兩代為丞相。以致當時諺雲：“遺子金滿簋（音鬼，盛物器），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對他們來說，上可以做官，“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是極不甘心子弟為農、更不要說淪為工、商了。所以“士之至子常為士”。
2、“農”：我國古代屬於農業社會，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國家以農為本，絕大多數人務農，即使其它職業者，也大都通過購置、經營土地，來建立家業、造福子孫。
古代家庭職業，多相對固定，“家世傳業。”農民子弟雖然可以通過讀書科舉仕進，但對廣大的平民家庭來說，供養一個讀書人是個沉重的負擔；得以科舉仕進者，又只是極少數；經營工、商又屬未業，歷來被人們輕視，還需要一定技藝，大都又要遠離故土，四處奔波 。相比之下，經營農業還相對穩定，土地和生產技術又都是祖傳的，由於聚族而居，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還可依靠族人、鄉親幫助解決。因此，農民大都安土重遷，不願離開世世代代汗水澆灌的土地和故老鄉親，不願改行從事其它職業。“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 。”白居易的這首《朱陳村》，就是對廣大農民這種情況的寫照。 這樣，土地與職業世代相傳，必然使得“農之子常為農”。
3、“工”： 是專業的手工業者， 他們的職業也是相對固定的。首先，這是由於他們賴以為生的技術，多是祖傳，對外絕對保密。同時, 他們可以利用技術和較少的資金，取得較快的收益，不像農民那樣要交一定的地租，而且土地投資較大、週期較長，還要看老天爺的臉色。因此，“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雖也屬末業，但在古人心目中，是高於商的，又不像商那樣冒風險。所以，他們的子孫很少改行，“工之子常為工"。
4、“商”： 屬於末業，倍受歧視，漢代商人再有錢也不許穿錦繡，直到明代，農民家中有一人為商賈者，就不許穿綢、紗。他們多是以家族為單位經營的，經商技能也多是家傳， 而目要改變身份，除非是富商巨賈用錢買官當，不然是很難的。 所以“商之子常為商”。 古代較大的工、商，有些是兼營，如《史記· 貨殖列傳》載：宛地孔氏，以冶鐵業起家，兼營工商，從戰國至秦、漢，世代相傳，成為巨富 。
不過，儘管商為“未業”，但自古以來，“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史記，貨殖列傳》）。達官顯貴也多憑藉特權，經營甚至放高利貸，來謀取暴利。如西漢霍光的兒子霍禹私營屠宰業兼售酒；丞相張禹也是個大商人；唐代一些王子、公主多有開設邸店（貨棧）者；清代寵臣和坤用來經營的資金有8000多萬兩白銀，其家產竟高達8億兩白銀。另一方面，儘管宮吏可以貪贓枉法，廣積家財，但官府皂吏（衙役），雖然地位低下，卻能在鄉裡為非作歹。所以．古人許多家規中都列有“不許子孫充當衙役”一條。
綜上，雖然古代家庭大都以農為本，但為了使家業延續，子孫不致凍餓，也多要求子孫根據自己的情況，“士、農、工、商，各執一 業 ”。明代許雲卿提出：“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蔔，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為非，貧不致失節。”(《許雲村貽謀》 ）清代張履祥更明白地說：“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忮身有餘矣”。 (《楊園訓子語》）所以，不能把以農為本絕對化，建立和延續家業主要靠有常業。
自周代就實行“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變”的“四民不遷＂的國策，管仲治理齊國，要求土農工商，“不可使雜處，士要住在學校一帶，農要靠近田間住，工要遷就官府住， 商要居於市井，以免他們見異思遷，也便於相互薰陶，家世傳業。到了秦、漢特別是宋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職業結構的封閉性有了某些鬆動，但在自然經濟居統治地位和聚族而居的生活條件下，廣大農民家庭以及士、工、商家庭，也大都是家世傳業，依靠世代相傳的職業專長，這是古代家庭建立家業的主要途徑。
