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4日，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签发了一份《查封（扣押）决定书》，落款鲜红的公章，把一位内地艺术工作者郭珍明的全部拍摄设备和素材，连同他的创作自由，一同没收。

理由很简单——也是荒唐到极致的——“擅自摄制电影”。

在这个国家，什么是“电影”？法律的定义很模糊，执法的手更是无限延伸。哪怕是一个艺术家的独立影像记录，只要触碰了中共的敏感神经，它就能把你划入“违法”的笼子里。

郭珍明的镜头，拍的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音乐和文化——那些被当局刻意边缘化、在宣传片里被涂抹成符号的真实声音。

于是，这场针对个人艺术创作的查封行动，就这样在新疆发生，并迅速延伸到网络封锁、舆论噤声。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执法，而是一套早已运行多年的文化管控机制的又一次精准打击。

事件经过：从查封到起诉

郭珍明的案件有着清晰的时间线：

• 2025年2月24日

  乌鲁木齐市文旅局认定郭珍明“未经许可摄制电影”，作出查封扣押决定。

  处罚内容包括：罚款75,000元，没收全部拍摄设备与素材。

• 查封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雅安东街某大厦2314号。

  官方理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 查封期限

  从2025年2月24日至2025年3月25日。执法人员现场签字，附加物品清单。

• 2025年8月8日

  郭珍明向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及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质疑处罚违法。

  法院当天立案，并向其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2025）新0105行初195号。

两份官方文件，证明这并非“传言”或“误会”，而是有案号、有处罚、有诉讼的真实案件。

人物背景：一个艺术家的多重身份

郭珍明，1980年生于湖南邵阳，200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获得云南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

2007年至2009年，他曾任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讲师，之后辞职，以自由职业者身份活跃在北京与乌鲁木齐之间，从事艺术创作、摄影、策展。

他的作品主题跨度很大，但始终有一个内核：记录真实的人与社会。

他曾关注“铁链女事件”，发声反对人身买卖与性别暴力；也曾在“白纸运动”期间公开支持年轻一代的抗争，2023年11月因此被行政拘留15日。

郭珍明与新疆的渊源更深：他不仅生活过多年，还对维吾尔族的民间音乐和文化有着长期的采录兴趣。他的镜头并不华丽，却直击真实，这恰恰是中共最害怕的东西。

制度对撞：法律的保护与法律的反噬

1. 立法初衷

2017年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立法目的本应是“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鼓励多元创作、保护创作者权益。

然而，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许可不得摄制电影”，在实践中被行政机关扩大解释。

2. 执法现实

在郭珍明案中，当局直接将个人的纪录片拍摄定性为“摄制电影”，并以此为由查封、罚款、没收。

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律反噬”——原本用来保障文化多样性的法律，被反过来当作打压文化表达的工具。

3. 国际对比

在自由社会，纪录片创作是公民表达的一部分，受宪法言论自由保护。

而在中国，法律条款可以随时被权力机关解释成限制令，尤其在新疆这样的高压地区，任何涉及少数民族真实生活的镜头，都可能被扣上“政治风险”的帽子。

文化界与法律界反应

此案一出，法律界有人指出，这可能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例因个人拍摄被处罚的案例，具有极强的标志性。

文化界则担忧，这将形成寒蝉效应——独立纪录片创作者、民间文化记录者、甚至普通摄影爱好者，都可能因为一个模糊的定义而被查封、罚款。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艺术评论人说：

“郭珍明的遭遇，意味着艺术创作在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灰色地带。连记录一首民歌，都需要政治审批，这是一种文化死刑。”

被判刑的，不只是一个人

郭珍明案，不只是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劫难，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又一次塌陷。

在这样的制度下，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庸，文化成了政治的奴隶，真实成了禁忌的代名词。

如果一个人用镜头记录民歌都要付出被查封、被罚款、被封杀的代价，那么下一个被判刑的，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拿起手机的人。

郭珍明的案件，正在提醒所有人：中共的文化管控不是在保护文化，而是在扼杀文化；它的目标，不是让人们歌唱，而是让人们闭嘴。

作者：顾行真

2025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