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夜，江苏扬州高邮的一处普通住宅门口，警车发动机的轰鸣打破夜色的沉静——人权捍卫者徐秦，刑满出狱了。

可这是自由的开始，还是另一场监控与打压的延续？这个问题，比徐秦本人的命运更令人不安。

一、一位“普通女性”的非常轨迹

徐秦，1962年出生于江苏高邮，曾是体制内供销社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亦是中共党员，后皈依基督教。正如许多走上维权道路的中国人，她的转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体制与现实的缝隙中被一步步推向命运的岔路口。

徐秦是“中国人权观察”前秘书长，也是“玫瑰团队”成员。她曾与知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并肩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直至秦永敏入狱、其妻赵素利“被失踪”后，她成为为数不多仍敢公开发声的人之一。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她的身份，从来不是“普通人”。

二、第一次遭拘捕：2018年的“转折点”

2018年1月31日，徐秦被限制自由。2月9日，在从扬州前往昆山途中被警方带走，理由是“寻衅滋事”。其后罪名不断追加，最终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从刑拘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再到禁止律师会见，再到看守所内部持续羁押，徐秦的第一次刑事遭遇，充分展现了中国司法系统“打压异见”的标准流程：先定性，后程序，最后合法化。

彼时，徐秦已患有严重心脑疾病——包括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甚至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却始终未获保外就医，彰显了司法系统对人权底线的漠视。

三、2021年再遭拘捕：手术后即被带走

2021年11月5日，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久的徐秦，再次从家中被带走。当局没有给出任何合理解释，只是照例抛出政治罪名。

这一次的羁押长达2年半。她被秘密关押于扬州市看守所，身心状态急剧恶化，甚至瘫痪在床，靠人搀扶才能短时行走。她的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在东方医院短暂做的检查，只是形式上的安抚。

长期延审、剥夺医疗、限制会见——这是中国政治案件中最常见的三部曲，也是整个维稳体系的基本“规程”。

四、十二次延期审理与“法律游戏”

徐秦案从2021年底开始审理，至2024年才正式开庭宣判，前后延期审理达十二次，创造了罕见的司法拖延纪录。

2024年3月29日，扬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她不服判决依法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审判，因为判决早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写好。所谓“二审”，不过是形式主义的遮羞布。

此间，徐秦从扬州看守所被转监至南京女子监狱，经历了中国监狱系统最典型的“软消耗”：不断被拖延、被剥夺医疗、被冷处理、被边缘化。

五、一个人权捍卫者的“罪状”，到底是什么？

徐秦所做的事，究竟何罪之有？她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组织民间联署，声援被捕律师余文生，为维权人士徐琳筹款；她声援失踪者，发布倡议书，撰写声明；她面对警方打压仍坚持言说。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这些都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表达行为；在中国，这却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铁证”。

一句话总结她的“罪名”：她说了不该说的话，帮了不该帮的人，坚持了中共政权不愿被提起的“人权”二字。

六、从自由之门走出，却仍处高墙之中

2025年7月11日，徐秦刑满出狱。当晚21点多，被警察“护送”回家，看似是“安全回家”，实则仍在“非正式羁押”的阴影中。

出狱不等于自由，在中国，尤其对异议人士而言，这几乎是常识。门外没有媒体、没有鲜花、没有家属的欢呼，只有监控、只有“维稳”，只有某种不确定的紧张气氛。

出狱后的她，是否会继续被监控、会不会再次“被消失”？没有人知道。

但我们知道，徐秦的命运，是一个信号，是中共体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如何摧毁良知与坚持的样板。

七、中国式“人权”与制度性冷血

徐秦的四年，不仅是一个人被剥夺自由的过程，更是制度性惩罚机制的全景再现。她不是个案，而是整个体制如何清除“异类”的标准模板。

在这个体系中，“人权”三个字，不是对人的关怀，而是对政权的挑战；

“疾病”不是保外的理由，而是威慑手段；

“审判”不是公正的伸张，而是打压的仪式。

一个信仰者、异议者、老年女性、病患维权者，可以被体系持续碾压多年，只因为她说了真话，坚持正义。

八、尾声：光未至，愿未灭

徐秦出狱，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路的开始。她的经历提醒我们，在一个极权体制下，坚持人权，是一种高危职业。

但也正是因为有徐秦这样的人，世界才记得：中国还有人站着说话；体制之外，还有声音未灭。

这是她的胜利——一个即使被污蔑、被囚禁、被病痛吞噬，依然坚持信念、未改初衷的公民个体。

也是我们共同的呼唤——当人权沦为罪名，法律沦为工具，唯有公开、记录与发声，才是我们面对黑暗最坚实的回应。

后记：

此稿件由《今日质疑》独立采编，全文基于徐秦案公开资料、律师信息、人权组织发布内容及媒体梳理。徐秦女士的经历，亦是当代中国维权者群像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