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央指导组全体亮相”，在新华社的文字里被包装成“深入贯彻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教育督导”。但在真正理解中共政治运行的人眼中，这不过是一场披着制度外衣的政治演出。11个组、28个地方和单位、11位组长无一例外都是早已退居二线的老政客、旧纪委、落任书记的集合。他们不再是中共体制的“审查者”，而是习近平这场家天下稳定秀里的“守陵人”。

习近平政权之所以要反复地组织“巡视”“督导”“指导”，并非为了纠偏制度，而是为了在日益集权的权力机器中重申一种“忠诚秩序”。换句话说，这些指导组不是来纠错的，是来立威的。他们的目标不在于揭示腐败真相，而是“挑刺性查摆”任何不听话、不紧跟的机构与干部，最终把权力的焦点收拢到习近平一人之身。

看看这份名单：

李锦斌、徐令义、刘家义、车俊、傅自应、刘赐贵……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中共地方一线省部级官员的“回炉再就业”；而他们的新使命，不是建设，而是“监看”：监看基层是否忠诚，是否服从，是否把“两个确立”挂在嘴边，是否对“核心”保持足够的热情。

这一机制本质上是“家奴制度”的制度化：习近平不信任任何自动运转的政治程序，也不愿给下级真正的自主决策空间。他需要的是表忠官、敲山人和监视哨。他们的职责不是发现问题，而是汇报“谁是问题”。

从巡视制度的表面看，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度反腐的延续，但本质早已蜕变为一种政治忠诚考察工具。这种考察，并非基于法律与程序，而是基于个人效忠程度与表态积极性。换言之，只要你“站稳队、喊对口号”，哪怕你曾是窝案核心、旧案缠身，也可以成为“指导组”里的一员。

傅自应曾任澳门中联办主任，在港澳治理中争议不断，如今却被派驻体育总局与经济日报；刘赐贵卸任海南后“复出”巡视工商银行与中投公司；张裔炯与统战体系关系密切，却负责检查人大与大学的“八项规定学习”情况。这些人的任命毫无专业对口逻辑，只看一条：政治可靠，肯听话，能立威。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巡视组”往往成了政治斗争的掩体。一旦一个地方或单位出现“政治站位不高”“落实不力”之类含糊其辞的措辞，就足以为清洗和打压制造正当理由。而这种清洗手段，从来不受制于法律、程序与人民监督。

习近平治下的所谓“反腐”，最终变成了一场“只反异己、不反家臣”的自我巩固。指导组不是制度防线，而是制度虚伪的证明。

中央派出指导组看似遍布全国实权部门与高校系统，实则透露出的是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全感。在内部高度不信任、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习近平通过这类“巡视”机制强化对党内人事的掌控，实质上是对整个体制运转逻辑的破坏。他摧毁的不只是官员的独立性，也是制度本应有的制衡性。

而这一切，最后都以“学习八项规定”的名义展开。讽刺的是，八项规定本是反形式主义的工具，如今却成为最典型的形式主义操作掩体：文件精美、动作繁复、过程隆重、结果空洞。

归根结底，这些老政客的“复出”并非带来什么“清廉效应”，而只是习近平家天下机制下的一次制度装饰。巡视不再是监督，而是掌控；不是纠偏，而是排异。

当权力只服务于“核心意志”，当监察只指向“政治不忠”，当制度只剩下“服从表演”，那么真正需要被巡视和问责的，就不仅仅是某个省、某个单位，而是整个这个已经蜕变为“黑帮家天下”的中共统治模式本身。（撰文｜吴京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