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日，一个原本平静无事的日子，却因为一条人权噩耗再次刺痛公众良知。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的维权人士陶红，在被“强迫失踪”将近三年、检察院已决定不起诉之后，依然被继续非法关押在一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司法手续、没有人身自由的“黑监狱”中。

而这所“黑监狱”，竟然就坐落在她原本的家中。这个昔日的生活场所，如今成了一个法外的牢笼。

被消失的三年：没有控罪，却失去自由

陶红，原为张家港市城北街道范庄村一名基层工作者，自2010年起因家屋被强拆走上维权之路。她的命运也从那一刻起，被彻底改变。

2022年9月9日，陶红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她没有接受任何正式传唤，也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她不是嫌疑人，不是被告，更不是罪犯。她只是一个被剥夺了声音的维权公民。自那天起，她被长期软禁在张家港市杨舍镇长泾路一处拆迁临时安置房中，表面是“安置”，实则是“囚禁”。

每天有十多名身份不明的看守人员分三班倒轮岗监视她，陶红所有通讯设备被没收，房屋内既无电视，也无电脑，断绝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送饭的丈夫也只能将饭菜交由看守人员，无法见到自己的妻子。

三年，在没有任何指控的前提下，在没有任何审判的程序中，在没有任何罪名成立的事实下，陶红被彻底从法律体系和社会结构中“抹除”。

检察院不起诉，为何仍不放人？

近日，检察机关已决定对陶红“不起诉”。照理说，这意味着此前公安机关对她的控制行为缺乏法律支撑。一个公民，在被关押多年后，已获不起诉处理，理应立即恢复自由。

然而，陶红的现实是：她依旧无法离开“黑监狱”。她的家仍旧被控制，她的人身自由依旧被剥夺，亲人依旧无法探视。这不仅是对不起诉决定的公然藐视，更是对宪法和法律底线的赤裸践踏。

如果连检察院决定都无法让一个普通人获得自由，那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法治社会？

十年维权，十年报复：陶红的抗争史

陶红的问题，始于一场非法征地拆迁。2010年，张家港市政府将城北街道范庄村纳入拆迁计划，但始终未能提供江苏省政府的批文。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拆迁强行推进。陶红作为合法房屋的拥有者，拒绝签字。

2012年，她的房屋终被强拆。虽然法院罕见地裁定政府行为违法，但并未支持其恢复原状的诉求。这是一种典型的“胜诉即失败”：表面上法律胜利，实则权利得不到任何实质性救济。

更荒谬的是，2020年4月16日，陶红婆婆的民宅又遭突袭式拆除。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员在地方干部钱得栋、杨国忠带领下，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暴力强拆，未见任何法律手续。

十多年里，陶红的控诉未获回音，她的房屋被毁，生活被侵蚀，最终连人身自由都被彻底剥夺。

“黑监狱”合法化？一个国家的法治羞耻

陶红不是个案，她只是千千万万被消声、被“维稳”的中国访民之一。

所谓“黑监狱”，即不设于公安看守所、未由司法机关立案，通常由政府雇佣的人员以“维稳”名义软禁上访者的非法场所。这种现象在中国各地屡见不鲜，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却屡禁不绝。

陶红的“黑监狱”由公安直接主导，派人全天候监控，甚至将她的丈夫、亲友隔绝在外。这种做法不仅违背《宪法》第三十七条关于人身自由的保障，也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关于非法羁押赔偿的条款相悖。

但在地方维稳逻辑中，人权从来不是优先事项。稳定压倒一切，不惜代价。

谁应负责？从街道到政法系统的权力链条

陶红的遭遇，不可能是孤立行为。在她被关押的背后，是一个权力链条的默许甚至操作。

街道干部指挥强拆，公安系统组织看押，检察院纵容拖延，法院坐视无为，信访系统充当屏障。整个政法体系成为了打压公民的协同机制。

而今，检察院虽决定不起诉，却并未明确要求警方释放陶红。公安方面也未受到任何问责。这种“责任真空”正是制度黑箱的写照：谁都在行使权力，谁也不需要承担后果。

舆论呼吁：立即释放陶红，还其人身自由！

根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张家港当局对陶红的做法已构成非法羁押，应立即释放并依法赔偿，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个制约地方政府滥权的机制。不能再让“维稳”成为对公民权利为所欲为的挡箭牌，不能再让“黑监狱”在阳光下存活，更不能让“法治”两个字成为装饰用语。

陶红的命运，是对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一次严峻拷问。我们必须发问：一个连“不起诉”都无法还人自由的体制，究竟在保护谁？又在防范谁？（撰文｜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