【第七集】
家業的治理
古代家庭在家業的經營管理上，不論是務農，還是經營工、商，大都是由家長統率、以“躬勤”為指導思想組織進行的。“躬”是指家長要親歷親為，“勤”是指全家人都要勤勞於家業、家事，都不能怠惰。
廣大的農民家庭，父家長不但直接指揮生產，而自親自參加勞動，由於家長經驗豐富、技藝較強，大都是勞作的主力，婦女、小孩在農忙時也經常參加家業勞動，不過，一般來說，是實行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在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的情況下，生產活動由家長統率，也是必然的；中小地主甚至官僚地主家庭的家長，也大都親自決策經營方針、組織勞動分工、指揮生產，並對各個環節趕行撿查，對勞作者進行督責， 獎懲。這是“躬”字的體現。
古代家庭，不論是農民家庭，還是地主家庭，以及官宦之家，在家業經營中都強調一個“勤”字。由於生產力落後，古代廣大衣民家庭，全家的生產勞動是極其艱苦的。西漢的貢禹說：“農夫父子，曝露中野，不避寒暑，撁（拔）草耙土，手足胼胝。”（《漢書，貢禹傳》）而且“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非死不舍”, (《呂氏春秋，上農篇》）這大約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熙。這祥，廣大農民家庭不能不十分勤勞。
地主、官宦家庭，害怕孩子怠惰驕奢，也都強調勤儉持家。《曾文正公家訓》中說：“無論大家小家，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有的家規規定：“有田之家， 率其佃僕及時耕種，及時耘耨。甯先時，毋後時，仍不時親身董率，勿自家懶惰，委之家人。”對家中經商的，也要求， "或開店，或行商，懼要早起晚睡，不可偷安，＂（于成龍《治家規範》）朱杞廬把治家中“勤之為道”概括為三點：第一要深思遠計，需要早辦的，要預先經理，倉忙行事，就會浪費。第二要晏眠早起，要一天干一天半的活。第三要耐煩吃苦。凡須親自辦的,一定要親自辦，凡須一天辦的，一定要在當天辦完．（《治家格言》 ）有的家長還提出子孫不能吃祖宗老本，要勤苦自立。溫以介《溫氏母訓》中說，“豈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天生一人，自料一人衣祿，若有高低，名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為了自幼培養子女的勤勞習慣，《龐氏家訓》中規定，女子6歲以上每年給10斤棉、1斤麻；8歲以上每年給20斤棉、2斤麻；10歲以上每年給30斤棉、5斤麻。令其紡織．貯存起來準備將來做嫁衣。新媳婦一進門，每年給30斤棉、5斤麻，“俱令親自紡織，不許顧人。”丈夫的麻布衣服都由妻子來做。
古代治家業的“勤”之道，可見一斑。
【第八集】
古代的家族共財制與均分共爨
我國古代的家族共財制，淵源久遠。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就在氏族、家庭公社範圍內實行共財制。西周初期（以及商代），在小宗這個基層宗族組織範圍內的共財，不包括土地本身，但包括土地上的收穫（除去貢賦等祁分）。西周時期小宗宗族內的共財，是與宗子制（即宗族制度下的家長制，宗子為宗族中的大家長）相聯繫的，在家庭內部，財物由家長統攝。其它成員不得私有、擅用財物，要動用，須經家長同意。由於存在著宗法等級制，一般族人佔有、使用的物品,不能超越、高過宗子這位大家長。
春秋戰國時期，在諸侯、卿大夫的兼併戰爭與各國變法中、宗法的宗族制度逐步解體，土地越來越私有化，家族私有的土地也納入了共財的範圍。於是，按家戶徵稅、役的戶籍制度和小家族家庭制度逐漸實行。從此，共財的家族範圍越來越小。不過，分居別籍的父子間，不是共財，而是各私其財，只有同居的父子、兄弟、夫妻才共財。所以，秦、西漢，是古代共財家族範圍最小的時期。
