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贪腐成了人人喊打的社会公敌，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更根本、更隐秘的问题：腐败只是分赃链条的最低端。而真正的利益掌控者，是一个又一个红色家族——他们通过权力世袭、资源垄断、国资洗白、特权福利制度和系统性贪腐，共同构建起一个吞噬公共资源、剥夺民众权利的“红色共谋体”。

从“红二代”到“太子党”，从“央企圈”到“军工系”，从“家族金融”到“白手套帝国”，红色统治阶层早已完成了政权、资源与财富的私有化。而这些并不是“制度漏洞”，而是制度本身。

一、红色王朝的接力棒：权力家族化的系统运行

中国的政治权力，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获得，而是通过血统传承巩固。中共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封闭的权贵等级系统——一个带有种姓制度性质的家族分封体。

“镇长的父亲是县长，将军的儿子是将军。” 这不是偶然，而是权力世袭的常态。在不少地方，“一家五口五官员，三代六人握实权”的现象司空见惯。调研显示，仅一个地级市，便有数十个政治“家族”控制了当地党政军警司法、财政金融、土地资源、教育医疗等核心部门。

2016年工商银行巡视报告揭示，691名总行干部中，配偶子女240人也在系统内任职，构成显性“权力亲缘链”。而媒体、检察、审计、组织等被视为“敏感口”的单位，则几乎全为“圈内人”把持。

而最高层更是如此。中共“八大家族”——邓家、陈家、李家、叶家、杨家、薄家、习家、江家，构成了实际的统治核心。他们之间通婚、联姻、共治，将一个党政系统变成了“红色贵族局”。

当今体制不仅默认这种接班制，还以“红色基因”“家风传承”予以合法化包装。这不是精英政治，而是精英垄断。底层民众连“起跑线”都未见，就已被剥夺了进场资格。

二、习近平家族：最成功的权力世袭样板

习近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的延续。其父习仲勋曾是“八大元老”之一，早在1980年代便提出“红色血统”应接班，其子女在党政军商全面开花，是典型的“红色帝国核心家庭”。

据《纽约时报》调查，早在2012年前后，习近平家族通过亲属及代持人控制的企业，已持有数亿美元资产。这些资产遍布香港、深圳、新疆、山西、北京等地，涵盖能源、地产、矿产、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堪称“跨行业超级财团”。

其姐姐齐桥桥及姐夫邓家贵被曝参与众多“隐形投资”，其中包括中影集团、远光软件、博雅互动、紫金矿业等上市公司。其姐夫一度以“顾问”名义插手地方大型基建项目，并多次通过离岸公司进行资产转移。

另有资料显示，习家亲属曾在中铁建、中化集团、华润、国家电网等“超级央企”中拥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甚至通过“壳公司”与香港、澳门等地的财团合作分利。

为何外界鲜少听到这些名字？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已被用来为习家“维稳”——删帖、封号、封锁新闻、跨境抓捕。2012年薄熙来倒台之后，习近平以“反腐”之名全面打击政治对手，却在默默为自己的家族清障。

“打虎”是清场，“反腐”是集权，“依法治国”是垄断话语权。在一场场“清廉秀”背后，真正的红色分赃正在悄然完成。

三、资源家族化：红色精英的财富再生产

红色家族不仅掌控权力，还控制着最核心的资源命脉。

能源、电信、金融、交通、烟草、军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命脉行业，几乎无一不被权贵圈垄断。国企高管动辄“副部级”，其权力远超省长。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背后都有“背景”——不是专业能力，而是“谁家的人”。

以中国石油为例：表面是中央企业，实则是“红色权贵提款机”。多年亏损，靠国家补贴续命，而高管年薪动辄百万，内部消费奢华，亲属关系盘根错节。某“二代”公开炫耀：“我家只做两件事，控股和转股。”

据民间学者估算，中国前500位“隐形权贵”的家族资产至少达数十万亿人民币。而普通百姓在“高房价+低工资+高税负”的三重压迫下，连安身立命都成问题。

这不仅是财富不均，更是制度性资源掠夺。所谓“先富带后富”，不过是“红色先富，永不带富”。

四、国资私转：赤裸裸的利益输送机制

最恶劣的掠夺方式，莫过于“以权谋资”——将国有资产低价转让给特定家族或其代理人。

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改革。当时，大量央企、地方国企被以极低价格“拍卖”或“重组”，实际买家多为权贵家属或其白手套。这种交易表面合法，实则是公开的权力寻租。

典型案例包括：

• 原政法系统高官家属，通过司法拍卖平台，以1%市价“接盘”黄金地段资产；

• 某军工集团改制后，董事长亲属设立“咨询公司”，控股新企业股权；

• 金融控股公司“合伙人”皆为某部副部长亲属，成立三年即坐拥百亿资本。

这些操作往往有高度隐蔽性，通过多层代持、离岸公司、信托账户完成洗钱。而金融监管部门形同虚设，反而为其“保驾护航”。

所谓“市场化改革”，最终沦为“内部人控制”，全民资源变成了红色贵族的“原始积累机器”。

五、特权福利：等级制度的硬件基础

如果说财富和权力是看得见的分赃成果，那么隐形的“制度特权”则是更根深蒂固的统治工具。

中国从未实现真正的社会福利平权。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金、就业等核心资源，全部按照“级别”进行分配。你是什么官，你就拥有什么资源；你不是官，那你就是纳税者、负债人、隐形奴隶。

以医疗为例：国家干部享有专属医院、药品、专家号；普通百姓则因挂不到号而排队死去。再看教育：高干子女有“子弟校”“部属附中”，平民家庭寒窗苦读十年却连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拿不到。

“官本位”体制所支撑的福利等级，早已超越经济范畴，成为社会分层的根基。真正的“特权阶层”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体制身份”——而这种身份，是封闭继承制的产物。

六、贪腐与反腐：一体两面的政治工具

最后一环，是人们最熟悉、却最容易被误导的“贪腐”。

贪腐不是意外，而是体制内部的“润滑剂”。在任命制为核心的中共政治机制下，干部升迁靠“效忠”，效忠靠“利益”。没有利益输送，便无法维持权力链条的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反腐”只能打掉个别政治敌人，而从未真正撼动体制根基。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周永康……哪个不是“红色家族”？他们倒下，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不再听话。

而那些真正坐拥权钱帝国的“核心家族”则稳如泰山。因为他们不是体制的敌人，而是体制本身。只要不威胁“核心利益”，就可以继续“干净地分赃”。

真相揭底：制度性分赃体制下的命运牢笼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强人统治”国家，而是一个由红色家族组成的“特权共治体”。

这个结构不是官僚腐败，也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权贵寡头政治的中国式版本。其基础不是自由市场，也不是人民主权，而是血统、特权、资源垄断与恐惧维稳。

习近平家族并不是这个体系的例外，而是它的巅峰。反腐是清洗对手，改革是圈占利益，维稳是防民之口。人民始终是这场分赃游戏的局外人，却要为其成本埋单。

正如鲁迅所说：“吃人的礼教尚可识破，吃人的制度却最难撼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套无法被质疑、不可被挑战的“红色制度性分赃体系”。（（撰文｜刘辉、梅岭）