到了東漢，同居共財的家族範圍逐漸擴大，曹魏明帝明令廢除小家族家庭制度，從此，共財的家族範圍又越來越擴大。魏晉至唐、宋，所共之財的範圍也日益擴大。不但田地、房產等不動產包括在內，金銀財寶、家畜以及奴婢童僕（古代奴婢同于資財）也屬於同居家族共財範圍；不但祖傳家產和塚庭經濟（如田地、作坊）中的收入屬於共財範圍，非祖傳家產和家庭成員在家庭以外如做官、受雇傭、經營工商的收入，也被包括在內。而且，不僅數量較大的收入要交給家長，作為全家共同財產；即使數量極小的錢財收入，也不能私有。特別是，唐代又從法律上確認家族共財制，唐律規定：父、祖在，子孫不得別籍異財。此後，宋、元、明、清律也都延襲這一律條。因此，自唐代開始，出現一批累世同居共財的大家族家庭。如河中府永樂姚氏家，自唐、五代至宋，同居共財20余世（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江州德安陳氏，同居共財十幾代，全家3700口(《民國義門陳氏大宗譜》）；浦江鄭氏，全家 1000餘口，同居共財1000多年（《古今圖書集成·家範典》）。如果不遵守同居家族共財制，積蓄私財或私置產業，屬於違犯禮法的行為，要受到家族的懲罰。
宋以後， 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科舉制度的長期實行，同居共財的家族範圍、世代漸趨縮小， 元代法律中把做官所得的俸祿和隨軍所得的財物，都不列為家族共財範圍了，但是， 直到明、清，累世同居共財者仍為數不少。如清光緒年間，僅湖南省五世同居共財的家庭，就有 1229 家。（光緒《湖南通志》）明清的法律，雖對父、祖在，別籍異財的處罰，由唐、 宋的徒刑，減輕為杖刑，但依然堅持家長制下的同居家族共財制。
什麼是“均分共爨”（音篡，意為燒火做飯）？因為既然同居家族財產共有，人人有份，這就必然導致家庭內部，在分配和消費上實行平均主義。平均分配，一是全年家庭經濟收入，年底或年初均分給每個同居家族成員，一般是不論長幼，按人頭均分。隨年齡大小而增減。
一是日用錢物，按時分發。如江州陳氏«義門家法》中規定，按人頭分發衣物。每人每年發頭巾1頂，麻鞋3雙。男子二月發春衣1件，夏季發葛衫1領，秋季發寒衣1套。婦女按人頭平均發脂粉、針花、釵鈿等物。男15歲以下屬於童年，不發頭巾，女子14歲以下，不發釵鈿。此外，對年長老及尊長有照顧，年40以上者與家中尊長另外分給絹 1匹、綿10兩。
一是重大活動的開支，平均分發。
一是送往迎來與家族成員向親戚送禮，也規定定額，一律如此，不多不少。
平均分配的範圍，主要為家庭中的家族成員， 不包括非家族成員的乳娘、奴婢、僕人等。但女子雖出嫁並未離家，以及同居的女婿、 外甥等． 一般也都一律按人頭均分．
家庭經濟的收入，在分配上實行平均王義，在古代不但成為習俗, 往往被列入家規、家訓，同時也受到國家法律的確認，違反均分原則，就構成犯罪。如《唐律》規定，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
共財也必然導致“同爨”（音篡，意為燒火做飯），"同爨" 是用共同的鍋灶一起燒火做飯、同爨而食的意思。就廣大平民家庭來說，分鍋做飯，一般是分家的前兆，或是分了家的標誌。如果不分家，通常都是一個鍋燒火做飯、同桌合食的。因為這樣既可以節約糧食，又可以密切情感和共同在飯桌上商量點兒事情。就富貴的大家族家庭來說，同爨合食，是作為維繫累世同居的 一種手段，更重要的在於它的倫理道德效應和教育意義。
全家族同爨合食, 通常都要等人來齊了才開飯。不僅如此，凡是好吃一點的飯菜，一定“一昧必共＂，人人有份。
除了曰常生活中的會食外，平日不合食的家庭，在年節（有些大家族家庭還在每月初一、十五）以及婚、喪、祭日舉行宴會。此外，一些分居的家族親屬，也有每年定期會食的習俗， 這至少是從周代傳下的。總的來看，古代家庭的會食，主要是為了維系家族情感，會食的文化價值，大於經濟價值。它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和方式，顯示我國傳統的倫理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